[边城]爱情悲剧成因述评

第１６卷第２期２００６年３月

长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１６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０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９０７（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５０—０５

《边城》爱情悲剧成因述评

周纪焕

（衢州学院教育系，浙江衢州

３２４０００）

摘要：近十年来，随着“沈从文研究”、“《边城》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边城》爱情悲剧性

原因的关注和探讨也十分热烈，多有创新。这方面的观点经过梳理可归纳为孤独说、误会说、天命说、义利冲突说、本能与道德冲突说、文化冲突说、恋父情结说、主动选择说和寻找平衡说等九种。

关键词：《边城》；爱情悲剧；成因；述评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雨交加的晚上带着深深的失望孤独地死去。在“茶

峒人”意识深处地位颇高的船总顺顺，如意算盘是大儿子娶翠翠，二儿子迎团总的女儿，现实中，天保死了，傩送离家出走，他最终孤独于众人中。代老船夫看管渡船的那个老友杨马兵仍然孑然一身，身边更是连一只黄狗都没有。

年轻人似乎完全遗传了父辈的孤独基因，无力改变自己孤独的生存状态。《边城》的中心人物孤儿翠翠，其内心的孤独是最深沉的。爷爷尽管将她视若掌上明珠，精心安排着她的未来，她却独守着自己心中的秘密；面对自己所爱的傩送，她也不能敞开心扉。天保以翠翠为理想的妻子，但并不去了解她的心愿。傩送爱着翠翠，但他对翠翠和爷爷的心思无法把握，在中寨人提亲以碾房相诱、父亲相逼下，他作出孤独地离家出走的选择。大老二老兄弟之间也缺乏心灵的沟通，不知对方都同时爱着翠翠，天保因走“车路”不成，而走“马路”，又不是弟弟傩送的对手，只能孤独地随船远行，最终出现“水鸭子被淹坏”的离奇结局。“茶峒人”之间是如此隔膜，无论亲人、朋友、乡亲，各自只能在孤独中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

孤独说揭开笼罩在边民身上的那层美好、善良的人性薄纱，裸露出他们的人格缺陷。而且，从边民的生存状态和作者的创作心理两个层面分析了造成边城人身上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的原因：一是

《边城》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享誉中外的小说名作，自刊行至今七十余年，伴随着“沈从文研究”、“《边城》研究”的热潮，《边城》爱情悲剧性的原因时常被人们关注和提及，且多有创见。下面就近十年来沈从文研究者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边城》爱情悲剧原因的分析和探讨加以梳理、归纳，从而使读者对这部作品有更好的把握和理解。

１孤独说

这一说法首先要追溯到刘西渭，他认为“作者

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这种悲哀，不仅仅在于情节的演进，而是在于带在人物的气质里”，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命运影

［１］

罩他们的生存”。这种“带在人物的气质里”、“影罩他们的生存”的因素就是“孤独”。新时期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从作品的人物关系着手，发展、深化了刘西渭的基本判断，“《边城》中的芸芸众生没

［２］

有谁不处于十分孤独的境地”，正是“‘茶峒人’

［３］６４孤独的生存状态使悲剧一个个地上演”。

小说中老一辈人，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均处在孤独之中。老船夫尽管十分疼爱孙女翠翠，却

并不了解她的心事；在翠翠的婚事上，因为没有交流、沟通，与二老父子的心理距离拉大了，导致了傩送的埋怨，顺顺的疑心，最终，老船夫在一个雷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５－２５

作者简介：周纪焕（１９６１－），男，浙江省江山市人，衢州学院教育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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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点，它注定“茶峒”无法成为主流话语注目的中心，又使它无法退居到与世无牵、自得其乐的世外桃源去，而只能在孤寂中静待命运的摆布；二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在经济文化上

