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封神演义

　　曾有小说作者这样描述过：丧失信仰的人怀抱着生命最深处的空洞，而我们心上的洞不仅有着上帝的形状，而且只能被神圣的文学所填补。这样的说法多么动人，我们怎能不坚信：只有文学才能够探索社会生活和叵测人心里最高尚与最低贱的可能，为不同语言、价值和叙事的冲撞或协调提供一方自由的天地，作为物质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媒介，它以想象力与心灵的传奇来对抗绝对真理。听闻这套说辞，我们怎能不热血沸腾?然而，等待着热血的总是冷水，面对群情激奋的作家和媒体，诸多文学史研究无形中构成了不乏苦笑的发问：亲爱的信徒们，你们了解“文学”的封神演义吗? 　　说起“文学”的现代崛起乃至封神，这里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妨先用排除法稍加清理。首先，本文所关心的“文学”不可能脱离却也并非特指具体作家作品，而是与现代社会共同生成的概念、话语与体制。其次，作为现代概念、话语与体制的文学与更为广义的美学息息相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文学积极取代传统宗教的社会功能和地位而诗人自称新祭司新神甫时，我们的雷达便终于锁定其目标：文艺教(cult of Literature，Religion of Art)。所谓的文艺教现形于十八世纪的欧洲，于十九世纪后期沸扬一时，刚落幕不久的二十世纪仍可处处感受它的余波。文学史家西奥多・泽考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在《信仰模式》(Modes of Faith：Secular Surrogates for Lost Religious Belief)一书中以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保罗・瓦雷里(Paul Val&y，1871－1945)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三人的创作为例展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艺教。以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为例，他热衷于把宗教元素点石成金，化为美的传道书。在《青年艺术家肖像》和《尤利西斯》两部小说中均曾出场的斯蒂芬・代达勒斯(Stephan Dedalus)以作者本人为原型，而且，其弃宗教却又奉美为新宗教的姿态颇类于为艺术而艺术(I'art pour I'art)的唯美主义诗人。那么，究竟什么是唯美主义(Aestheticism)? 　　“也许我已经没有信仰了，正如你所言，可另一方面，我却又无时不日地纠结于那些富有宗教意味的事物。”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如是说。提起唯美主义，浮现于人们眼前的大多是颓废艺术家狂欢于世纪末的景象，那是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萦绕于画卷之间的妖冶线条，那是德彪西(Claude Debussy，1862－1918)沉睡于午后音符深处的牧神，更有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惹来官司的吸血鬼诗章和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笔下的道林・格雷画像。艺术怎能向金钱折腰，更毋论受道德约束，至于宗教权威，难道唯美主义不正是新的精神源泉，用以填补宗教退潮后以上帝为形的空洞?如果说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是波西米亚人，他们的假想敌就是所谓的布尔乔亚。不错，唯美主义者不可能接受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艺术整合社会”说，更不必说一个世纪前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美育造人”观。然而，艺术至上之类的说法也有其互相抵触却又因此而依存的两面，而这两面，难道不正是超验与权柄、自由与监控，或者，更形象地说，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文艺教神职人员可随意替换的双重制服?此中奥妙，该如何道来?在给出答案之前，请允许我这样歪曲本雅明的著名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圣洁灵晕(Aura)并非丧失于机械复制的时代，相反地，它的出现以这样的时代为必要前提。同理，波西米亚的灵晕又怎能剥离于布尔乔亚的社会建构?盯住这互为表里的双方，我们才能勉强窥见文艺教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不得不回到康德与黑格尔的年代，换言之，现代社会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归根结底都要回头去看启蒙运动。我用“文艺教”来指涉“Cult of Literature”和更为广义的“Religion of Art”(Kunst-Religion)，而后者正出自黑格尔的巨著《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当宗教丧失了信仰而流于仪式时，Kunst-Religion便会应运而生。当然，黑格尔的Kunst-Religion不能完全混同于日后浪漫主义乃至唯美主义的文艺教，但这一概念毫无疑问地从属于德国美学传统，该传统经常被视为当代批判理论的先驱，更重要的是，作为文艺教布尔乔亚方代表的席勒和阿诺德便直接受其影响。西方传统中对艺术和美的讨论以柏拉图为滥觞，可现代意义上的“美学”(aesthetics)直到十八世纪中才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Baumgarten，1714－1762)提出，意为“感官认知的科学”。