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经济过渡

向市场经济过渡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学习要求

学习本章重点把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掌握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方式和特点。

我国的经济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经过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机制转变到制度创新，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本章考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与和实践问题，第一节考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两条道路，第二节考察渐进式改革与制度创新，第三节考察渐进式改革中的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最后考察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第一节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两条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最初都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的，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它使得政府能够有效地动员和集中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工业化初始的原始积累，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一些矛盾也不断累积，特别是它造成了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僵化、技术进步缓慢的严重后果越来越突出，引入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就开始了。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展开的。这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对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曾一度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并没有建立起市场有效作用的微观基础，因此改革到一定程度，市场机制与传统体制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使经济趋于停滞。为了摆脱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兴起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在这次新大改革浪潮中，形成了条不同的改革道路，一条是原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一条是中国实行的渐进式改革之路。

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稳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制度化四个部分，它试图通过紧缩货币，放开价格，全面推进私有化，在短时期内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激进式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取消优惠贷款；消除财政赤字，减少对企业和价格的补贴；除少数重要商品由国家定价外，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和生产经营的各种限制，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取消和减少政府对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等。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大爆炸‛式的改革是一种整体的、全面的、根本的和快速的改革，因而被称作激进式改革。苏东激进式改革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

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

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按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被称作是渐进式改革。我们知道，宪法制度是一个社会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它规定了一个社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基本规则，规定了国家政体的性质和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变革的基本边界和约束条件。宪法制度不同，具体的体制安排自然也不相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在于它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政治制度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制度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宪法制度绝对不变，如果传统的宪法制度没有任何变化，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彻底否定原有的宪法制度，而是在原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体制的改革逐步调整、修改原有的宪法制度，赋予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内涵，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例如在所有制结构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形式只有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公有制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是应加以限制消灭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公有制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十五大报告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还提出，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的适当降低并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又如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这些变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推动了改革的深化。

显然，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在于改革的方式方法上，而在于改革性质和目标上。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市场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的平衡和协调、稳定与发展中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苏东激进式改革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性的。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所在。

第二节 渐进式改革与制度创新 渐进式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约束下并与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相结

合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过程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而且是制度创新过程。 一、区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 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经济体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特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运行方式。经济制度则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般说来，一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着它的发展方向。而在经济制度确立后，经济体制选择得正确与否，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可以在经济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我们所要改革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是从伦理道德观念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残酷的人剥削人的现象，不符合人性，是不道德的，因而他们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想法虽然反映了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但却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空想。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得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结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生产力的客观性质所决定的，因而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原则。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本质上是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的，因而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优越性，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的。如果说自然规律的实现是不依赖于人的活动的话，那么，社会发展规律就不同了，它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基本制度是决定性的，但不是万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还有一个如何寻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优实现形式以及不断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如果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不符合社会经济条件和具体国情，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种物质资源，那么，依然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束缚、阻碍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搬用，需要人们结合实际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在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但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规定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建立具体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如果我们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而是停留在对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的教条式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理解上，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认识不是科学的，甚至是扭曲了的，如果我们的认识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那么，所建立的经济体制也就会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常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某种经济体制，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它与生产力之间逐渐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甚至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这就需要及时地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使之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建国以后，我们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建立了一种高度集中的行政化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因为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需要从无到有地建立重工业，实现社会产义的工业化。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符合这种要求，在短期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动员，以集中进行工业化建设。但这种体制由于不是建立在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资源的竞争性分配基础上的，因此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动力和资源的合理配臵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世界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经济发展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的轨道，这种体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越来越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进行彻底改革，最终将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从我国实际出发，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具体状况，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必须坚持；而我国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则已经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改革；而且与生产力相矛盾的，已经不是经济体制的个别方面、个别环节，而是经济体制的整个模式，转变经济体制模式，构建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强调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的。因此，我们的经济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的，我们进行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经济角度来说，改革的对象是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去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我们的改革应该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我们在强调把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区分开来的同时，必须看到，在实际生活中，经济体制又是同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是基本制度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实现形式，它归根结底是从属于基本制度的。改革所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必须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去探索改革的