的滞后，使人们的心理趋于封闭，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异常疑惧的心理；三是因为沈从文家庭出身以及富于传奇性的个人经历所形成的孤独、敏感的性格因素的融入和观照［３］６４－６５。分析丝丝入扣，结论水到渠成，令人信服。这是造成《边城》爱情悲剧的内因。

这种“误会”说在一些论者看来与“偶然”、“不凑巧”是一致的，其实前者更多与边城人的内心孤独造成当事人之间没有真诚的沟通和理解有关，后者实质上寄予的是无奈的命运感和天命思想。

３天命说

对于《边城》的悲剧因由，沈从文自己也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他在《水云》中关于《边城》的表述是这样解释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

［７］剧。”许多论者正是从这里发现了《边城》故事的

２误会说

许多论者紧紧抓住小说文本中“但不知怎的，老船夫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处，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一点误会”之“误会”这一关键字

眼，作为解开翠翠和傩送爱情悲剧的机枢。唐弢主编的文学史就认为这故事的悲剧“皆由偶然与误会

［４］

所生”。王俊峰也觉得“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是由于双方及其相关人之间的误会、赌气等因素造成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了双方及其相关

［５］８４

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小说中，因为这种“误会”，老船夫被顺顺父子多次误解以至冷淡，使他经常处于令人不平的尴尬境地。天保让老船夫难堪，主要是因为老船夫把给翠翠唱歌的人“张冠李戴”了，使他无地自容；顺顺、傩送给老船夫吃闭门羹，是因为他们觉得家里所发生的不幸，与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老船夫愈是想探究出结果，愈是受到顺顺父子的误会和冷眼。翠翠与二老初次见面时发生了小口角，她劝阻狗不要叫时本意是“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二老却误以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乱叫。后来翠翠误认为是二老爱上了团总的女儿，二老误以为是她爷爷弄死了自己的哥哥天保而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她。

因为“误会”而造成人事上的阴阳差错、悲欢离合，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比比皆是。“误会”说揭开了造成《边城》爱情悲剧的外因，但有违当时的创作背景和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沈从文把翠翠和傩送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很显然是想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因此，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曾不被读者完全理解是心存不满的，他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

［６］

痛也忽略了。”

悲剧性———“不凑巧”，也即偶然性。

这种“善”的“不凑巧”在《边城》中表现得很突出，它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不但操纵着老船夫，也控制着其他人。老船夫在看出了孙女的心思变化之后，为了让翠翠不至于在自己死后没有着落，更为了避免重演女儿的悲剧，决定让孙女选择自己的幸福。没有想到的是，他“凑巧”弄巧成拙，张冠李戴地把唱软翠翠心的傩送当成了天保。翠翠深爱着傩送，可顺顺偏偏派人来为天保作媒。傩送深爱着翠翠，却不曾想团总以一座碾坊为嫁妆替自己的女儿提亲。傩送为翠翠唱了一夜情歌，偏偏翠翠睡着了。天保眼看爱情无望，就把机会让给弟弟，自己坐船离开家，却又在并不凶险的茨滩送了命……这一个个凑巧交织着，给这美丽的爱情平添了异数，善之树却开出了恶之花。

论者透过故事表面的种种“不凑巧”，看到了偶然的必然性因素，即天命思想这只无形大手的拨动。它在深层次上反映出“边城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只能消极地顺应；面对人事的不幸，他们只得默默地把悲伤深埋心底，把一切都归因于“天意”。同时，小说中弥漫着的天命思想，“与沈从

［８］

文的‘宿命论’、‘不可知论’有直接的关联”。“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作者的创作初衷，但“好象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

［９］

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故事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向着悲剧方向发展。

黄庆山则从《边城》的创作过程入手，认为沈从文在创作《边城》的中间，曾因探望重病在身的母亲而返回阔别已久的故土湘西，看到了曾经美好、恬静的“湘西世界”已被现代文明冲击得荡然无存，他所要着力表现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已呈现堕落趋势，这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边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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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后半部分章节，包括故事所有的悲剧安排，是沈从文从湘西返回北平后续写的，这样，“在沈从文的灵魂深处，除却那些对于个体生命存在之无常之无奈的思想因子外，又融入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内容———对于群体生命存在之无常之无奈的思想因子”。“群体生命存在之无常之无奈的悲悯与痛苦，

