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今年，又逢甲午。中国，又被触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痛定思痛，为了噩梦不再搅碎好梦；为了坎儿不致成为跨不过去的鸿沟；为了伤口不再被戳，为了流泪的人不再流血，为了流血的人不再流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联合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大型专题报道，将连续刊发金一南、丁一平、皮明勇、肖裕声、罗援、彭光谦、孟祥青等一批军事研究领域名家大腕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心血文章。同时，新华网、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及其手机电视台等也将同步展开集成报道。 >>

刘杰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

（九）中日海军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

甲午战争使曾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却大获全胜。究其原因，海军战略及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关键。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海军选择的是攻势战略，中国海军采取的是守势战略，而且是消极的近岸防守。两国不同的海军战略选择，制约着海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海军战略力量的发展、海军战略方针的采取、海军战略手段的使用，导致两个背景相似的东亚国家30余年平行竞赛后迥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一、在“为什么建设海军”上不同

晚清政府筹办海防和创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自强”、“御侮”、“欲与洋人争衡”，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说法，办海军可以“保和平，守疆土”，而且“可上岸击贼”。但遗憾的是，清政府筹办海防，建立和发展海军，缺乏一个全局性的明确的海军战略目标，缺少跻身世界海军大国和强国的长远考虑，也缺少关于海军使命任务的明确具体的顶层设计。

日本则不同，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一直有较明确远大的海军战略目标。日本政府赋予海军的历史使命，就是充当“大陆政策”的工具，“守护主权线”，“保护和扩大利益线”，争做“东洋盟主”，打破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地区进而称霸世界开辟道路。 >>

二、在“建设什么样的海军”上不同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海军，即海军建设目标问题，中日两国的差异在于是否坚持不懈地为建设一支具有“亚洲第一”作战能力的近代化海军而奋斗。 >>

晚清政府不仅缺乏明确的海军建设目标，而且没有坚持不懈地建设海军。与晚清政府形成对比，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明确了海军建设目标。 >>

三、在“怎样建设海军”上不同

近代化海军建设的主要特点在于：具备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科学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统一的兵力建设和组织指挥等。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日本海军建设对此均予以重视，晚清海军建设却只注意到前三个方面，忽视了第四个方面，始终不能将海军置于统一建设和统一指挥中，这也是中日海军建设的主要差别所在。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的领导体制更为集中统一。日本海军在编制上原本也分属于沿海各镇守府，但同时在中央又设有统管海军的海军省，后来还增设专管军令权的海军军令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为集中使用兵力，形成局部优势，进一步强化了统一指挥。 >>

四、在“如何运用海军”上不同

如何运用海军，其实即海军战略方针，是指导海上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行动纲领。海军作战指导方针的理论核心实质上是制海权问题，而能否夺取制海权，取决于能否采取攻势。甲午战争中，日方运用的是积极的海上进攻战略方针，中方采取的是消极的近岸防御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不同决定了制海权的归属，进而也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归属。

晚清政府对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对制海权的认识也有争议的过程。其整个“作战大方针”表明，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海军作战的胜负和制海权之争夺。 >>

五、多重原因造成战略差异

忽视军事理论的研究、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是晚清海军军事战略落后，乃至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想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未想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包括先进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已风靡欧美及日本，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权论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国策引导下，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特别是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于1890年出版后很快被日本译出，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国情军情和海战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海权理论及海军战略。

甲午一战，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可以为当今中国海军战略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

张炜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八）一场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争

19世纪中叶是东亚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时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到来自海上西方国家的挑战而开始近代化改革，但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暴露，是一场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侵华战争。

一、确立“大陆政策”——北上南下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中国遭受鸦片战争厄运的时候，日本也在1853年被迫开国。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陆地狭小，资源匮乏，危机感更强。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后便发布了《御笔信》，确立“大陆政策”。明治这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征服中国大陆，其方向有二：一是向北，越过朝鲜海峡“征韩”，继而进入中国东北、华北和进一步觊觎俄远东地区；二是向南，越过琉球进犯台湾，以台湾为跳板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进一步征服吕宋（今菲律宾）等南洋诸国。>>