目标模式。就拿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就是能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说，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基本的，经济体制是第二位的，从属的。如果基本制度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么经济体制设计得再好，也会由于受到基本制度的制约而难以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只有当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条件下，既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又符合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的经济体制，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不能撇开基本制度而去抽象地议论经济体制的问题。党的十四大在明确规定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根据也在这里。

二、渐进式改革中的制度创新

中国渐进式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改良，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改革就其实质和目标来讲，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建立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无论就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还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又要多方面的改革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使之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给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寻求实现基本制度的最优形式；一是进行制度的创新，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渐进式改革是这两方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前进的，改革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从人类社会发展看，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一种社会制度确立以后，要使生产关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就要进行改革。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这种改革只能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超出这一范围只能通过革命的形式，即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不表现为阶级对抗，它基本上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能用政治革命的方式，只能通过改革、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办法来进行。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市场化改革，同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的任务。而且在解决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一切事物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可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处于一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因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部分和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部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意义上，经济改革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实践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经济改革中得到发展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践证明，单一的公有制不符合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有碍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实际，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上，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生产力发展存在着不平衡和多层次，相应决定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具有多元化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了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它们一起构成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从单一分配方式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分配制度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单一分配方式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转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它不仅体现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关系，而且体现着劳动者之间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按劳分配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主体。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相适应的，并由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所决定。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按劳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统一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因此表现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从与计划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通过特定的实现形式和机制与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结合之紧密以至于使人们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而是改革了它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改革了生产关系中不完善的方面，并通过实现形式和机制创新以及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因此，由与计划经济结合

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机制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节 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

一、资源配臵方式转变与增量、存量改革

向市场经济过渡，首先是资源配臵方式的转变。而资源配臵方式与资源由政府控制还是由非政府部门控制有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当资源由政府控制时，资源配臵由非市场机制来实现；当资源由非政府部门控制时，资源配臵就由市场机制来实现。当资源由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同控制时，资源的配臵由政府配臵机制和市场配臵机制的结合来实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府控制了社会资源，从而资源配臵通过政府行政性配臵机制来实现。政府的这种行政性资源配臵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有经济合理性。这种极端条件就是民间部门配臵资源的效率为零从而使政府进行资源配臵不受机会成本的约束。这种条件几乎是无法满足的的。在不具有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实行资源的政府控制从而政府进行行政性资源配臵不可避免地遭受效率损失，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控制的资源不断增加的条件下，这种效率损失会越来越严重。假定社会资源量为OA 完全由政府控制，政府通过非市场化手段进行资源配臵。假定宏观上与微观一样，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那么政府配臵资源的效率会随着资源的增加而递减。我们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表示效率，效率递减表现为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递减。用横轴表示资源量，用纵轴表示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那么效率递减可以用向下倾斜的直线表示。从图上看，这种资源配臵方式只有在政府控制的资源量为OA 时，才有经济合理性。而如果考虑到机会成本，即便资源量为OA 这种资源配臵方式也缺乏经济合理性，因为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政府的这种资源配臵造成了巨大的国民收入损失即效率损失。这种损失取决于其机会成本即非政府部门利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大小。假定非政府部门利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也是递减的，如图2〃1所示，这时造成的效率损失（表现为损失的国民收入）可以用由NEA 组成的图形来表示。

0 B A

图2〃1 传统体制下的效率损失

我国传统体制下就是这样。在决策权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政府利用行政性强制进行资源动员和集中分配（通过控制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和交换渠道把农

