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2009年第1期

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sEdition)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No.12009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毛启鉴

摘要：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他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和言行脱节的社会时弊，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德行”，“事上磨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不仅认为“知行”是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而且还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行而后知，注重实践的重要性。关键词：良知；知行合一；心学中图分类号：B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09）01-0043-02

作者简介：毛启鉴（1983-），男，四川广安人，华侨大学（福建泉州362021）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收稿日期：2008-05-22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所以世称阳明先生。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毕生为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效劳，曾亲自带兵镇压过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还平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宁王朱宸豪的叛乱。他在运用武力的同时，十分注意从思想上消除人民的反抗意识，加强封建道德的控制力量。他曾直言：“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既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于心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正是如此，王阳明继承并完备了宋儒陆九渊的思想，走出了与程朱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他的“知行合一”说，显示了其独特的学术旨趣，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

的影响。一方面，世人“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会导致“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的后果；另一方面，使人们“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传习录》下）。这些影响“已非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传习录》上）。王阳明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其历史背景和依据的。明中叶，“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不仅威胁王朝的统治，亦冲击着维持封建社会平衡的伦理纲常；而王朝内部亦腐败不堪。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科举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种求知的功夫实际上就是只会读书记诵、章句训诂，而不注重实事实功，造成“空疏谬妄、支离牵滞”的极端腐朽的社会风气。王阳明认为造成这些的祸源正是程朱所主张的分知行为二的知行观。为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批评了当时学者“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他要“指个真知行与人看”，于是提出“知行合一”说，将知行这“两事”并作“一事”，要求人们把对封建道德的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特别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顾东桥书》)，希冀以此来消除朱熹教人先知而后行所带来的后果，这便是他的“立言宗旨”。

一、知行合一说的提出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特有的一对范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关注知行问题。比如，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程朱的“知先行后”；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知可以兼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等等。孔子是第一个自觉地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到了理学时期，由于理学家对道德认识及其实践的高度重视，知行关系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从程颐提出“知先行后”说开始，到完成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朱熹，每一位理学家都将知行范畴纳入自己的体系，阐述各自对二者关系的界定。朱熹系统论证了知行关系，提出了“致知力行，论先其后，固当以致知为先；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的知先行后及重行说（《答程正思》，《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正是针对程颐、朱熹提出来的。

王阳明强调知行本体只是一个，知行功夫不可分离。他尖锐地批评程朱的知先行后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上）朱熹的“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友不得不信。”（《朱子语类》卷九）但在王阳明看来，产生了一些不良

二、“知行合一”说的含义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是“良知”。“良知”概念源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的“良知良能”是指人的天赋道德观念。在孟子看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是与生俱来；善守而勿失，就可以成仁义礼智四德。这是人区别于禽兽之所在。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并进一步把它视为人与生所禀赋的“心之本体”。他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即所谓恒照者也，强调良知是人人所共具有的“恒照”状态与能力，又把良知看成即是天理，即是道。

“行”，一方面是指人们在心理上的意念活动。王阳明将“意”、“念”并提，很显然，“良知”的发用流行即是意念，也就是行了。如他说：“正要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文录二·答魏师说》)。王阳明认为，意念有善恶两种属性，因而“行”也就有了“为善”、“去恶”的两种心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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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只是同一种心理活动的意念的两个层面而已。另一方面，“行”是“笃行”，即主体的实践行为。“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答顾东桥书》)。他认为“笃行”，就是有的放矢地去做一件事，行就是有目的的行。

“知行合一”中的“知行”是不可分的，“知行”即是“良知”的发用流行，也就是“良知”之“用”；而“知行合一”终归于“良知”之“体”，即是“良知”的体用合一。正如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知和行是一体的，所以“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在这动态的关系中，知行关系呈现为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知不离行，行不离知，即知与行有着不可分割性与同时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主旨。