［１０］亦潜在地决定了他将《边城》故事安排成为悲剧”，

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他在儿子婚姻的安排上，其

实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准备让大老娶翠翠，让二老娶团总的女儿，从而“渡船”与“碾坊”兼得。龙舟竞赛时，团总的女儿被安排在顺顺家“当中窗口”最好的地方，可见重心已倾向碾坊一边。丁兴标认为二老面对碾坊和渡船的选择，实则是对金钱和爱情的选择［１４］。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分析，认为“碾坊”不是导致爱情悲剧的决定因素［５］８３。因为不管是傩送还是天保，他们都宁愿选择渡船而不选择碾坊，如傩送面对父亲在与团总女儿婚事上的逼迫就说：“爸爸，你以为这件事为你，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得一只渡船，因为我的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边城》人物对待金钱的矛盾态度，恰恰反映了作者面对现代工业文明侵入湘西社会的清醒、痛苦和无奈的情感。义利冲突说是对误会说和天命说的反拨。

也就是说是“湘西世界”的社会现实迫使作者理性地把故事处理成悲剧。无论是从《边城》的创作过程看，还是从作品的主题分析，这一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４义利冲突说

许多研究者认为翠翠和傩送爱情悲剧的根源，并不全出于“偶然”、“不凑巧”，而在于“碾坊”和“渡船”的矛盾，即义与利之间的较量。“碾坊”所代表的金钱关系对边城人生活具有巨大的主宰作用，边城人在“义”与“利”的取舍上表现出很强的功利色彩。

凌宇认为“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是人物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矛盾”。这种现实的阻碍就是“物化的人格力量”的碾坊，“在它的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就因这一较为“隐蔽”的物化人格力量“结合着人生中的‘偶然’与人心的隔膜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以至彻底地摧毁了老船工生命的航船”。翠翠父母当年的爱情悲剧，“无论哪种

［１１］

情况，都反映着封建宗法关系的制约”。凌宇的分析涉及到命运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因素。黄修己在他主编的文学史中，从民族性和当代性出发，对凌宇的观点有所发展。他认为“原始的民族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在一起，而金钱关系也必定冲击着原来相对封闭的民族生存环境和人们的心灵”，“翠翠和傩送爱情悲剧的根源正在于原始的、纯真的民族道德观念，包括爱情婚姻传统观念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这里边不仅存在封建宗法关系，而且资本主，因而“民族古老传统受冲击义关系正渐渐侵入”［１２］

正急剧销蚀、崩溃”。

“在《边城》里，事变并非全出于李黎雁指出：‘偶然’，在‘偶然’中可以隐约看出社会心理的必

然，答案深藏于老船工这一人物心理内容的揭示

［１３］

中。”因为碾坊，老船夫第一次对翠翠的婚事缺少了应有的自信，而且直接影响了他的行动。在翠翠的婚姻问题上，他总是不断地试探而不敢采取直接的行动，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集中代表了边城人重“义”轻“利”的美好品格的船总顺顺是作家

５本能与道德冲突说

羊益新从沈从文理想的人性模式分析入手，从创作心理学的层面揭示了《边城》的悲剧是因为生命的本真与道德规范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１５］。《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人性的一种形象化的演绎，因为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他创作《边城》的目的所在，而“优美健康自然”的真正内涵，是人的生存既要保持其原始生命的本能活力，又必须被道德的光辉所照耀，即把生命的本真与道德规范糅合在一起。作者的憧憬是美丽而诱人的，但却缺少其现实性与可能性。因为无论怎样的道德规范对人的本能都是一种制约或压抑，两者的结合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便构成了人物命运的悲剧基因。为完成创作意图，作者在对人物品性做了充分的美化后，不得不忍痛牺牲他们的幸福，对人物的命运作悲剧性描写，从而发出一种宗教似的召唤，同时，也只有在这种悲剧性的描写中，作者所赞美的理想的人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一说法，是义利冲突说的深化，它从社会学的分析转入到对人生的形而上思考，进入到生命的本真状态，促使人们从边城人的人生形式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６文化冲突说