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产品甚至必要产品的一部分集中起来，通过利税上缴把工业部门创造的盈余集中起来），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对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储蓄倾向低，难以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储蓄来源。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性强制通过价格剪刀差形式和工业部门利税上缴进行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能够启动大规模的工业化。然而，这种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是以牺牲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使之长期化，必然导致农业的停滞；另一方面在决策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国家成为唯一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因此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不仅所有制结构单一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只能采取授权管理的办法，就是授权部门管理和地方管理，部门管理和地方管理导致了条块分割，同时使得委托代理链条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拉长，委托代理层次不断增加，代理问题必然日益突出，从而使委托代理成本增加，效率下降。加之，体制信息结构、动力结构和分配结构上的缺陷（纵向信息传递的信息结构导致信息失真和扭曲，动力结构上强化了行政性强制却弱化经济激励使其动力难以持久，分配结构上存在的身份制、等级制既无公平，也不能保证效率），从而导致体制功能的自我退化。这不仅导致政府配臵资源效率递减，而且会引起效率曲线下移，从而导致分配效率和制度效率的损失。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既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改变原有的体制结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提高效率曲线水平，促进分配效率和制度效率的提高。

显然，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利用资源效率既定的情况下，社会资源配臵的效率取决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份额。而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既定条件下，社会资源配臵的效率取决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配臵和利用资源的效率曲线的形状。改革能否带来效率的提高或效率提高之高低，取决于改革能否在在两方面的成效：一方面能否通过改革合理划分政府和非政府部门资源控制权，这种划分要保证政府和民间部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相等，就是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控制在效率边界上，这种配臵效率的效率边界在图2〃1中为E 点，在该点政府控制资源与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的边际效率相等，与此对应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支配的资源分别为OB 和BA 。通过改革带来的这种效率可称为分配效率。可见，改革的分配效率的高低取决于能否实现资源在政府控制和非政府部门控制之间合理划分。另一方面改革能否改变效率曲线的形状，提高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效率曲线。通过改革改变了两曲线的形状，提高了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效率曲线，既定资源条件下可以带来更多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效率提高的结果。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效率曲线的形状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效率曲线，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此种效率可称为制度效率。显然，改革效率取决于改革的分配效率和制度效率。为改变传统体制下低效率状态，必须改变政府与非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比例，使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达到均衡状态，从而提高配臵效率，与此同时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制度效率（表现为图2〃1中MA 和NC 曲线的提高）。

二、增量改革

优化资源配臵，提高资源配臵的效率，既要考虑纵向资源配臵，也要考虑

横向资源配臵。所谓纵向资源配臵就是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或配臵。所谓横向配臵就是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或配臵。无论是资源纵向配臵，还是横向配臵，都要根据机会成本原则来进行，否则就损失分配效率。按照机会成本原则配臵，意味着政府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和非政府部门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在边际上带来的国民收入相等，才能保证资源配臵的分配效率。理论上，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都能利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投资活动带来国民收入。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用于投资的资源来源于国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剩余即国民储蓄。这样，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消费倾向一定条件下，国民收入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就决定了政府和民间部门储蓄和投资的基本格局。

我们知道，国民储蓄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构成。储蓄在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构成即储蓄的主体（部门）结构。储蓄结构除主体（部门）结构，包括形式结构。所谓储蓄的形式结构，就是储蓄在不同资产形式上的比例关系。储蓄结构是由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储蓄主体的储蓄倾向决定的。在个储蓄主体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按何种比例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直接决定了储蓄的部门结构。可以说，储蓄结构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

储蓄结构反映着不同所有者能够支配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关系。储蓄结构反映着不同所有者能够支配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关系。储蓄结构从资金供给方面制约投资结构。所谓投资结构是指投资的主体结构和部门结构。投资主体结构即投资决策主体的构成；投资的部门结构即投资的部门分布。投资的主体结构和部门结构都受制于储蓄结构。在储蓄集中于政府的条件下，企业和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投资的部门结构将直接取决于政府的投资决策，例如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政府既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家庭的少部分储蓄也被通过银行系统臵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的储蓄决定和投资决定能够同时进行，直接决定着部门的投资结构。而在储蓄主体多元化、政府储蓄所占比例较小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直接决定投资结构，这一方面是因为非政府部门有不同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偏好，政府投资常常考虑投资的外在成本和收益，而不仅仅是投资项目本身的成本和收益，企业则主要投资于盈利性项目和领域，而不会考虑其项目的外在经济不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储蓄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储蓄在部门间的流动、转移，这种流动、转移对投资的部门结构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国民收入的分配要保证储蓄投资在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之间的均衡配臵，从而实现分配效率。如果国民收入的分配偏离了均衡的轨道，必然导致分配效率下降，进而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我们可以用图2〃2表示国民收入流量的形式。假定既定国民收入下，国民储蓄投资为OA ，那么政府和民间部门的效率曲线一定条件下，国民储蓄投资的部门结构就决定了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状况。如果政府集中控制了国民总储蓄投资，由于存在效率损失（在图2〃2中表现为相当于NEA 所围成图形面积），致使实际总产出低于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可见，国民收入在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分配是决定分配效率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分配效率，有必要形成合理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我国传统体制下，由于政府集中控制着国民收入进而成为国民储蓄投资的唯一主体，基本上排斥了民间储蓄投

