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狂人日记]的"疾病叙事"

　　内容摘要: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其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新篇章。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为叙事者,通过似乎混乱无序的语言,深刻地揭示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种叙事是典型的疾病叙事,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疾病叙事的鼻祖。因此,从疾病叙事的角度,我们能更加完整同时更加深刻的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正是本文试图去理解《狂人日记》的原由和角度。

　　关键词:鲁迅 《狂人日记》 疾病叙事 颠覆 隐喻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1]在这部小说里,鲁迅的“病态”人生经历所引起的“病态”精神感受被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渗透到了作品中,作者以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为叙事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由于鲁迅所关注的“病态社会”,并且选取了“病人”作为叙事者,所以可以把《狂人日记》看作中国现代小说“疾病叙事”的开端,同时也是鲁迅小说“疾病叙事”的开端。

　　

　　一、“疾病”释义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早或迟,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2]苏珊・桑塔格,当这位被誉为“美国公共的良心”的当代著名女作家、文学批评家患癌之后,开始对人生和疾病进行深刻的反省。进而她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中,疾病的意义超脱了疾病本身,疾病是一种隐喻,我们可以从中理解或阐释出某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在文学表现里,疾病常常成了对社会中某种缺失状态的展示,或者是这种缺失关系的根源。这种疾病的隐喻传达出作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同时也通过读者的阅读将这种价值判断得到理解,进而产生共鸣。

　　在具体的文学阅读中,“疾病”又不能被简单的认为就是作者本人真的患上了某种疾病,在《狂人日记》中,叙事者是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鲁迅在这个时期刚好患上了这种疾病。因此,“疾病”只是作者的一种虚构,通过这种虚构赋予叙事者一种身份,然后叙事者运用这个身份深入到某些领域来表述作者想要传达出来的价值判断。因此,本文的“疾病叙事”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作品中,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定叙事者确实生理或精神上出现了某种疾病,在《狂人日记》中是作者直接在文章开始前就已经说明。但是,这种“疾病”不应是一种事实性的表述,而应该被理解成作者给读者预设的一个观察文章深层含蕴的一个窗口。

　　

　　二、疾病与《狂人日记》

　　

　　1917年,“文学革命”的爆发标示了现代文学的开始。然而,封建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着广大民众的整个头脑,是他们思维和行动的主导。因此,才产生了知识分子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以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话语”正和传统话语产生着激烈的斗争,或者说新的话语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冲破并最终颠覆旧的话语。这里的颠覆既是一种破坏,同时是一种构建。然而这个构建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写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还处于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

　　正是在这种新旧话语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是要去揭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片宣言。” [3]他的小说通过描写“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 [4]“意在暴露旧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5]。然而,旧的话语在当时却是社会的权力话语。这要求鲁迅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去表现他的“愤怒”,在新旧的缝隙里鲁迅用“病人”的“疯癫”成功实现了话语的表达。同时,这种话语表达的客观要求也使得小说本身更有“蕴藉”。因此,鲁迅就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的病人去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作者对疾病叙事的预先设定。

　　同时,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鲁迅的身世:鲁迅的父亲在1896年鲁迅才十五岁时就辞世而去,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担起了“父亲”的责任,而同时鲁迅对父亲的死又抱有沉重的内疚感,这使得鲁迅自己因此背上了无法卸载的心理包袱;同时,鲁迅长期被疾病折磨着,这些疾病主要有三种:牙病、胃病和肺结核。前两者使其失去了对“食”应有的快感,而肺结核正是导致鲁迅过早辞世的无情杀手。无疑,疾病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疾病对鲁迅的思想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说:“我很憎恶我自己,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常想到杀人。” [6]从这里我来可以体会到鲁迅曾有一段时间内心的挣扎,这种挣扎同时也使鲁迅观察社会的目光更加深入,思想也更加的深刻。“肺结核把他推到了生存绝境,只有生命的意志所面对的生死之战。所幸的是,鲁迅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沉默中挺了过来,没有在沉默中死亡,开始了他的爆发阶段” [7]。“他在断落的血肉身躯中看到一整套象征体系,其中透露出关于中国国民性与社会的复杂意义――他们是自私、冷漠和食人成性的。”[8]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不仅人的头脑,而且人的身体及人的整个现实生命活动,都会能动地渗入反映过程中” [9]。鲁迅所遭遇的这些疾病,以及这些疾病所带来的苦难,并在这种痛苦的参与下深化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必然会无意识的渗透到他的作品中。正是通过这种有意识设定和无意识的渗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病态”叙事风格。

