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方志敏的一些往事

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当时和后来都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二是他在狱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概述》、《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中国革命以一种的诗性的、神圣的光芒。1984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1  写作 V .qkS

典型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刀光血影、牢狱刑场，其生命寄托是理想与信念，其作品是狱中书简。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等最有价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了解这场革命的必读书。 0ar(p0

并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书作文，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方之所以能在1935年3月到7月写下13万字的书简，外部条件是他在狱中住在“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方志敏，1999：164）入狱之前，方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方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 |)LO@{Eg

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后主动以革命为生的，二是在革命的洪流中随大流的（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被逼上梁山的。方属于第一类，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其行为有清醒的意识与反省。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1935年1月29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承认自己的身份，坦承：“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1999：3）狱中文稿的内容，一是政治汇报。方对革命的极度忠诚，又是割据一方的最高人之一，失败之后当然有许多政治交代，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而招致失败。（方志敏，1999：99）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事业，方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对自己的错误的严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真诚动人。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把党性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的滚烫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 B1Ko_Hm

不过，这些周转无数、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诗，而是革命纪实。方志敏是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从1927年回到故乡到1934年被迫长征，方多次“重起炉灶”，艰苦卓绝，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其革命生涯与赣东北的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赣东北，只要有方志敏的参与，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打开新局面。“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叶剑英）狱中文稿既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根据地的兴衰史，是一个区域完整的革命史，这里没有政治修辞，没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观真实性。 d=9F$]85

2  必须革命（上） sQ2s}jx

革命成功成功半个世纪之后，知识界开始反省现代中国的激进思潮和革命行径，有“告别革命”的主张。长期处于革命动员之中的国人，也许已经忘却这本是世纪初康梁与国民党人争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即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事实上，一些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kJ99@KEX

仿佛是要和今天的学者们辩论，方在狱中也在想这个问题。在他的家乡： R5 &o

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方志敏，1999：9） t*2V6J LD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方志敏，1999：11─12） nVrU"a{*

1929年，方写了一个纪实性的剧本《年关斗争》，说的是贫农张三年关前出门砍柴，他的妻子被一个来逼债的地主强奸，羞而自杀；他的女儿被另一个地主拉走抵债；张三刚回到家，他用卖柴的钱买来的半斤肉也被第三个地主抢走了。张三“怎么样才会出头”？农民议论开了：“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这固然是基于宣传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后的语言，但“农民丙”确实说了一句地道的农民话：“我们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没有什么哇头。依我说，我们饿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到不如和土豪们拼命。”（方志敏，1999：364） ‘ $Bi6

这里漏了一个环节。从活不下去到铤而走险，还需要一个绝望心理。群众赤贫的根源在于贪官污吏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的压榨和盘剥，方志敏的家乡有一个派出所的余姓小巡官，一手包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当地的无上权威而又无恶不作。方志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厅，余巡官知道后，“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脏款来进贿，天大的事，就化为无事了。”（方志敏，1999：6）方由此深刻认识到，恶霸横行、民不聊生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法在现存的政治秩序内解决，不是一两个贪官、恶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在与民为敌。本来，1927—1937年，是中国资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很快，但这些进步、增长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广大腹地农村却由于人品增加、外国商品的涌现入、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等原因而更趋衰落，官员越来越贪，人性越来越坏。对此，左翼作家们有许多描写。“在这样的地方，群众的贫穷、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发一个革命运动，乃势所必然之势。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一厢火药一样，只要有根导火索，马上就哄哄爆炸的。”（方志敏，1999：39）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人一样地生活，但中国农民一般很少铤而走险，只有在实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隶也不可得的时刻，才会逼上梁山。对于悲苦无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时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类的普遍性。1766年，美国13个州通过的《独立宣言》宣称：“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赵一凡，1989：17—18） iDT5;s}uI

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自上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当权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吗？余巡官会对弋阳九区的民众慈善一些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愚蠢的统治者常常要弄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歌德，1980：24）要求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是残忍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认识到现状非改变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无可能，至少在他的视界中。 dyx2;~

问题是复杂的。正像我们不能因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而轻易否革命发动的合理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义地认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这都需要专门研究。不过对方文至少可以有两个具体补充。第一，方的家乡是否有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关暴动》中的杨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样野蛮残暴。与方志敏共同战斗过的粟裕大将，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的架子，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也还是个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粟裕，1988：3）阿陀与粟裕分属农民与地主，但阿陀对粟家肯定不像张三对杨克明那样充满仇恨，他不需要进行报复性的仇杀。与粟裕同为大将的陈赓，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父亲曾在陈赓家做过长工的国民党将领许克祥，却发动了以反共为宗旨的“马日事迹”。陈赓家的另一个牛童卢冬生，是贺龙二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期间与陈赓同为八路军旅长。仅仅阶级分析似乎说不清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9Tr :\