二、制定作战构想——剑指中国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了《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日本应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争取在中国尚弱之时加以攻击。具体作战计划是，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的直隶湾登陆，2个师团进入长江攻占沿岸要冲之地，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的目的。

至188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目标明确，进攻中国的作战构想已经非常完整、具体，最终目标显然是灭亡中国。 >>

三、开动战争机器——扩军备战

在日本整个扩军备战中，其近代化海军发展占据重要地位。1886年后，日本海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海军编为常备的大舰队、中舰队和小舰队。明治天皇发出号召，以皇室捐款、大臣捐薪、发行公债等方式集资，高薪聘请法国著名舰船设计师设计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型军舰，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造舰，“松岛”等“三景舰”就是这时制造的。1890年，日本又提出海军扩张案，先后购买和制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3172吨的“秋津洲”等3艘新式巡洋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速度达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进入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已有7个野战师团12万多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万余吨。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天皇直接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对华战争的所有军事准备。 >>

四、无视国际公法——挑起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3日，朝鲜李氏王朝请求中国派兵助剿。清廷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派兵是应朝鲜政府请求，属于“保护属邦旧例”。此前，日本居心叵测地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怂恿中国尽快出兵，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廷竟轻信了日本的保证，毫无顾虑地钻进了圈套。6月4日晨，北洋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赶赴仁川；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淮军渡海前往朝鲜牙山。

当叶志超、聂士成所部清军于6月12日在朝鲜半岛牙山湾完成登陆时，日军先遣队和8艘军舰也已进抵朝鲜，7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开始登陆仁川。事实上，此时朝鲜形势已经趋缓，当中国提出按照《天津条约》双方撤兵时却被日本拒绝。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公开承认他就是“想借此好题目”，如果不能协调双方关系，便“索性促其彻底决裂”。 >>

五、调整作战计划——陆海并进

甲午战争有陆海两个战场，这是因为日本的既定作战计划是进犯中国领土，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侵略乃至灭亡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陆海并进、协同作战。 >>

黄海海战后，日本陆军第一军占领了朝鲜全境，但日本海军并没有完全实现消灭北洋海军、取得黄海制海权的目标，“定远”、“镇远”铁甲巨舰对其下一步实现运兵渤海湾、登陆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的计划仍构成威胁。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辽东半岛战役，具体计划是：陆军第一军从朝鲜过鸭绿江，新编陆军第二军共约2.4万余人由联合舰队护送登陆花园口，两军由陆路和海路同时入侵中国本土。结果，其陆海两路全部实现作战计划，日军攻陷旅顺，连续4天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起点。今天，安倍政府不断无中生有制造事端，渲染“中国威胁论”，将40多年来两国修复关系的努力归零，并企图抛弃日本和平宪法，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值甲午120周年，不能不倍加引起人们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老路的担心和警惕。 >>

皮明勇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

（七）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一、“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 >>

二、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 >>

三、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

四、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

五、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

郭凤海

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

（六）穿越无形历史障壁的强国梦

今年又逢甲午，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

一、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

二、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罗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五）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 >>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肖裕声

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四）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战争以日本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的惨败而成为历史，此后新兴的日本帝国开始疯狂扩张，最终走入毁灭的深渊，而中华民族则在陷入丧权辱国之痛中猛醒，进行百年复兴的奋斗。

历史告诫日本：侵略能一时得逞但必自取灭亡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日本，选择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虽能得逞一时，但最终会将国家民族带入毁灭的深渊。

甲午战争胜利刺激日本更沉迷于对外侵略、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半个世纪，日本与中国、俄国(及苏联)、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几乎全世界主要国家都交过战，将战火烧向整个亚太地区，其疯狂程度在人类历史中亦为少见。

回顾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走的是战争冒险—获益—再冒险的畸形道路，直到彻底失败。战争确实使日本连连获益，但侵略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必然，正如中国老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最后连本带利一起清算。 >>

