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1 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我国现有信教人数达1亿余人，其中少数民族信教人数所占比重较大。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全员普遍信教的民族就有22个。尤其在西北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嗣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民族均为全员信教的民族。宗教渗透在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国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息息相关。那民族与宗教有哪些联系呢？着重作出如下论述：

一、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还是包容性很大的文化现象。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科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人类文化中宗教的和世俗的精神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相结合而产生的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美术、宗教建筑等,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已成为人类文化史的财富。宗教还曾对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就中国少数民族来说,在西北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尤为密切。西北有10 个少数民族几乎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虽是外来宗教,但自传入后,既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又保持其原有特点,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医药学、天文学、数学和历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藏族的佛教文化是藏族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它对西藏的医学、历法、文学、工艺美术、雕刻绘画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云南地区的上座部佛教中,同样保存着许多天文、历法、医药、历史、诗歌、传说以及建筑、美术等文化财富。宗教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中,会起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直接同一性。

民族与宗教、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是两个虽然联系但却不同的概念。尽管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都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民族文化不限于宗教文化，它包括着更广的内容和形式。而有些宗教却超越民族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说，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直接同一只是人类文化早期的现象。民族文化愈发展进化，它与宗教文化的区别也就愈来愈明显。在发达的现代国家的民族文化中，宗教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核心，不起主导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现代科学文化。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由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加之宗教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使之长期以来一直沉浸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难以独立发育和发展。在这里，信奉祖传的宗教是民族的一种天然规定。宗教的共同信仰成为某些民族的天然纽带，成为民族意志、民族情感的集中反应；宗教活动成为民族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宗教组织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一个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起着极为特殊的作用；宗教道德和宗教戒律是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布道传教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递机制和社会教育机制；宗教寺庙成为人们进行精神生活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宗教典籍是民族文化中最珍贵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宗教有神论的世界观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重要准则。总之，宗教的影响几乎涵盖了社会的一切领域，切入到每个人的生活，譬如：维吾尔族的婚礼、给孩子起名、葬礼的举办、饮食中的禁忌均合宗教密切相关；宗教意识融化在民族意识之中，并转化为一种牢固的集体的无意识。可以说，我国西部的民族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占统治性地位的传统文化，现实的西部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也依然是核心。因此，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紧密联系难以分割，任何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文化问题，必须考虑到宗教的因素。这既是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及民族文化问题的特殊性，也是这一地区宗教问题的特殊性。

三、民族的形成离不开宗教,这是民族史和宗教史的事实。

古代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共同的宗教信仰强化了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民族在形成之初,尚未摆脱氏族在血缘上的关系,共同血缘的确认需要某种辨识的标志。这种标志对于氏族的婚姻

制度,对于氏族成员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划分不同氏族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标志,就是作为氏族宗教崇拜中心的图腾,即以某一种动物、植物为自己的祖先。图腾崇拜及相应的图腾制度,对于禁止族内乱伦和实行族外婚姻制度,具有一定的促进和巩固作用,之后也才有氏族发展为部落联盟、部族和民族的过程。对大自然的崇拜,对于原始民族共同地域的确认和保护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自然崇拜可以把氏族对于本族生活地域的依恋、敬畏和感激的情感加以深化,从而大大有利于氏族成员基于共同地域的相互认同。不同氏族对于不同动植物的图腾禁忌,恰恰使他们在食物链上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互补关系。这个氏族不吃这种动物,那个氏族不吃那种动物,不仅可以使动物的物种得到保护,不至于因争相猎杀而绝迹,同时也在原始的氏族、部落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地域划分。祖先崇拜由于相信在这片埋葬着其祖先的共同地域上活跃着祖先的灵魂,对于加强部落的集团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宗教对民族的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语言文字形成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氏族的经济生活往往以宗教方式作出决定,当时盛行着祈求神灵的播种仪式、收获仪式、求雨巫术以及渔猎前后的占卜和祭祀仪式。氏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发展,也是与宗教仪式的进行和占卜有密切关系。就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来说,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的形成,往往脱胎于原始的宗教禁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宗教教条的巨大影响。民族艺术的发展,大都同宗教仪典的特征,包括其歌、舞、诗以及祭坛、祭器等造型的特征相关,同其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有着更深刻的关系。风俗习惯受到宗教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四、宗教曾起过各民族相互沟通、各民族文明交流的桥梁和渠道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政治统一的时期,也有政治分裂的时期。既有汉族掌握中央政权的时候,也有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的时候。尽管政治分裂时期,民族之间的纷争比较剧烈,但在思想信仰上却保持着很大的共同性,即大都崇信儒、佛、道三教,因而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个基础使各民族大都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文化共同体,为日后国家重新走向统一提供了精神动力。至于宗教在加强世界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来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则有更多的历史事实加以证明。

五、民族关系的和睦与宗教有一定的关系。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藏汉民族之间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的友好相处一直是千古美谈。特别是吐蕃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这一盛事,佛教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民族矛盾与宗教同样关系密切。

民族矛盾即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同的民族由于民族特点、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要求不同,利害不同,在相互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和矛盾。在阶级社会,由于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之间的对立冲突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民族矛盾往往利用宗教的力量加以解决,宗教的因素往往又加剧了民族矛盾。 所谓“三股势力”，准确一点说，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恐怖势力。 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 民族分裂势力是指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是反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政治力量。

宗教极端势力是一股在宗教名义掩盖下，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

本质：“三股势力”各自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独立，在乱中推翻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按照他们的“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

产生原因 :“三股势力”在中亚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这一地区特定历史、地域和人文

条件的产物。 在中亚居住着一百多个民族，这诸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长期在这里相互交汇与融合，又彼此撞击与冲突。上个世纪，在直到一九九一年前苏联解体的七十年中，这里一直包括在前苏联的版图内，按主体民族的聚居情况划分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五个加盟共和国。前苏联解体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原有的主导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迅即瓦解。一时间，中亚地区出现一个巨大的“思想文化真空”。 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而同五国相邻的中东地区又是世界伊斯兰势力最集中的地带。独立之初的中亚各国政府在一时惶惑之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利用伊斯兰教来填补前苏联解体留下的“思想文化真空”。包括一些国家元首在内的政府高官，带头到清真寺祈祷或赴麦加朝觐。这为伊斯兰势力在中亚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伊斯兰教宗教团体、清真寺数量和信教人数急剧增长。到一九九七年，哈萨克斯坦的宗教团体由独立前的二十多个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个，清真寺由六十三座增加到四千多座。吉尔吉斯斯坦的清真寺由独立前的二十座增加到近两千座。在乌兹别克斯坦，宗教组织一下子冒出两千零七个，清真寺由八十座猛增到一千八百一十六座。有些人利用人们的宗教热诚，散布有悖于宗教经典的异端邪说。他们超出正常宗教信仰，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甚至鼓吹发动“圣战”，“消灭异教徒”，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纯伊斯兰国家”。这样，一个通常的宗教问题很快就转化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三股势力”敌视国家、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其手法有日趋残忍、极端的趋势。对他们的本质看得越透彻，对他们的图谋揭露得越充分，我们就越能保持清醒头脑，统一思想认识，立场坚定地打击犯罪活动，维护法律尊严，恢复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