第二，革命的成功可以颠倒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使长期受压的农民享受到做主人滋味。1927年，方组织领导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结果“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方志敏，1999：189）如此则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压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年关暴动》中的三个地主当然死有余辜，他们肯定是被杀的对象。但像粟裕这样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应当被革命呢？“地主”是一个阶级，制定或执行对地主的政策并不考虑其个人的行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孙就没有出头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30年后，数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才获得公民的权利。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遂川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动机、手段而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应当停留于颠倒上下位置，而应进而建构受民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结构和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秩序。 [SY7=~*VJ

这两点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认当年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曾经发生过的中国革命还需做更多的考虑。 TSE2 y ^_

3  必须革命（下） )GUTVvV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比无数作家都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到国人的灵魂和情绪。他写作的动机，是想告诉读者“关于中国、拯救中国”这一“比较紧要的问题”，是要辨明，革命不只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Beo$Zki>

茶叶是赣东北的一大出产，“后因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叶的工钱。”（方志敏，1999：8—9）外地人的商品的进入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进行研究，但在此时此地，它确实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经济剥削之外，还有种族歧视。走出家乡的方志敏看够了外国人的嘴脸，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方志敏，1999：116）在中国内河上，行驶的是外国船只；在方乘坐的日本船上，中国男人受毒打，妇女受污辱。

我想，欲救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方志敏，1999：127） NQJ$=*1

这是更为广泛的革命动员。如果说阶级复仇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的话，那么民族自立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对共产革命后赢得的民族解放却衷心感动。1957年“鸣放”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完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朱正，1998：53） IEs[:p[s,

1991年初，本文作者在广州文德路的地摊上买到美国学者斯潘塞写的《改变中国》一书，大意是说，数百年来西方各式人士纷纷来到中国，试图以自己的观念改变中国，但从明末的汤若望到1950年代的苏联援华专家，不但未能利用中国人，反而被中国人利用了，最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从文德路转到北京路，在新华书店看到折价处理的香港三联版的《可爱的中国》，恍然悟到，方已经提前回答了斯潘塞的问题：因为你们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变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供政治家利用的巨大力量，却又不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的。韦君宜回顾她在“一二•九”期间的经历：“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毫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韦君宜，1998：2）国民政府没有立即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理性的考虑，但在沸腾炽热的舆情中，这与卖国没多大差别。虽然国民政府后来不顾胡适等人清楚的声音着手抗战，但其政治信誉已经受到极大损害，革命却因此借得了滚滚洪流。 _:_(MSQ

当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如何运用民族情绪是要讲究艺术的。1941年，“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与中国人民的死敌日本订立条约，苏联承认日本扶植的“满州国”，日本承认苏联扶植的蒙古国，理所当然地引起国人反感，党的一些老朋友如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当一些民主人士因此向苏联提出抗议时，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抗战胜利后，苏军在东北犯下抢掠奸淫的恶劣行径，党领导下的左派学生也按兵不动，《新华日报》则发表“爱国不等于排外”的社论。但1946年“沈崇事件”出现后，一些大城市却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美大游行。（李慎之，2001：109）同样是士兵犯罪，对苏联和对美国就不一样，原因不难理解，革命者此时要借重苏联之力推翻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在至高无上的革命利益面前，民族主义的感情不是受到忽视，而是受到重新塑造。 u^D9

4  农民革命? ESf8K

苦难可能永远不能摆脱，压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来顺受、一切都是命的传统观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创造自己命运的冲动。要使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自觉，要使主观自觉转化为一场现实运动，需要方志敏式知识人与军事家。 gNS%Ah`z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赣东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农民。在经历了11年的教育和3年党的教育、积累了相当的革命经验之后，方志敏于1927年下半年回到故乡，联络几位同志，以“平债分田”为号召，破除群众的习惯心理，动员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先是培养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向其他人宣传，“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一两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个人，他们宣誓画押：“斗争到底，永不变心”，成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团”，随之向周围农村扩散。“横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桶，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方志敏，1999：40）年关将近，县里的收捐委员照例到农民们自发开出的小煤窑来收捐，经过启蒙的农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不但痛骂还打了收捐委员。此人逃走后，农民们有些后悔：明天县里一定会派兵来报复。他们一边集中起来准备厮杀，一边请来方志敏。方立即把自发转为自觉，作出暴动的决定，全县一半地区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春雷第一声。横丰县城里的一营官兵因此不敢出来，两个月后，暴动失败了，但农民与官府的对立态势已经形成。1929年，红军击破了敌人为防止红军藏身的砍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信心。从此，赣东北数县迅速赤化，根据地雏形崭露。 /(s}b>#lT