行的渗透，知才不至于陷入“妄想”；“明觉精察”是知的特质，有了知的深化，行不至于陷入“冥行”。知行虽合一，却不是同一，王阳明没有否定二者各有其功用，他说：“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答友人问》)“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答友人问》)

其四，“知行合一并进”。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又，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王阳明以“知行并进”来论证“知行合一”。实质上，这已接近实践是有目的的活动的思想。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们把道德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认识与行动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总之，王阳明继承儒学传统，提出的“知行合一”说首先解决的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成就自身德性的过程离不开躬行，而真诚的孝娣行为亦意味着德性的实现，意识与践履相互规定，相互依赖，是不可分割的。他的“知行合一”说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之上，是他的“心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王阳明还强调人们一定要“致良知”，以求良知再现，从而达到知行合一。为了求得真知，人们必须做到“静处体悟”，而且要在“事上磨练”。只有这样才能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统一起来，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满街都是圣人”的局面才会最终形成。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学说，再进一步说，就是要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智慧大勇，把儒家道德理想在世俗世界的落实作为生命的终极托付，力求知识能导向价值、价值能导向实践、实践能导向理想，理想能导向社会，而社会的价值仍从每一个体的内在心性体验开出，不能悖离人人同具的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基础。如此循环往复，时时修炼人生，层层升进境界；在形上与形下的双重关注中，永无休止地从事改变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恶劣社会风气的道德事业，使人人都能从虚假的自我中获得人心醒觉。所以，知行合一的精神也是一种最重要、最根本的人文精神，有助于人的文化创造与人格形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后来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像王夫之、梁启超、孙中山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不仅成就了“破心中之贼”的学问建树，亦创造了“破山中之贼”的骄人事功。王阳明先生不愧为一名儒者。参考文献：

三、知行合一说的论证

程朱学派是当时官方支持的正统学说，特别是朱熹的理论，被明人当成“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的定论。因此，王阳明要推翻它，需要有足够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认为程朱的“知先行后”说，不合古贤原意，而“知行合一”说，却是“古人宗旨”，并不是王阳明凭空杜撰的。这是想用儒家正统的方法来压倒程朱。然而，古人并没有直接讲过“知行合一”，相反，还分别讲过“知”和“行”，那岂不是古人并不主张“合一”吗？他的学生徐爱就提出疑问：“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传习录》上)对此，王阳明解释说：“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坐，所以必说个知方行得是。”(《传习录》上)这就是说，古人之所以分别讲“知”、“行”只是为了纠正不同的偏向，它们的本质还是“合一”的。

王阳明所举的另外一个理由，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故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答顾东桥书》)即“知”与“行”本来就是合一的，并不是他为了达到一时的目的而任意瞎说的。对于此，王阳明作出了具体的理论论证，使“知行合一”说风靡一时。

其一，“知行本体同一”。按照王阳明的宇宙观，“知行的本体”自然是“心的本体”，即“良知”；“知”是“良知”的自我认识；“行”是“良知”的发用流行。其“本体”都是“良知”，因而是“合一”的。如有什么不“合一”之处，那是被“私意隔断”之故，可通过“致良知”来解决。

其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认为，在行为过程中，知行是统一的。“知是行的主意”意味着行要以知为指导、为目的，离开知的行是“冥行”；“行是知的功夫”意味着行是实现知的手段、途径，离开行的知是“冥想”。所以在王阳明看来，知行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即知即行、行即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则是从动态的行为过程来论证知行合一。作为主观形态的知，产生意念，有了指向外的意向，它是行的开始，属于行的范畴；行的过程是对意向的实施，就行为过程的最后阶段来看，行成就、实现了知，是知的完结，在此意义上，行亦属于知。

其三，“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答顾东桥书》)。这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又一有力证明。在他看来，知行在次序上没有先后之分，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不能割裂开来。“真切笃实”是行的特质。由于

[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3]沈善洪,王凤贤.王阳明哲学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4]张祥浩.王守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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