资。其结果分配效率低下，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调整和改革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进而调整和改变了国民储蓄和投资的部门结构，使居民和企业成为重要的储蓄和投资主体，使得储蓄投资和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不合理分配状况得到改善，提高了分配效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0 B A

图2〃2 流量调整改革

三、存量改革

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带来的增量资源的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储蓄投资流量形成的存量资源的分配状况。就资源存量看，按其控制权划分，有政府控制(或国控) 和民间部门控制两部分。存量资源整体效率，显然既取决于政府和民间部门控制的存量资源的效率，也取决于存量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分配状况。在政府和民间部门控制的存量资源效率曲线一定条件下，存量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决定了存量资源的整体效率。

存量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主要是由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就其在政府或国家与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来看，则是由国有制与非国有制的构成状况决定的。把国有制和非国有制都看作是一个整体，并非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因为国有和非国有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如国有制可以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效应推动经济发展，但由于其利用外部经济效应，使其经济活动当事人难以与经济活动结果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系从而往往弱化其经济活力；非国有制则能够建立起直接的利益联系从而激发经济活力，但不利于利用外在经济效应，甚至导致严重的外在不经济而使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或代价。既然如此，国有制和非国有制在只有在其适应的领域才有效率。从资源配臵效率角度讲，国有制与非国有制应合理配臵以确保整体效率。根据机会成本，国有制的范围既不是愈大愈好，也不是愈小愈好，而应使国有与非国有资源在国家或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假定国有制资源为利用效率曲线为图3中的MA ，非国有制资源利用效率为ND ，这种情况下，国有制控制的资源为OB ，非国有制控制的资源为BA ，这时所有制结构为效率最大的所有制结构，因而是最优的所有制结构。所以，盲目扩展国有制或实行非国有化改革不仅不能提高效率，相反可能会降低效率，阻碍经济增长。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就是明证。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国家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如图相当于

OA 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有制企业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假定这时非国有制效率曲线为图3中的DN 的话，那么单一的国有制企业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在图中相当于损失了NEA 的国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有选择的退出，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均衡发展，本可以消除这种效率损失。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盲目地推行私有化改革，以牺牲国有经济为代价发展非国有经济，这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私有经济的发展面临机会成本的约束，从而导致新的效率损失。由于私有经济取代了国有经济，民间部门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尽管民间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但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减少了，原来社会资源配臵带来的国民收入总量为MAO ，现在则变成为NDOA ，原来由于机会成本约束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为NEA ，现在则变成为MED 。改革前后效率没有实质性改变，不仅如此，而且会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而影响经济增长。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固然提高了市场化程度，但却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其原因就在这里。

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同，我国没有对国有经济实行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而是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多种公有制经济和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从整体上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通过战略性调整和改革，使国有经济在其适应的领域和部门发挥作用，促进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均衡发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国有经济由于机会成本约束造成的效率损失，同时也可以避免原苏联东欧进行非国有化改革造成的新的效率损失。因此盲目的发展国有制或盲目的实行非国有化或私有化改革都非明智的选择，国有经济改革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就是根据国有经济发展的效率边界，有选择的退出，促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均衡发展。