革命需要转入职业军队的军事对抗。横丰年关暴动前，方已经组织了“弋阳农民自卫军”，武器主要是方志敏从鄱阳搞来的十支枪。暴动后，方志敏先是挑选农民军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组成脱产的游击队；1928年6月正式成立红军独立团；1930年7月扩编为独立师，1930年9月成立红十军，下辖三个团共3万多人。1933年初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迅即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新的红十军。他明白，没有正式的武装军队，“农民革命”云云只是一句空话。终生种田耕地的农民可发当兵却不一定组织军队、指挥打仗，革命的军事人才多由旧军阀和国民党输送。1928年，经过邵式平的运动，中士班长匡龙海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且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方志敏，1999：49）匡龙海后来成为新十军的代理军长。1929年冬，中央派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周建屏来到赣东北，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成为赣东北主要军事领导人。周建屏原是滇军团长，北伐时受朱德教育参加共产党，与方志敏感配合很好。方志敏常说： ``]PPd :

没有红军，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去训练军事干部，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168） :PU5]u ‘

这句话包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同时也说出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特征。1930年赣东北进入全盛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全党军事化……根据地的党员，除在军队的外，都要参加地方武装组织。”（方志纯，1987：62）农民暴动只是开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也提供了武装夺权的兵员，但如果不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动”阶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扑灭，仅仅农民暴动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使革命，也需要有人种田产粮。 XSG)Ln7/r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农民种田而出现的粮食紧张。“苏区总人口300万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于是，“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一两（1 斤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带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黄道炫，2003：79—98，101—102） hEN}X6!

所以“农民革命”的本义不是要农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要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而是由农民的一小部分由党组织起来以农民的名义进行革命。 B)x\-qZC2

5  幼稚性 ]WVY M8n

党曾经是幼稚的党，革命曾经是幼稚的革命。但幼稚是双方的，反革命也有幼稚性。1927年，方准备在弋阳发动秋收暴动，正在聚议之中，白军就来进攻了： uJsTMRnx

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那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拚命。由此，可见用杀人烧屋的手段镇压群众的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更激起群众深刻的仇恨，而使斗争加剧起来！ cK8NJ$z,

因为群众被烧了房屋，一方无所挂虑，另一方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斗争了。（方志敏，1999：36─37） ruIJ;~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抓捕“共匪”，“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地句真情。”（陈丕显，1982：92）国民党是执政党，它考虑的问题要比革命者复杂一些，但它在利用群众、鼓动人心方面肯定不如造反党，它过于传统化的意识形态也不足以召唤动荡时代的激情和理想。 5 ZY;_r

其间的道理，不只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压迫很深却无反抗的群众。真正的问题是，要群众不反抗，就得让群众能活得下去，不管生活得怎样，这就是鲁迅讲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赣东北是个贫困地区，很多农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间歪歪扭扭、聊遮风雨的破房，烧光了房屋，他就只能参加革命。何况国民党又遭遇了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对手，白军的镇压客观上是在进行革命动员。“我可以肯定地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顽强地干！历史注定了你们反革命的一定要死灭，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方志敏，1999：40） PLqVsu;

这个道理反革命不懂，共产党人也不全懂。中央代表曾洪易主持赣东北肃反时，不但大量杀害地方革命领袖，“一些群众吹口哨、敲扁担、扎裤脚、留扣子、扔石头，也被怀疑是‘AB团’、‘改组派’用以进行联络的暗号，而被关押或杀害。甚至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交通也被调了苏区，加以杀害。余干县保安大队罗英，连人带枪一百七十余人，携带妻室儿女投奔革命，还有其他哗变过来的士兵，也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一概杀掉。”（《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211） 0-C@V

6  现实与理想 &WFMJWt,

现实的苦难召唤着革命，现实的压力也阻碍着革命。赣东北的革命从抗捐开始，迅速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握有国家机器力量的国民党有强大的力量不许革命，锡林郭勒盟死革命者。革命必须有一套主义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个革命者都能藐视强敌、顽强革命。 &~Vg6~-;