　　

　　三、“病人”和“病态世界”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节选自《狂日日记》)

　　这段小序首先明白无误的告诉读者:小说中的叙事者是患有“迫害狂”的病人。然而这段小序的作用却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表明叙事者的这样一种身份。如果我们以“病态社会”和“正常社会”来划分人群的话,小说的叙事者有一个过程,即从正常人到病人(病者其弟也),再从病人到正常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表面上这是一个形式的变换,而其中却发生了“质”的变化:病了语“荒唐之言”,愈后将日记题名“狂人日记”。同时,由于在正常和非正常之间找不到一个绝对清晰的界线,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线作为分割点。“即在仪式的动态过程中,具体的域限并不总表现在一个方向上。它的单位表述亦非单一表述,在一个域限与另一个域限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既然区分的界线失去,那么非正常中的语言的普遍性就体现了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叙述者的鲁迅和作为叙事者的友弟重合提出了“供医家研究”即治疗的期待。这个时候“治疗”的迫不及待性才真正的体现出来。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以上四段节选自《狂日日记》)

　　小说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具体的地点,没有完整的情节,能听到的只是叙事者做梦般语无伦次的疯语。随着“病人”的思维,看到了四千年仁义道德的吃人,吃了孩子,最后叙事者在“恶梦”中猛然大喊“救救孩子”。所以本文上面所选取的四段,其实正好是“病人”在病狂时的思维内容。鲁迅为了营造一种“呓语似”的效果,故意将小说语言断裂和重组,使语言及语言承载的思维内容似乎混乱难以理解。这也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后来的疾病叙事在语言上延续了这种断裂“不可理解”般的风格,比如在莫言、残雪等的小说中。

　　抽出这四段来看,叙事者的思维就豁然显现出来:黑夜,安排好,吃人,四千年,仁义道德,孩子。这不是混乱的思维片段,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沉思。恐惧来自于害怕被吃,这是第一个层次;吃人的根本是四千年的仁义道德,这是第二个层次;救救孩子,显然是反抗的呐喊,这是第三个层次。病人经过如此严密的三个层次的思考和言语,终于突破了“病人”的外衣,使读者明白到病人其实是最正常的人。

　　因此,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病态世界和正常世界得到了一次对换:病人的世界成了真正的正常世界,而所谓正常者的世界却成了病态世界,从而,这两者更加尖锐的对立起来。通过这种转换,以及转换所带来的正常非正常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还包括转换之后前后强烈的对比,使思想进一步深刻,使读者沉重的去思考如何去治疗这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当人由常进入非常,就仿如返回生命之根(归根复始)、力量之源(混沌),因而是生命因净化而获得再生、新生;不过它也是一种反面的状态,具有颠覆性、逆反性,由于常态所压抑、累积的恒久之力至此一缺口迸射而出,成为一种破坏的叛逆的力量。”[10] 疯癫“既是一个孕育着某种秘密‘转折’的虚假结局,又是走向最终复归理性和真理的第一步” [11],在这里,不正常和疯癫其实是理性的流动。所以说,鲁迅是借用病人的身份,深入到社会制度这个层面,呐喊出了颠覆它的声音。所以说,鲁迅是借用病人的身份,深入到社会制度这个层面,呐喊出了颠覆它的声音。

　　

　　四、结论

　　

　　通过这种疾病叙事,鲁迅把一个“病态”的社会即礼教的吃人展现给读者,这是对旧的话语权力的一次猛烈的攻击,这次攻击也可以说是先进知识分子用小说作为武器对封建落后制度进行激烈批判的序幕。疾病叙事不仅仅是小说技巧层面的运用,而且更是深层思想的体会和展示。疾病叙事于是作为鲁迅小说独特风格的一个方面留在了现代文学史上。通过疾病叙事,我们能够从鲁迅小说中发掘出更多更深刻的思想内蕴。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富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2]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 周作人:《往事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4] 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自序》,《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页。

　　[5]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6] 鲁迅:《致李秉中信》,《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0页。

　　[7] 张天佑:《专制文化的寓言――鲁迅、卡夫卡解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8] 王德威:《批判的抒情》,《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9]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10] 李丰懋:《台湾庆成醮与民间庙会文化―― 一个非常观狂文化的休闲论》,载《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文建会,1995年,第43页。

　　[11]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