0 B A

图2〃3 存量改革

国有经济的效率边界显然既取决于国有经济自身的效率曲线的形状（即图3中的MA ），也取决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效率曲线，因为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代表着国有经济的机会成本。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主要取决于国有经济所在领域和国有经济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国有经济只有在其适应的领域和部门比如外在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需要把国有经济的资源配臵到适应的领域和部门，从那些不适应的领域和部门中退出。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取决于制度安排，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把国有经济的潜力发挥出来，否则就会缩小国有经济的效率边界。

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反映了国有经济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因此其效率曲线越高，意味着国有经济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相应意味着国有经济效率边界向左移。由此看来，国有经济的有选择退出不能不考虑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言而喻，在那些非国有经济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国有经济并无比较优势的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的退出有助于整体资源配臵效率的提高。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看，在一些领域和产业部门，国有经济的发展与非国有经济有互补关系，如存在外在效应的领域和产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在存在这种互补关系的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无疑不能退出，退出不仅会影响该部门和领域的经济发展，而且会对其他经济部门和领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另一些领域和产业部门的发展可能存在另一种关系即竞争关系，在这些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是否退出或退出的程度既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上产业成长的状况，同时要看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我们知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水平是不同的，处于不发达阶段，面临着低度化的、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有些产业生产能力很弱，甚至缺乏生产能力，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经济就是这样。这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门类齐全，生产技术先进，工业部门生产能力强。这种差异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维持的能力，且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生产能力强大，能够有效的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其具有产业结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能够在国家竞争中赢得主动。而不发达国家由于其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产业结构低度化，一些产业部门缺乏生产能力，因此难以通过产业间或产品间的管理关系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同时由于其产业结构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其工业化受到冲击，而且产业安全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单纯依靠民间资本不足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因此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依然需要有国有资本的进入，以克服民营资本进入存在的障碍。

从我国的情况看，一方面产业结构依然处于低度化阶段，实现工业化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整体实力还很弱，难以承担起这种重任。固然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在一些领域和部门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了较强的活力，逐渐成为一些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应当看到，我国的由于其自身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等方面的限制，进入一些领域还存在很大障碍，这些产业部门和领域需要靠国有资本来支撑。在那些民营资本迅速发展壮大的领域，国有资本退出不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多大影响，而在另一些领域，国有资本退出则会对产业发展乃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或影响。因此国有资本决不能盲目退出，正确的选择应是有选择的退出。所谓有选择的退出，就是从那些难以发挥国有资本优势，或与民营资本过度竞争的领域中退出，退出的国有资本需要进入那些民营资本还不能进入或进入存在障碍的领域和部门，强化这些领域的产业竞争力。显然，这种有选择的退出，应视不同产业情况有所不同，同时从整体看退出有其合理的界限，超越这一界限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

要指出的是，实现资源配臵方式的转变，不仅要进行有效的流量改革和存量改革，而且使之与制度创新相结合，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制度效率，同时促进