在《死》中，方记述了一个副处长对他的劝降。这个瘦瘦的、三角脸、老鼠眼的刽子手，却又是相当圆滑且有一定见解的人。比如，他把共产党分为“信仰顽固”的和“盲从”的，就不全是诬蔑，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组织，通常都是由少数精英和多数跟从者组成的。 37#0.=

劝降是在似乎抽象的关于“主义”和“人生观”的争论中进行的。副处长深谙人性人情： #"5G4ba

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总之，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拚命呢？……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常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那谁能料定我会不一转身儿，这是我的实心话。（方志敏，1999：149） nuc).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义要适合于现实，二是公私兼顾的人生观。在常识的意义上，都不能算错，世纪末反省革命的思潮中，就有这位副处长的回音。 8(Z{#.}"v

但革命与常识无关。如果一切以现实利害为标准，革命就根本不会产生；如果革命者，至少是部分革命者，不一心为公，革命就永无成功之日。为革命而献身是要有条件的，现实因素（总有人不可能在现有秩序中生存发展）外，重要的是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一个可以委身于它的理想世界，一个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相互依赖的“家庭”式的群体。如果只看现实，那么革命者是不可能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奇迹的。方一语道破了中国革命的奥秘： c(2Pz,S>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然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 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某个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方志敏，1999：33） .rj82yi

马克思多次指出，不能把他的历史图式（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普遍化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以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鼓舞的中国革命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恰恰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绝对化、先验化，以此来激发参与者不容怀疑动摇的献身精神。“必然”的逻辑与“绝对”的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动力。“必然”意味着势有固然，终将如此；“绝对”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东西，对“绝对”的体认内化为人生的“信仰”，不但是个人的一切无法与之相对，就是革命遇到挫折、失败，也不会丧失信心，因为它是绝对的。如果出了误差，那是因为具体条件的限制或主观努力不够，那是因为偶然性干扰，所以方才在狱中反复检讨皖南行动在策略上的错误。“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1999：135）坚毅的革命者一定是坚定的“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相对论者则很可能是叛徒。1933年，黄药眠被捕，已经投降的原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就这样劝黄投降：“马克思当年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资本主义，这也不过是长远的理想罢了。能够作为我们直接奋斗的目标吗？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梦呓。”（黄药眠，1987：261） Jj- {RmP

前仆后继，愈挫愈奋，这就是绝对信仰的力量，这就是革命成功之本。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甚多，但其成员没有或较少“绝对”和“信仰”是一个重要原因。像副处长这样一旦时移境迁就“一转身儿”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怎么能指望他为“党国”献身？而且国民党人还善于区分公共角色和私人关系，喜欢讲人情，不因废私。抗战开始后李一氓到四川统战工作，首先去拜访那些已经做了大官的同学，其中之一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李琢仁，他李一氓说：“你这次回来，尽管放心，我们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尽管说。”（李一氓，2001：244）省级主要领导都不讲原则，“党国”不亡才怪。 ‘fJ;^f6$

7  左右配合 M6{n &0C

左、右之分长期以来是解释革命史的核心结构。一般认为，左的错误在党史上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以至于８０年代以后，它几乎受到上下一致的声讨。“左派”的日子不太好过。但方在总结赣东北革命经验时，屡屡愤怒地呐喊“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方志敏，1999：69）他认为，赣东北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没有猛烈扩大红军、不敢在白区进行大的战争、没有拼命向外发展，总的看就是“极端不够”。（方志敏，1999：69─70）因此在形势比较顺利的31、32、33三年中，赣东北不但没有发展，反而缩小了一部分。 PK

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极端行为，尤其是在中国背景下，有革命的需要和前提，但几乎没有什么客观条件。完全的实事求是，按常态考虑问题等等都不可能把革命进行下去。这也就是何以红军特别重视政治工作的原因： v~3@dEi2

特别是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方志敏，1999：104） R#If` jj

革命起源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冲动，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鼓舞理想、提高信心，而在具体的革命行为中，却要客观冷静。方的“极端”只是激烈地开展革命，在策略上，他还是谨慎的。1930年下半年，赣东北红军两次奉立三中央之命去打九江，方都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去打波阳（执行攻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方志敏，1999：389）1931年，方主持的省工农政府通过决议取消各圩镇的赶集活动，这显然破坏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后来方下乡后发现了问题，迅速撤销了原来的决定。他敢于纠左。赣东北的土地法与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法是不一样，在中央根据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赣东北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地主仍然可分得一份人口田，富农与其他农民一样分田。显然，赣东北的政策对稳定地、富情绪、巩固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则会引起大批地、富加剧反对共产党。在得知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后，方依然坚持原来的政策，理由是“我们原来的土地法，既然这么多年没有出问题，那就说明在我们这里是正确的，就可以实行下去。”（方志纯，1987：501）以至于曾洪易到赣东北后，给方加了一顶“富农路线”的帽子，强令修改土地法。 s[}TSI./

