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妇女的呼声
现在，农村妇女也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通过在家庭中经济收入的提高，女性逐渐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平等。 谢丽华的父母一直想要个男孩，她出生在山东省一个贫困的镇子里，她已经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了，出生时她的妈妈拍打着她愤怒地哭着说：“又是一个女儿。”她出生那年是1951年，在依靠强壮年轻小伙的土地社会中，女孩被认作是赔钱货。 几十年后，中国农村妇女的处境更加悲惨了。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失控的人口增长。对生孩子的限制使得重男轻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女儿只能作为二等公民被养大。 今天谢丽华已经是一名女性维权的积极分子，致力于妇女改革的推广工作，她要向男权社会展现，女性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她正尝试说服妇女们，让她们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谢丽华是《农家女》杂志的创办人，这本杂志是农村妇女情绪宣泄的窗口，每期都有长篇的读者来信，由于偏僻的农村太贫困根本没有电脑，所以这本杂志就当成了她们的一个聊天室。 虽然农村妇女已经朝着平等的方向向前迈进，和白领女性一样有更好的教育和机会，但是无法摆脱的早期时代低质量的生活方式尝尝困扰着她们。 每四个中国妇女中就有三个生活在农村，大约超过4.5亿。保守的社会习俗滋生着孤独和性虐待。家庭暴力很高，在农村每年大约有15万的妇女自杀，据世界健康组织报道，女性的自杀率远远超过男性。 谢丽华的读者都是些视配偶不仅是丈夫更是主人的农村妇女，而且身肩传宗接代的任务，从名字中就能体现，如“招弟”(招来个弟弟)、“爱弟”(爱护弟弟)。 现在她的大部分梦想都实现了，比如有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城市里寻找致富之路，被拒付工资的工人勇于向工厂讨薪，遭受虐待的女服务员控告她的雇主。前福特基金会项目驻中国董事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工作的琼・高芙曼(Joan Kaufman)说：“谢丽华的杂志是第一个带给农村妇女真正的呼声。正是她和其他人的不懈努力，报道家庭暴力事件，才使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谢丽华的批评者说她在中国的处境很尴尬，在一次国际巡游前被警告不能说祖国的坏话，一位政府官员警告她：“这会引起外交问题，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但是不屈不挠、已56岁的她，仍继续和西方媒体，还有愿意倾听她讲话的人进行讨论。她说如果说我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也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这个平台，再努力也没有进展。 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意思是妇女也有分担工作的能力，妇女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几年以后，她终于有了第一次大胆说出心声的机会。 那时在《中国妇女报》当记者的她，曾到过河北省报道一位妇女照顾年老残疾丈夫的事件，这件事被树立为农村模范的典型，但谢丽华发现她像奴隶一样地生活，她能这样地忍受是因为被告之这就是她的命，命该伺候男人。“她不是模范，而是受害者。”她把这个事件命名为“与封建愚昧作斗争”，而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围绕此事的辩论风暴持续了几个月。 1993年，谢丽华开办了叫《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后来把名字简化为《农家女》。杂志的价格是40美分，而且免费发给最贫穷的妇女。 她的同行嘲笑她杂志的名字和内容都像“丑小鸭”。刚开始的几个月是非常困难的，前两版都是她自己编写的。她的丈夫说她把自己都奉献给了不认识的农村妇女。但是她的“丑小鸭”不仅茁壮成长，而且踏入了一个新的层面。读者们讨论性、爱情和婚姻。陷入困境的妇女写她们是怎样地渴望离婚和开展自己的事业。 谢丽华还出版了一本读者来信的合集――《农家女的情感世界》，描述爱情故事和理想。很多男性也购买此书，有些还写信针对某篇文章发表自己男性的观点。 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80％的死亡是因为夫妻间的冲突引起的。有报道显示女性服药自杀是为了逃避不幸的婚姻和包办婚姻带来的无聊生活。还有强迫堕胎，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中国法律允许再生二胎。如果第二胎也是女孩，再次堕胎也是合法的。有些政府官员批评这种报道是言过其实。 尽管也有很多挫折，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宽容，女性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无法想象10年前的样子。 她说：“中国的农村妇女都是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媳妇。我鼓励她们遵循一条简单的原则：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的附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