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

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源于5月9日维也纳的债券交易，24小时内股票贬值了几亿盾;接踵而至的，是信用全面瘫痪和有价证券交易中止。维也纳的交易所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由欧洲各国停止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导致美国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于是在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危机。但与以往各次危机比较，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

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展开，逐渐显现出与以往5次危机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首先是危机的策源地和“震中”完全从英国移向美国。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而且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顶端或“中心”地位。因此，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4]但是，1873年的危机却始自美国，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迟至5年后才进入危机阶段。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次危机“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特别是在英国发生危机之前，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34.345)

其次，重工业既是危机中遭受打击的主要部门，也是危机过后经济高涨的基础。以往危机过程中，遭受重创的主要是轻工业。例如在英国，棉纺织业曾经是前4次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和部门。1873年危机虽然最初表现为交易所混乱和信用危机，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过剩却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无论是最先爆发危机的美国和德国，还是后来的英国，重工业在这一次经济周期的高涨和危机阶段都处于中心地位。危机期间，美国纺织业的生产只缩减了18-20%;德国1875年的棉花消费量下降了10%，1876年情况又趋于好转，各棉纺织厂消费的棉花甚至高于危机前的繁荣时期;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73、1874年仍在继续发展，生产量和出口量都没有下降。

第三，这次危机包括农业部门和部分非西方国家在内，从而真正具有世界性质。如果从“普遍”性生产过剩角度衡量，1825年、1837年的危机虽然在国际范围产生影响，但还都属于英国性质的危机。随着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工厂制度的发展，1847年的危机开始具有国际根源。而1857年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像1847年那样具有国际性，而且开始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847年后西方国家工业化与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的一个结果。英、法、美、德四国当时占有世界工厂工业的4/5左右。然而在“世界性”方面，1873年危机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一是涉及到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以及部分非西方

国家的农业危机，成为1873年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运输工具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长途运输的成本，而且缩短了海上运输时间，这就造成大批廉价的农产品不断从美洲、澳洲、亚洲等地运往欧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导致1873年同时爆发世界性质的农业危机。二是危机不但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影响。在19世纪60、70年代，除了非洲内陆和亚洲、拉美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国家已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商品、金融与贸易相互联系，任何一处发生波动，都会迅速地蔓延开来，因而使危机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与同期性特征。

1873年经济危机的结果，一方面与以往历次危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毁灭性影响”;然而另外一方面，又并没有如马克思最初所预言，成为资本主义结束其寿命的信号。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具有总结这次危机的意义。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34.346)事实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认识的正确。1873年经济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统治，而正是在这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生产关系形式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过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危机本身及其后果对马克思原有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晚年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1873年经济危机新变化的形成，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新发展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密切相关。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德国和法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迅速成长为几乎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对手，从而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的危机时期已经结束了。”[11]世界市场的扩大与竞争级别的提高，一方面使得危机周期拉长，另外一方面也改变了危机的运行模式，即从一国为主、别国受其影响，转变为多国次第发生、互相交错进行。借助新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各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以及工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与往来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认为，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密集全球化”时期。[12]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资本势力扩张显著，跨国金融往来范围更加广泛、影响程度更加深刻。5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互相投资或向落后国家投资，总额为4.2亿英镑(合20.5亿美元)，到1870年，猛增了3番以上。[13]同时出现对外投资和借贷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方式进行的现象。欧洲的国际债券市场向全球扩展，从1870年起，伦敦和巴黎市场上的外国证券价值甚至超过了国内证券的价值。1860年，英国银行组建起100多年海外机构，而1890年则达到700个。[14]二是由于远距离交通与通讯取得长足的进步的，世界贸易获得重要发展。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通过“注释”方式说明：“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15]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由于铁路作为“实业之冠”“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的大规模出现，它将终于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

行的“交通联络工具”。它不但为巨大股份公司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归根结底，“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34.347)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使世界贸易水平获得大幅度提升。1820-1850年，世界贸易额大约年均增长2.3%，而1850-1870年间的增长速度约为5%。所有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5%，到1880年则达到10%左右。[16]由此，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理由认为，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牢牢地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大量且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从这时开始，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而历史也已经真正成为世界历史。

国家间经济联系密度的加强，无疑会使危机的表现形式与结果发生改变。在生产与市场主要局限于一国内部时，自由竞争背景下的二者之间脱节很容易达到极端化(“崩溃”)的状态。然而，当生产与市场(产品销售市场与金融市场)超出国家界限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情况就不同了。国内市场的不足可以借助国外市场来弥补;而国外市场在19世纪后期几乎处于无限大状态，因此只要利用得好，至少可以减轻或减缓危机的激烈程度。恩格斯后来就分析过：“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18]而马克思以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支配下的危机形式与后果的分析，大体是以“国家经济”为基本单位，以经济的自由主义运行为前提。从1873年以前的五次危机情况来看，可以设想在一国范围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竞争的确完全有可能出现危机总爆发的结局。然而大约在1873年危机前后，西方主要国家吸取以往的教训，开始实施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措施。例如美国自1870年起，国会干预托拉斯及各大垄断企业的发展;在危机爆发当年，政府强迫要求民众将纸币兑换成硬通货，以保证国家的财政体系不致崩溃。[19]经济全球化与政府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无疑对马克思以往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行后果的分析构成挑战。

更何况这次危机又进一步加强了生产的集中以及资本积聚，极大地刺激了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一次危机后能够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的，逐渐以实力雄厚的不同股份公司形式为主体。而“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20]资本占有形式从以往的个人或家庭占有发展为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集团占有，虽然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从效果上分析，由于更进一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因而使矛盾的尖锐程度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