不“左”不足以鼓舞革命，不“右”不能使革命成功。理想的状况是“左”“右”配合，但实际上却经常是“左”“右”摇摆。“左”给中国革命带来深重危害，但实事求是地说，只要是革命，就离不了“左”，所以尽管革命史上“左”祸绵绵，但革命却依然凯歌高奏。当然开国大典之后，革命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继续的“左”就只是人为的了。 4n*OPh+

8  主义与实践 ara1@"h1U

方志敏是中国革命的圣徒。他对党抱有最大的忠诚和热情。共产党“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筛选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方志敏，1999：23）这些颂词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背诵。不过方不是背宣传材料，而是表达一种已全部进入其骨髓的真诚相念；而且，方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他对党内非理想的方面是真切了解的。比如，1927年，“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志敏，1999：26） KQZ$|jPZ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方志敏有三个方面的严重苦恼。根据地初建时期是与上级组织的矛盾。信江地区弋阳、横峰等县1927年年底举行革命暴动，1928年分别成立党的县委，受（赣）东北特委领导。而东北特委 _ UY+qe>

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的交通路费扣留。（方志敏，1999：236） lR4dk

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方志敏，1999：239） q@sK4;jo

只想向下级要钱，却从未给下级帮助！这也是一贯正确？下级当然不愿永远受压，干脆联合起来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指挥。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开成立大会，送信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时，路费被拿去了，交通员只能半途而返，大会因此开不成。后来好不容易与省委联系上了，省委却和东北特委一样对信江怀有成见和误解，从来不肯派人到信江视察工作，对信江方面的报告又不肯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党不是抽象的，陈独秀是党，赣东北特委也是党，但他们与方信仰的党似乎有较大距离。显然，抽象的党和具体的党不一样，革命者的本领之一，就是理论上坚决相信党的正确，而在实际工作又要掌握与具体的组织、具体的领导人打交道的艺术。没有前者，就不会有革命的坚定性；没有后者，就不能在革命队伍中生存。 ^Ct o]

其次是根据地发展起来又面临着与中央的矛盾。革命必须集中力量，中央必须对各根据地拥有绝对的指挥权。所以每次中央发生领导人更换或政策转变，都要派出“钦差大臣”到各个山头督促。赣东北的唐在刚、万永诚、倪宝树、曾洪易等人，都充当了这种角色，他们与赣东北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都发生冲突。赣东北的肃反风，是1932年从鄂豫皖刮过来、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实施的，下车伊始，曾洪易就判断：“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扶、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方志纯，1987：99）因此要严厉肃反。“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ＡＢ’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民同志是‘ＡＢ’团，是‘改组派’，要将吴先民杀害。”（方志纯，1987：502）还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三天。方是肃反的热心参加者，“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的要割了，…… 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办好了，并送了泻济给我喝。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济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大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方志敏，1999：73）肃反的错误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埋头对内杀戮，忽略对外战争；（二）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简单化，只凭口供杀人，牵连无辜。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处，关有“ＡＢ团”犯人1100多人，被杀的达300多人，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 P\L@cY$Pb

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方志敏，1999：74） ‘s~r$M

错放一个反革命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方志敏，1999：106） I4s_FolSHD

为了保证曾洪易等人在赣东北的权威，1933年，中央把赣东北的红十军调到中央根据地，方志纯回顾说：“方志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赣东北，没有随军行动，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名义上是将他调去学习，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任；政委邵式平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当然不信任。我，吴克华、黄开湘等同志也均被调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调离，换上另外一批干部。”（方志纯，1987：186）这样做当然可以保证中央对这支武装绝对领导。但红十军干部战士都是赣东北人，把他们调离家乡、再全面调整他们的领导，极大削弱了这支部队领导力量和战斗力量。 thsl i