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对《边城》的悲剧原因作了探讨，其基本依据就是作品所描写的苗族的习俗和苗汉两族不同的择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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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指出“《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１６］。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一些。从故事文本的

描写看，杨马兵和翠翠的父亲都列身军籍，驻扎在城里；爷爷没有从军记录，他和女儿，也就是翠翠的母亲住在城外。《边城》用大量篇幅描绘了端午节赛龙舟、捉鸭子、对歌等苗族习俗，被誉为“东方风俗的文学化石”。所有这些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的风俗描绘中，展示了湘西文化的特征，湘西独特的人生态度，制造出一种惟湘西才有的文化氛围。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大老二老通过唱歌竞争爱情。对歌求爱不为苗族所独有，但在苗族中“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最盛行。老船夫说：

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二老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明媒正娶谓走“车路”，是中国（汉族）传统的婚嫁方式，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男女对歌定终身谓走“马路”，是少数民族（苗族）的择偶方式，做长辈的较尊重儿女的意见，对于嫁娶对象，不太注重身份、钱财，更注重爱情的价值，更富浪漫情趣。

翠翠是在父母的歌声中唱出来的，在爱情的选择上，不免重蹈她母亲的覆辙。“是什么禁忌使年轻人因轻率造成的过失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异族婚姻使然$种族歧视使翠翠父母的婚姻面临巨大的压力，

［１７］

这是他们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

的恋父情结造成的，这是“一个在恋父必然性支配

［１８］

下关于情爱的偶然性悲剧”。而翠翠的“恋父”是中国式的，它超出了弗洛伊德所论的人与生俱来的乱伦天性，它是后天在孤独的生存依赖中形成的自然结果。这一论断是大胆的，分析既切合中国国情，又合乎文本的描叙，是合理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拓展了《边城》悲剧成因研究的广度。

《边城》以翠翠为轴心，故事是由三个男人（祖父、天保、傩送）与一个女人（翠翠）结构而成。就老人而言，他给翠翠的是一种父辈对子女的挚爱；然而翠翠却只是十几岁不谙事的小女孩，在没有大套封建伦理道德渲染的环境中，爱祖父是出于一种依存中的本性。这种爱，一方面是对长辈的爱戴，另一方面则夹杂着十分隐秘的、她自己也说不清的情感，这就是“恋父”情结。翠翠对异性的情爱意识是极其朦胧模糊的，既不自主也不自觉。翠翠由于爱上祖父而不自知，当异于祖父的更具诱惑力的男性出现时，必将处于恋父与正当情爱的对立冲突之中。与傩送对立的天保，是祖父年轻的象征。由于更富有生机活力的傩送已对祖父的天然生存状态进行了挑战，与祖父气质相近的天保，自然也不会引起她的注意。在翠翠的潜意识里，恋父是一种痛苦的经验，她是极力想摆脱的。因而，在对天保的态度中实现了对祖父的逃避，天保的死是翠翠潜在“毁父”情感的一次宣泄。

面对着恋父与爱傩送的感情冲突，翠翠固守了内在的完满性，对两种对立情感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也就铸成了她的情爱悲剧：既不能抛舍祖父又无法忘怀傩送，于是注定只能在孤寂的梦乡中结束对傩送的爱。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无疑也是“异族婚姻使然”。