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黑格尔把自己论艺术的讲演结集时，他不甚情愿地选择了“美学”一词，在他看来，判断(也许更精确的说法是鉴赏)的艺术并非简单的感官科学。果然，康德的第三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便以“判断力”为题，可人们早已约定俗成地把这些讨论艺术的判断或判断的艺术的著作归类进美学范畴。时至今日，朗西埃还在强调美学所指涉的不是感观印象，而是如何处理感观印象并产生意义。那么，康德美学是如何解答这一根本问题的呢?众所周知，三大批判分别有关认知、伦理和审美。审美判断所起的作用是沟通认知与伦理：在审美判断中，想象力无目的、非功利的自由游戏与理解力的循规蹈矩达成和谐之境，而审美愉悦便伴生于并记载下这和谐状态，在这过程中得以验证的是自然的目的性，正是这种无目的的目的性使得认知成为可能。同时，又因为美是道德之善的象征，审美便成为认知和伦理之间的桥梁。康德认为，人类的审美判断必须是普世的，因为人类共享同样的认知、伦理和审美功能，而他那三大批判的理论世界也正以审美判断的可交流性为基础――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推导出普遍人性的概念并且发掘出审美的伦理乃至政治功用? 　　事实上，席勒早已在《审美教育书简》(Die Bdefe fiber die 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1793－95)中做了相应发挥。针对审美判断而进行的“美育”不仅能够塑造个体，更能够从事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构建，他甚至设计出“美学国”(Aesthetic State)的理想，与柏拉图那放逐诗人的理想国正相反，席勒的美学国里，(往往以女性为象征的)高雅艺术与文化能够使得每个(男)人都真正成仁(to become

fully human)，面对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异化，唯有美为我们保存完整的人性和人性化的社会建制。与席勒美育观遥相呼应的是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9)中对“文化”的称颂：“文化”锤炼我们的最佳自我，这过程最终导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构建。更具体地说，美学意义上的“非功利”(disinterestedness)能够培养出“绅士”(gentleman)，而这样的(男)人正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理想公民，所谓的国家难道不正是理想公民们以自由意志为本所定的社会契约?席勒和阿诺德都谈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美育”与“文化”都是意识形态，既是矢志拯救众生的乌托邦，又有可能发展成文化控制的霸权，先不谈其政治后果，就其统筹社会乃至国家秩序的功能而言，我们的文艺教已经开始抢占基督教的地盘。宗教改革后，欧洲饱受教派战争之苦，终于下狠心推行政教分离，被驱逐出政治领域的基督教俨然留下了好大一块空洞，谁来补天?现代民族主义显然是当仁不让的新贵，而文艺教也来争一杯羹，一脚稳踏着自己的审美地基，另一脚不甘寂寞地插入了政局。 　　所谓的宗教退潮和文艺封神其实不能被简单描述成此消彼长或改头换面，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政教关系转变这一历史背景――当今的文学史研究大多持此般思路。在以英法德为例说明政教关系转变过程中的宗教与文艺互动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传统学术视野中的宗教与文艺关系。提起阿诺德，他既是宣扬“以诗代教”的世俗论者，又提倡研究作为文学的圣经，无形中为基督教续命，这正呼应着“宗教消退论”和“宗教重建论”。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宗教消退论”这样描述现代文艺教的兴起：自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倍受打击、奄奄一息，正是它的失败成就了文学。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求为其利益正名的新神话，已然破产的传统神学却失去了供货能力，只能把生意拱手让给以去政治化的姿态介入政治的美学与文艺，而去政治化的超验和神圣正是这场交易中的货物：文学的神化。当特里・伊格尔顿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发展归功于宗教的失败时，他不过是在重弹老调。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早就说过：如果要研究近两百年来的教会史，去看文学史，别去调查教会，它失去了原先的功能和影响，已经没有自己的历史可言了。就上个世纪著名的《撒旦诗篇》风波而言，学者阿萨德(Talal Asad)对拉什迪和其支持者的批评也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资产阶级文学神话的揭露：移民劳工凭什么要接受拉什迪的布尔乔亚文学观?更有甚者，我们有什么资格强迫穆斯林移民劳工接受源于基督教传统并与后启蒙年代的基督教变形密不可分的布尔乔亚文学观? 　　这就引出了与“宗教消退论”分庭抗礼的“宗教重建论”。代表人物显然是亲基督教的文学批评家，比如以《镜与灯》(TheMin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1953)著称的艾勃拉姆斯(M.H.Abrams，1912－)和圣经文学专家弗莱(Northrop Frye，1912－991)等人。他们并不否认基督教的衰落，然而，在他们看来，文学的神化并非意味着宗教的失败，相反，这验证了宗教的文艺变形和新生。