地方在形式上了会受到照顾。曾洪易控制了赣东北的党、军两权，唯一忽视了省苏维埃这一“民意机关”。从1927年2月22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始，方就一直是农协、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的主席。此后，他在党内、军内时上时下，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从未变动。1933年11月，赣东北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干部群众都表示了对曾的不满，要求方出来主持工作。方把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中央。12月，中央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任命方为省委书记，暂时满足了赣东北的地方要求。但方志敏刚刚重振了一下旗鼓，1934年7月，由原红十军改编的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谴队”北上，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和随军全权代表在屡屡犯错误之后又被留在赣东北主持省委工作。“在抗日先遣队与新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当时虽然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方志敏同志担任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从当时中央作的具体人事安排来看，从当时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来看，这职务上不过是个虚职而已，军事指挥权实际仍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方志纯，1987：187）方如果不死，中央领导如果不是因为遵义会议后发生了变动，他会有一个什么结局是很难设想的。 #N( cA

赣东北的“打AB团”的运动一直进行到长征以后。“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敌人不停地对我们进行越来越疯狂的‘清剿’时，我们内部还继续在不停地搞什么‘肃反’斗争。”方的弟弟方志纯就被关了起来，多次吊打，只是在几乎被杀的关头，项英一分电报救了他（项英1931年就纠正过毛的第一次打“ＡＢ团”）。“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致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以革命，成了敌人？”（方志纯，1987：162）道理很简单，方志纯在个别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领导提过意见，反对上级当然就是反对党，就是“ＡＢ团”。赋予此一内残行为以一种理性的解释，则它所反映的是仅仅抽象的政治理念还收拾不住人心，还需要肉体消灭的配合。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了，也有成千上万的先烈被同志杀害了。主持研究党的组织史的李锐说：“内战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ＡＢ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闽赣三个地区误杀了四、五万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十万人，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杀得自己站不住脚的。”（李锐：2001）前面所讲的卢冬生即是湘鄂西四个党员之一（另三位分别是贺龙、夏曦和关向应）。 G]}P""x

最后贯穿革命过程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方对曾洪易的肃反有尖锐的批评，或许是方不想公开党的内的分歧，或许是方为人宽厚，他没有对曾洪易其人作出评论。曾1932年在赣东北实行了惨痛的肃反，方提出反对后，曾将他隔离，要他写检讨，被排挤出赣东北省委。曾洪易后来背叛了革命，他的结局说明坚决执行肃反错误的人政治立场也有问题。曾洪易之后，中央又派到乐少华、刘英两人到赣东北来。方志敏认为他们政治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缺乏耐性。”（方志敏，1999：104）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政治委员的权力却一刻也没有忘记。时任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回忆过七军团和抗日先遣队内部的斗争时，都涉及到权力之争。军团政委乐少华曾给粟裕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对他进行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我们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Ｘ，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击。”“我第一次见到乐少华同志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大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寻淮洲同志，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Ｘ，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1988：105—106）所谓“政治委员制度”，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甚至经常辱骂寻淮洲是“寻矮子”。（朱永光，1991：84） {swV;o-F

乐少华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怀玉山失败、方志敏等人被捕后，他收集余部成立红军挺进师，任政治委员 。不久因伤离队，转去上海治疗。1936年8月去陕北保安，任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不再受到重用。抗战期间在延安军事工业部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局长等职。49年后，任东北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52年1月15日在叁反运动中自杀于沈阳。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 3=}M^%9E

9  路线 _UJh>y5o

按照后来的评价标准，方志敏狱中文稿中不被接受的主要是他对“六届四中全会”也即王明路线的赞扬： Cw8DVS/U

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地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方志敏，1999：68） =zw(0^* ~

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此时王明路线正占统治地位。 "6ZL\h.|

1930年5月，信江特委书记唐在刚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把立三路线带到赣东北。其中心是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要红十军攻打九江并配合朱毛红军攻打南昌。新路线要有新组织。唐在刚人未就在路上将赣东北特委改为赣东北省委，增加肖韶、李杰三、胡定铨为省委委员，调邵式平到中央学习，这就保证了立三路线在赣东北的推行。方志敏只能服从多数，但仍坚持留下一外营在根据地，并要带队出征的周建屏“相机行事”。红十军在向九江进发后不久，形势发生变化，十军毅然返回。此时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赣东北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结束了赣东北的立三路线。应当说，立三路线没有给赣东北和红十军造成多大指挥员害。 _T7qs?)o