文化冲突说揭示了《边城》爱情悲剧的某些事实，但没有穷尽事实。茶峒城苗汉杂居已有几百年，其间尽管有冲突，但也有融合与发展，而后者应是主旋律，苗汉之间的通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沈从文身上的苗族血统就是明证。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不完全是“异族婚姻使然”，更在于“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父亲的两难选择所致。老船夫对天保求婚方式“车路”“马路”的任其选择，也恰恰说明老船夫的开明，说明苗汉通婚的无障碍。因此，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说明翠翠爱情悲剧的成因，显得勉强。

８主动选择说

陈燕从《边城》的结构分析入手，认为《边城》固守农业文明的宁静、牧歌似的爱情与寻找自我、接受商业文明的洗礼是作品的另一条矛盾冲突主线。翠翠爱情中的两个男主角天保和傩送从小就被父亲派遣“各处旅行”，“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这在他们的心里从小就埋下了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商业化种子。他们在遇到难以抉择的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乘船外出做生意来逃避在农业文明的守成不变中无法规避的种种问题。因此傩送才宁愿不要象征着农业文明成就的新碾坊作陪嫁的团总的女儿，过一种旱涝保收的生活，而喜欢一个撑渡船的，宁可过一种浪漫而不拘束的生活［１９］。从这个意义上说，翠翠的爱情悲剧是由于天保和傩送的主动放弃造成的，这也

７恋父情结说

段新权在《〈边城〉中的恋父情结与情爱悲剧》

一文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通过对翠翠潜在的心理变化以及与老祖父之间微妙的情感进行分析，认为翠翠的情爱悲剧是由于她自己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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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发了现代悲剧的必然性，很有新意。

［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二［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３２６．

王俊峰．《边城》：两种文化景观中的人生形式［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２）．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Ｍ］／／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

９寻找平衡说

陈改玲从叙事学角度入手，将《边城》世界给予还原，亦即从编故事角度来看《边城》中人物是如

何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而形成悲剧的。经过还原，她得出这样的结论“：顺顺对爷爷的责怪，是给自己对碾坊的觊觎找一个借口。二老也同样是不愿面对因自己参与竞争使哥哥抱憾而死这一事实。”“在《边城》构筑的爱情神话中，十几年前，翠翠母亲以牺牲亲情随恋人而去；十几年后翠翠与二老的这场爱情仍然是亲情来换爱情，只不过死者由情人置换为亲人。十多年前的那场爱情，男女双方用‘死’来获得永生；十多年后的这场爱情，男女双方又都‘坏了’了一位亲

［２０］

人，从而构成一种平衡。”这种说法不乏创意，也符合文本本身的故事结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反而有一种快意复仇或者生死轮回的佛教意味，这恐怕不合作者的创作本意。

９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４．

沈从文．水云［Ｍ］／／沈从文文集：１０．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８０．

李大勇．《边城》再论［Ｊ］．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３）：２７－３２．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１０［Ｍ］．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７１．

黄庆山．生命存在的无常与无奈———对《边城》“故事悲剧性”因由的阐释［Ｊ］．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９（１）：１１０－１１３．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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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修己．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４２－３４３．

李黎雁．悲凉而伤感的人生乐音———流露于《边城》中的人生寄托［Ｊ］．保山师专学报，２０００，１９（２）：８６．丁兴标．《边城》：一段往事，一个喻言———沈从文论（一）［Ｊ］．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９（３）：５７．羊益新．论《边城》的悲剧成因［Ｊ］．理论与创作，１９９８（２）：５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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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善与善的悲剧冲突———从《天边外》和《边城》看现代悲剧的必然性［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２８（３）：１３６－１３９．

１０结语

以上是仅就近十年来《边城》爱情悲剧原因的探析所作的大致扫描，这里既有在旧说基础上的新

发掘、新分析，也有沈研新人的新发现、新突破，从中也可以看出《边城》研究的新进展。一部中篇小说，仅仅是爱情悲剧成因的探讨就有这么丰富的成果，足见《边城》的艺术价值的丰厚和伟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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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不详］，２００２：２２３－２２９．

责任编辑：柳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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