历史告诫中国：腐败与落后必然挨打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中国，腐朽与落后是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惨败的总根源。只有通过全面改革，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军队腐败是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腐败导致军队训练荒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精神，即使再好的武器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致数十人伤亡。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北洋水师自将领以下，不少军官长期在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出租给下级敛财，开设鸦片烟馆、妓院，甚至参与走私，训练弄虚作假，生活骄奢淫逸。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断了中国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势头，中国国运衰败从此加速，民族灾难从此加深。然而，正是在这场巨大的灾难后，中华民族的觉醒有了新的转折，从而揭开中国近代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

历史告诫世界：须共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世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义务。

回顾人类文明史特别是甲午战争120年来的历史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变革中实现的，战争和暴力不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战后，日本正是因选择了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迅速发展为高度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日本正是和平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同时，个别大国也不能忘记当年因“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而导致的惨痛教训。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本质没有变，若个别大国再为一己私利，被日本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离间利用，纵容日本，养虎为患，必将重蹈历史覆辙的悲剧，给包括自己在内的亚太各国带来灾难。 >>

孟祥青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三）三个甲午年：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受压迫的屈辱历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处于极度衰落中的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的一个甲子，中国陷入苦难的深渊。也因为这段历史，自此的120年间，甲午年就成为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

1954，第二个甲午年，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洗刷了近百年的耻辱，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扬眉吐气。

2014，第三个甲午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崛起的道路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中国吹响了再次出发的“集结号”。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目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1894年甲午战争：救亡图存的起点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侵华的肇始。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早在16世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但囿于国力的原因，三次侵朝均无功而返。但此后，开疆拓土必先自吞并中国始，成为日本的信条。

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让日本“赌博式”的侵华计划得以奏效，沉重的割地、赔款条约成全了日本的快速崛起，也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此为节点的60年，“驱逐日寇、抵抗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日本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侵略者后，其对中国的奴役和压迫，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残杀，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而二战后日本对其滔天罪行的无理诡辩和对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等争议领土的百般阻挠和抵赖，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 >>

1954年再逢甲午：走向复兴的开端

1954年甲午年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走向复兴的真正开端。这个甲午年之所以具有节点性质的意义，皆源于两件事情：其一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的结束;其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1954年作为第二个甲午年，还有一件具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即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他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法治国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

2014年又逢甲午：由富到强的节点

2014年又逢甲午年。因为特殊的年份和敏感的钓鱼岛争端，日本不可避免地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自我“刮骨疗伤”的改革勇气，已经注定了我们的使命任务不能也不会再局限于“战胜日本”。然而，随着美国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让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日本”。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甲午年，怎样规划好今后60年的建设蓝图，需要我们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对日斗争方针和国际定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第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这是21世纪我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最大利益。

第二，我与日本围绕着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的结局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历史已经并将再次证明，时间在我们一边。

第三，积极适应我国国际角色的转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

丁一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二）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

当前，我们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努力奋斗，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重新反思甲午海战的屈辱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更是实现“富国强军”和建设“海洋强国”，增强全民族海洋、海权意识的现实需要。

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

甲午海战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舰和兵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激战持续时间近5个小时，北洋舰队在损失5艘战舰的情况下，死战不退，击伤日舰7艘，重创了包括日旗舰“松岛”号在内的4艘战舰，迫使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削弱了日舰队实力，迟滞了日舰队行动，使日军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一再做出调整。

然而，甲午战败之后，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却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了北洋舰队头上，北洋舰队的将领成了战败的“替罪羊”。 >>

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

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起“军事自强”的洋务运动，特别是两次海防大讨论，增强了清政府大治水师、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感。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中国破天荒地拥有了一支在亚洲堪称一流的近代化海军舰队。

但是，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同时，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

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

在“专守防御”、“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船被俘、“高升”船被击沉。而“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是要与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应当说，消极保守的战略决策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是导致甲午战败的关键原因。 >>

甲午战争的历史启迪

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训，甚至会有惊人的相似。我们反思失败历史、屈辱历史必然是苦涩的、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甲午海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和振聋发聩的历史启迪。 >>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一）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作出严格检验。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官僚倾轧下的窘迫成长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

失败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

牢记教训，而非掩埋教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