真正使赣东北形势恶化的是王明路线。四中全会后，中央首先派来万永诚、倪宝树，他们批评赣东北的种种“右倾保守主义”，而方志敏则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赣东北的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果是右倾机会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195）万、倪虽然接任了省委书记和十军政委之职，但没有方志敏的能力和威信，省委即以方取代倪的军委之职，并取得“三日三捷”的胜利。但新路线势头很强，不久又派曾洪易带一批人来进一步整顿赣东北，全面掌握了省委和红十军的领导权，剥夺方志敏在党、军方面的领导权。方志敏认为，曾洪易等人的错误：一是没有抓住最中心的红军问题，二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够；三是对赣东北的成绩没有肯定。一、三两点没有疑问，第二点需要说明。在中央，王明路线不但批判立三路线，也严厉惩处立三个人；但在赣东北，曾洪易虽然排挤本地干部，但对贯彻立三路线的唐在刚却予以重用，这在方志敏看来，当然就没有划清与立三路线的界限。另外，方对曾洪易等的军事战略、肃反错误等多有批评。 8MZZ"

所以，方志敏在赞扬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同时，实际上把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放在一块批评：“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个年头中，环境都是很顺利的。向周围广大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困难。而障碍红军伟大胜利与苏区迅速扩张的，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方志敏，1999：69）问题是，李立三和王明从来被认为是“左”，何以方志敏要以“右倾保守”来命名？原因之一，“左”的时刻不会出现的“左”的概念。只是延安时期清算王明时，“左倾路线”才一锤定音地确定下来。其次，就军事上来说，立三要求打九江，放弃了其他可能发展的机会；曾洪易不懂军事，只是教条地执行中央命令，军事上没有任何主动性。方志敏即批评他“把红军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堡垒作战，不肯向敌的空虚的浙南皖西方向发展，陷自己于被动，坐失许多有利战机。”（《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231—232）如此，则说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是“右”也不是全无道理。立三、王明的“左”只是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具体落实下来，表现形式很多，在没有权威定名之前，是“左”是“右”都有道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 AeEM&q>l

10  失败 *"TP\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革命之火在各个山头燃烧。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特别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各根据地都相继进入全盛时期。但在蒋介石集团基本统一了中国、集中全力围剿革命之后，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之火渐趋微弱。1934年10，赣东北根据地丢失。 GwapCRhjh

敌强我弱，所以只能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并不能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根据地可以保护红军，但根据地也需要军事实力才能维持。一旦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则游击战和根据地都难以奏效。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是抗战开始后获得合法的自主的发展空间，红军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新十军军长刘畴西执行中央指示与敌人硬拚。方志敏与他商议：“能否改变打法，去打薄弱之敌？”刘答：“现在根据地范围缩小，强敌压境，到哪里去薄弱之敌？”方问：“敌55师、57师、12 师、浙江保安师这些不是弱敌么？”刘答：“从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看，他们也已变为强敌，同他们打，也同样要硬拚。”（石凌鹤、李希文、石蔚春，1990：156）硬打的结果又只能是失败。方志敏狱中反省说：“我们过于机械地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规定的战略。”但问题不是红军要死打硬拚，而是敌人找上门来打。蒋介石吸取了此前的教训，第五次“围剿”在战略上取攻势而、在战术上取守势，不是进山与红军绕圈子，而是凭借其兵力与资源的优势不断进占根据地，逼上梁山红军出来硬打。如果不机械执行中央战略，那就只有撤离根据地。总之不论机械与否，根据地是难以保持了，而撤走后的部队不但没有兵力与资源的优而且丧失了根据地的优势，很难说就一定能发展能壮大。 MSG#L&)\

革命艰苦卓绝。一些高级领导人也都思考过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岗山时期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不全是悲观。彭德怀1959年回忆：“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李锐，1999：224） \Z36wNxWI(

革命有其普遍困境，但赣东北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内哄严重。在抗日先遣队内部，据先谴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后来回忆：由于主要领导人不团结，“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却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方志纯，1987：187）二是叛徒众多。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书记万永诚、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涂振农等先后叛变，后来的方志敏的被捕，就是因为他的警卫员出卖。红军长征后，在赣东北坚持地下斗争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等也当了叛徒。 2Z}| 2

11  死得其所 %}=3;7

方的狱中书简都是濒死之论，他直接写到死的有三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死》、《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实事叙写。第二篇是一篇一万多字的“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革命者的死亡观，以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最为光明浩大，方也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壮语，坚信主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在狱中，“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方志敏，1999：139）问题只是如何死？选择革命实际上就选择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为之一：“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方志敏，1999：136）生之斗争召唤着死；从容就义也是一种革命行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赋予他们的生死以一种超越自然的意义。 uu |> " q

