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汪精卫对日外交方针的嬗变(1932―1938)

　　摘要：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蒋汪合作局面开始形成。汪出任行政院长后，在他对日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并在后来，由于其个人主观原因及客观上日本的进逼、诱降等原因，此对日外交方针大致经历了“抵抗与交涉并重，甚至强调抵抗”、“交涉优先”、“强调抵抗的重要性”、“妥协退让的交涉”这样几个阶段的嬗变。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及其任一阶段的嬗变都体现出汪对抵抗日本侵略始终缺乏信心，这对汪最终投日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汪精卫；对日外交；方针；嬗变 　　一、汪对日外交方针的初步形成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趁中国宁粤对抗和国共内战的机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在此背景下，对立的宁粤双方表示息征御侮，共赴国难。并召开会议拟定了和平统一办法，决定：“要求主张公道裁判日本之横暴行为，及在军事经济上为最后抵抗之准备。”11月16日，汪根据宁粤上海和会的决议，强调指出：“至对日问题，不能专依国联之助我，尤恃我有抵抗之能力及牺牲之决心”由此， 汪开始形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 　　1932年2月7日，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余自去冬来沪，即表示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张至今无变。”13日，汪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谈话之要旨。关于抵抗，他说： “此次中国不屈于日本之暴力，而出于正当防卫，必须有最大之决心，极巨之牺牲，方得最后之结果。”同时他又认为：“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可见，汪所主张的抵抗一开始就是消极自卫性的抵抗。关于交涉，他说：“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这里，他所主张的交涉，主要是寄望于国际联盟等第三方力量的干涉，当然，也包括中日直接交涉。 　　总之，汪所主张的对日外交方针一开始就是消极软弱的，为保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他主张抵抗，但面对中日力量悬殊，他又极力主张在保持一定限度的前提下通过交涉以达和平。 　　二、抵抗与交涉并行，并强调抵抗的重要性 　　从“一・二八”事变到1933年长城抗战前期，汪主张抵抗与交涉并行，并强调抵抗的重要性。1932年2月29日，汪精卫在洛阳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讲演时指出：“我们为民族生存起见，应该抵抗，而且必要的抵抗。”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于1932年7月19日侵犯热河，形势危急。22日，汪通电全国，称：“吾国难日深，望我军政长官，督饬所属，同心戮力，共谋捍卫。”同时，他电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出兵抵抗。1933年3月，长城抗战全面展开， 20日，汪发表了题为《抵抗要有决心还要有力量》的演讲。他说：“时至今日，除了抵抗两字，更无话说。固然抵抗与交涉并行，是应付时局之根本原则，但有抵抗，然后有交涉，……”在这一阶段，尽管汪主张抵抗与交涉并行，并一再强调抵抗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汪对抵抗日本的武力侵略充满信心。1932年8月23日，他在职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如果日方稍变方针，愿与谈判。”可见，他所主张的抵抗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最终能与日方进行谈判服务的。 　　三、交涉优先 　　从长城抗战失利到卢沟桥事变前夕，此时的汪精卫对抵抗已经失去信心，将对日外交的重点转向了交涉。随着进入4月份后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转为被动不利的形势，汪不时的表露出对时局的悲观看法。4月13日，他对时局发表谈话表示：“五六十年来，我国因种种关系，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俱落人后”， “国难如此严重……所以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23日给胡适的信中抄录了当日他复某先生电稿倾诉“不量力而战”为人所谅，“量力而和”不为人所谅的苦衷。他担心“惟一战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以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可见，汪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充满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汪连交涉也变得谨小慎微了，用汪自己的话说就是“由‘鸣钲求援’而转为‘默守待援’。 　　实际上，以1935年1月“广田演说”为转折点，汪走的更远，他为实现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甚至推行了对日亲善外交。2月20日，汪出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演说问题表示：“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这篇报告可谓是汪精卫对日亲善的代表作，它表明汪的“抵抗与交涉并行”的对日方针不仅已偏向“交涉”，而且“交涉”的主要内涵是对日友好亲善。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然而，汪对日本政府过于信任，对日的野心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1935年日本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并最终于1937年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 　　四、重新强调抵抗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0月陶德曼调停前夕，面对日本无止境的进逼，汪对他所主张的对日外交方针作了调整，重新强调抗战准备的必要性。卢沟桥事变后，汪在庐山谈话会上指出：“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8月3日，汪在南京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表示，“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里，汪希望国民抱定必死决心，坚决抵抗。但他的对日外交方针调整仍不够彻底。汪后来在谈到抵抗与交涉的问题时说：“如果日本要亡中国，则……不如战而亡，……日本如果没有亡中国之意，则中国应该随时准备收拾战争，回复和平。”由此可见，他所主张的抵抗不是为救亡而抵抗，而仅是为结束战争而抵抗。 　　五、妥协退让的交涉 　　从1937年10月陶德曼调停开始，汪的对日外交方针又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的进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汪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完全没有了信心。12月3日，汪在汉口民众团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陶德曼调停是中日和谈的一个机会，如果愿意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12月5日，汪精卫利用接见新闻记者之机，再次发表谈话：“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的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陶德曼调停遂告夭折。这使汪产生了惧怕情绪，他继续主张对日和谈。8月8日，他在国民党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称：吾人当初的目的，欲求长期抗战，使日本之兵力财力发生破绽，第三国可以乘隙予日本以不能再起之致命伤。然抗日已经过一周年，日本之实力不能予吾人预想之程度消耗，英美法等国已转变现实外交方针……吾人有何具体办法，以自力长期抗战？10月11日、21日，汪借机分别对德国、英国记者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 　　此时期汪的对日外交方针完全转到了纯粹的与日交涉、对日和谈，并在此后越走越远，至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单独对日谈判，发表《艳电》，汪最终滑入了投降主义的深渊。 　　参考文献： 　　[1]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蔡德金，王 升.汪精卫生平纪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3]汪精卫谈对日问题[N] .中央日报，1932-02-08. 转引自谢小鹏.“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4]汪精卫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要旨[N].大公报，1932-02-14. 转引自谢小鹏.“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5]汪精卫.惟抵抗始能自存[Z].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合刊. 转引自张殿兴.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战”、“和”观. 　　（作者简介：冀花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