文艺教的诸多因素都源自基督教传统，这些因素经过现代社会的消化吸收与重新解释，能够回应现代社会自身的问题。要我来举例说明，就又要讲席勒的美育，它可以对抗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并且取代传统基督教，可是，如若它果真取代了基督教，美育难道不就成为了后启蒙年代里“文艺范畴内的宗教”(religionwithinthelimits of art)?这个说法来自法国学者拉库・拉巴特和南希(Philippe Lacoue-Larbarthe and Jean-LHC Nancy)研究德国耶拿浪漫派的专著《文学的绝对》(The Literary Absolute：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German Romanticism)。熟悉康德哲学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文艺范畴内的宗教”的说法化用自康德的又一部名著《理性范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经历了宗教战争和启蒙年代，基督教不得不退出政治领域，退守个人的内心世界，向理性和科学屈膝，而且，投胎于文艺的怀抱重新来过。当圣经权威惨遭理性主义者的去神话批判时，伸出援手的可不就是文学。与上文介绍的圣经批评(Hiigher Criticism)相辅相成的恰好是对圣经所做的文学式研读(Bible as Literature)；更有趣的是，当宗教学者们苦苦寻觅原始宗教时，英国的文学研究者，罗伯特-娄思(Robert Lowth，1710－1787)和托马斯・佩西(Thomas Percy，1729－1811)等，早已探究过圣经中的原始诗歌。 　　对“消退论”和“重建论”的总结要归功于威廉。麦凯维(William R.McKelvy)出版于二零零七年的《英国文学教》(The EngishCult of Literature：Devoted Readers，1774－1880)。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谈文艺教，自然想要提出些新鲜见解。文艺教是基督教的取代品吗?它们之间有着类似于进化的关系，也就是说，基督教是普遍历史中先于文艺教却也因此而注定被超越的阶段?抑或，文艺教是基督教的现代重建、变形或伪装，剥开艺术家们的画皮，他们原来是一群嚷嚷着反基督教的基督教徒?这些话不是麦凯维说的，我套用了阿萨德在《世俗的形成》(Formadons of the Secular：Christianity，Islam，Modernity，2003)一书中对世俗与宗教关系的描述，不过是把“世俗”替换成了“文艺教”。阿萨德的问题其实就是麦凯维的问题，而且，是宗教与文艺研究的根本问题。我所从事的学科叫做“宗教与文学”(Religion and Literature)，当然，音乐和视觉艺术也被当做文学的姐妹而接纳。可遗憾的是，宗教与文艺研究的经典范式就是在文艺作品中发掘对生存终极意义的终极探索，并且号称因此而验证了文学的神学维度。为这种研究思路提供理论支持的，恰好还有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名篇《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因为宗教和文学／文艺都是能够构建生存秩序的文化体系!我忍不住要发问：心中有佛处处见佛固然是好，可拿着神学去给文艺削足适履，把作家艺术家都解释成文化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意义当然是存在的。这里有必要引用学者菲茨杰拉德(Timothy Fitzgerald)的批判：基督教神学之所以要世俗化理性化科学化(再加一个文艺化)，那是因为所谓的殖民一资本主义、个体精神和自由民主要神圣化!这个世界的秩序，原来的确是由后启蒙、后基督教的西方来做主；这个世界的秩序，果真就能任后启蒙、后基督教的西方完全做主? 　　于是，我们有必要关注“文学”和“文艺教”在基督教欧洲的历史生成，只有了解这套封神演义的来龙去脉，才能避免见了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学就跪拜不起。麦凯维的《英国文学教》以翔实资料为基础揭示了文学教(cult of literature)兴起过程中诸干将的基督教神职背景，然而，他不满于提供又一套宗教重建论调。他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把宗教与文学看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伴生关系，而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涵盖了宗教与文学互动的国家建构(state-formation)。一七七零年前，英国的政教合一状况使得文学不得不屈从于教会权威，也就是说，维护教会的其实是国家。在这之后，英政府开始进行state-church分离的世俗化，这一过程于一八八零年左右完成，由于国家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意味，文学能够自由合法地挑战并谮越宗教权威(这挑衅也是有限度的，二零零八年才被废止的《亵渎法》就严令禁止文艺作品“恶搞”国王／女王和圣公会，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显然不在受保护之列)。而且，当文学成为“代教”(surrogate religion)时，它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非功利、超政治的新神圣，所谓的置身于政治之上，其实是为了回避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正面冲突。这就是文艺教“波西米亚”面纱下的真相。 　　 　　责任编辑　韩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