但在监狱中，革命者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活着，但没不可能从事革命工作。“优待号”，午饭有三荤两素一汤，三个革命者吃得很香。这就有了疑问，革命者吃着敌人的饭，最终不免一死，这算怎么回事？“同志！我们在这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好像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方找不到死刑犯吃饭的意义。另两位难友的回答分别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方志敏，1999：138） S6Ky_P2z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这是自然式的回答，活着就要吃饭，操那么多心干啥？ H3V0^`iw

“不要讲死了就不吃”──这是常识性的回答。确实，即使不是死刑犯，每个人也都会有死的一天，他们不每天都在吃饭吗？吃饭与死无关。有一次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苏联人口的新闻，三个革命者就在狱中谈开了中国人口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方认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5>9t~sf)

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方志敏，1999：143） nHEDRAg1

另两位也分别说：“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像死一条狗一样！”（同上）“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志敏，1999：145）生命是卑贱的，因而每个个体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赖活是中国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生是中国智者的教训之一。其结果，正像共产党的一个外国朋友注意到的：“中国历史上有近千年受着异族的统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历来的事实却是：临阵逃脱者苟且偷生，挺身作战者惨遭杀害；温顺者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于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杀死了，民族的精英被除去了。”（韦尔斯，1991：44）如此则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糟，人命越来越没有价值，苟且偷生者其实也很难善死善终。          #Z(wE"H

因此就出现了与苟偷者相反的另一种选择：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与其像猪狗一样地死去，不如在革命中牺牲。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穷的可怕和死的威胁把无数人逼上革命之路，革命至少启示着生的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革命与否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生死选择。一旦我们理解了他们内心涌动的挣扎和希望，我们就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部分是即是基于“无知暴民”的求生本能。然而，共产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它有一套绝对理想主义，外国记者韦尔斯已经注意到，在共产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内，“他们已经赋予‘死’以新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已经消除‘死’的痛苦，他们已经使每一座坟墓都成了胜利的标志。见到红军以后，我断定：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我想，除了教人为什么活着外，最重要的事就是教人为什么而牺牲吧？”（韦尔斯，1991：47）革命必须死亡，革命的成功在于能赋予个体的死亡以意义，使个体乐于为革命而死。 0 `J;_Hj

问题只在于：付出了人的生命与社会财富为代价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如何建立起非压迫性的社会机制，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过是幸福生活。死是为了生，否则，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I7OrQ%d

方志敏简历 -pl‘v^ R

1899年8月生于江西弋阳。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共产党。 rl‘ Uv :

1925年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领导农民运动。 t$0X)v;

1927年后回赣东北，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年底领导弋阳九区的秋收暴动。次年1月任中共五县党委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领导弋横起义。 M$o* M?q-

1929年领导成立江西红军独立一团，开辟信江根据地，任信江苏维埃主席、军委主席，领导创建赣东北根据地。 #-NbTWI

1930年领导成立红十军，次年兼任军政委。 @h"NL\Y7e

1932年赣东北省改称闽渐赣省，任省苏维埃主席、省委常委。 qZ5T+@UI

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兼任闽渐赣军区司令员，11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军团北上。 yGBX5,y

1935年1月在由皖南返回赣东北的怀玉山被捕，8月6日在南昌就义。 ;_D|6wi(

参考文献 2VvV>YW

方志敏：1999 《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 1Q&T}

方志纯：1987 《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aQau

粟  裕：1988 《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6d($"Wz/

朱  正：1998 《1957年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年。 >q (/|_.*

韦君宜：1998 《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ZWc"Ny6As%

李慎之：2001 《革命压倒民主》，《当代中国研究》第4期。 N‘20L;$

黄道炫：2003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载北京：《近代史研究》第5期。 V4YuZR

陈丕显：1982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第２辑。 vpg

黄药眠：1987 《动荡：我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PN`MD O

李一氓：2001 《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b*‘O u#7

李  锐：2001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广州：《同舟共进》第１期。 .6mSV47@

朱永光：1991 《寻淮洲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uOY%+>

李  锐：1999  《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ds‘FV)z

赵一凡编：1989 《美国的历史文献》，北京：三联书店。 ZQCXl

石凌鹤、李希文、石蔚春：1990  《方志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e*Wl?P YL

《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 《方志敏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dawlK.^fIO

爱克曼：1980 《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l0"*/soJ3

尼姆•韦尔斯（海伦•福斯特）：1991 《红色中国内幕》，北京：华文出版社。 \1m9Dkvd~

1999年12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