流量和存量的改革。制度创新就是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以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在我们的分析中，就是要提高政府控制资源和民间控制资源的效率曲线，在图2〃1中就是提高MA 曲线和NC 曲线，扩张其制度效率边界。显而易见，制度效率的高低或制度效率边界的高低决定着整个社会效率的高低。无论是MA 曲线的形状，还是NC 曲线的形状，既受制于制度安排，同时也都反映制度绩效。不同的制度安排，MA 曲线和NC 曲线的形状是不同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可以提高两曲线的水平，而且可以避免两曲线过早的向下倾斜，制度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四节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性质、目标和内容决定了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一）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相结合。中国的改革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自上而下的组织与协调下进行的，这是中国改革能够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邓小平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现成的可共借鉴的模式和成功经验，需要进行政府统揽全局，进行精心筹划、设计和有效的协调，从宏观全局上把握改革的目标、改革战略、改革不同阶段的衔接、各方利益关系的平衡和调整，从整体上不断推进体制的转变和制度创新。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改革中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有效的体制和制度安排，这就需要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其他体制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整个改革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与此同时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基层单位自发改革、主动改革的精神，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因此各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又丰富多彩。中央的统一领导、组织并不否定基层单位进行大胆地改革探索，而是对之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对群众和基层单位自发改革、主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在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创造，中央根据农民的创造，制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进入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具体特点上与农村改革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把中央的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试验相结合，中央决定改革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中央统一领导组织下，允许基层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试验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引导改革不断深化。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首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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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23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当归结于中央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和自下而上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不仅保证了改革能够有序的进行，使改革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同时在人民群众中极大地迸发出了改革的智慧，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二）重点突破与整体协调相结合。中国的改革是在政府整体协调下进行的，政府对改革过程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组织、协调，而在具体实施上采取重点突破、局部推进的办法，通过分领域、分部门、分地区、分企业等一个个局部性变化逐步实现整体推进的目标，形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非国有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增量到存量，最后实现整体经济体制转换的独特道路。这种从局部重点突破到整体推进结合的改革方式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变化的内在逻辑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是不均衡的，改革的主客观条件不一样，改革先从那些改革成本低、收益高的部门、领域入手，重点突破，逐步推进，阻力小收益大，易于达到整体改革之目标。例如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绕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连年获得丰收。城市改革首先从放权让利入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并在在此基础上进行配套改革，整体推进。改革首先在一些部门和环节率先进行，不仅可以减少改革阻力，易于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可以产生示范效应和互动效应，为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如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农村发展奠定基础，而且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市场环境，有助于推动城市改革；沿海地区经济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对内地改革开放能够起到示范效应和促进作用，进而推进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重点突破和整体协调推进相结合保证了渐进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使得改革能够在成本较小的情况下不断获得实质性进展。

（三）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对国有经济内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引入非国有经济使之在在国有体制之外获得广泛而迅速的发展，从而把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互结合，推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单纯从国有制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面临许多难题，如在政企分开、冗员分流、企业自负盈亏、企业破产等都有很大难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而从体制外入手进行市场化改革就不会遇到这些难题，从而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和改革的难度。由于非国有经济能够直接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在国有经济体制之外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直接的推动作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配臵，也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市场竞争的形成，这又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作用，促使国有企业改革其管理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推动市场化进程。由于非国有经济没有历史包袱，不存在政企不分、‚大锅饭‛和‚铁饭碗‛等弊端，一开始就能够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直接面向市场进行投入产出的选择，因而在市场化改革中获得了较快发展，这种发展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具有必然性，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由于体制上的束缚，发展速度相对慢，在整

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发挥着特殊作用。由于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使得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很大部分国有资源，特别是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从而使政府具有较强控制能力，这不仅有利于控制和协调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矛盾，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而且能够在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使政府能够有效地进行调节，克服市场的缺陷，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当然，国有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必须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相适应，我们不仅要看到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和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而且应看到它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作用。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于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对之进行市场化改革，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一任务不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因而，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推进并举，是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四）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配合。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 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策的分散化和资源配臵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特点以及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又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一方面，要不断推进市场化，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臵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引发的各种矛盾和不确定性，需要保持政府的有效干预；一方面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开放和自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配臵，扫除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前所述，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此能够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下实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相互配合，在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进展。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存在本质差别，激进式改革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元化、西方化，以西方式的多元政治作为其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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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和政治改革战略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而不能用西方的某种标准作为检验的标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需要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因为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同时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五）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

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良性循环，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针。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之中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其他两个方面，而且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动力。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

1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任何一个社会

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要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发展、变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就必须进行改革。不过，在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这种改革是有一定限度的，以不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界限，超过一定界限，就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表现为阶级对抗，因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不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有领导、有秩序的改革来进行。改革实质上就是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和环节，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发展是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要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种种矛盾，但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保持国内稳定局面，实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离不开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离不开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谋求更快的发展。

稳定是前提。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保证。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1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国家整天处于动荡之中，再好的愿望也要落空，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实施，国家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是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则能够为改革提供支持，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稳定也离不开改革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和发展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为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谋求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

渐进式改革 激进式改革 增量改革 存量改革 经济体制 经济制度 制度创新 资源配臵 机会成本

思考题：

1、 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 中国渐进式改革有那些特点？

3、 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对资源配臵效率有何影响？

4、 如何理解中国渐进式改革中的制度创新？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