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共两次合作与分裂的外在原因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政党，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左右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步伐。两党有过成功的合作，也有过长时间的分裂和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已有过评论。本文从国际关系变化对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的角度探讨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的原因。

　　［关键词］国共　合作　分裂　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杨汉强（１９８１―），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而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中国政局乃至国共关系的变化，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力量大博弈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影响中国政局的主要国际势力，有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等国，还有共产国际。由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分赃”不均，各帝国主义通过召开华盛顿会议，暂时在侵略中国的争斗上达成妥协，“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１]（Ｐ１４３)，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成为国共合作的外在“压力源”。这时，建国不久的苏俄刚刚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迫切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恢复因战争而破严重破坏的国内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且改善其在东方的国际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在东方寻找朋友和支持力量，共产国际和苏俄加快了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苏俄和共产国际陆续派出使者和顾问，帮助孙中山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物质上给予孙中山宝贵的援助，从而坚定了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三大”，进行了两年的热烈讨论，由“一大”确定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二大”确立“民主联合战线”，由同意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逐渐发展为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１９２２年８月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中共领导人与马林激烈争论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并由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付诸实施。因此，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战略决策，事实上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催化剂”。这样，既有外来的“压力”，又有“催化剂”的加速作用，国共第一次合作，水到渠成。

　　

　　二、帝国主义分化革命阵营、共产国际和苏联原则失误与国共分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两党以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纲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中国人民的自救解放运动必然影响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１９２６年秋，北伐军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加上汉口、九江革命群众收回英租界，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第一，为北洋军阀提供了大量贷款和军火，还应北洋军阀要求，在租界大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志士，并把他们引渡给反动当局。第二，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到处寻衅闹事，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清楚的表明帝国主义强盗企图利用炮舰政策来阻止北伐部队的进军和中国的统一，同时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叛变革命”[２]（Ｐ５６５)。第三，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南京事件后，帝国主义列强引诱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中国共产党，加速了帝国主义列强与蒋介石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的进程。“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武装势力的硬的办法，而且还有软的办法，从国民运动营旅中诱惑”蒋介石“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激进派，根本削弱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３]（Ｐ１５―１６)。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处理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上的失误。第一，在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共产国际始终重视国民党，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４]（Ｐ７６)，并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则，从而助长了共产党内右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反，对作为自己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则持轻视态度。“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的过早……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５]（Ｐ２２０―２２１)第二，共产国际不顾形势的变化，始终坚持“党内合作”的方式。“党内合作”方式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符合统一战线方针，而且也是孙中山所同意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惟一途径。然而，孙中山逝世后，由于国民党右派的不断挑衅，“党内合作”方式渐渐不符合形势。共产党人曾多次提出改变合作方式，变“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但共产国际均坚决反对，批评之为“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敌人称快……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６]（Ｐ２０６)。第三，当国共两党发生冲突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了迁就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政策。例如“中山舰事件”后，苏联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就要求革命力量实行退让，以安抚蒋介石，避免破裂统一战线。他没有只言片语批评嚣张一时的国民党新老右派的阴谋活动，而是大肆斥责革命阵营内部的“缺点错误”。第四，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的代表，一般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处于决策地位，甚至国际代表之间的意见也不统一，互相矛盾，如鲍罗廷和罗易。由此造成中共党内混乱，无法在革命紧急关头解决各种问题。在这种国际关系条件下，国民党对合作的“离心性”越来越强，共产党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一味以妥协求联合。维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可能性愈来愈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分裂，难以避免。

　　

　　三、国际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之争与国共第二次握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是这个时期国际形势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到华北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美英等国统治集团一方面想利用日本镇压中国革命，又想利用日本作为反苏的力量，因而对日本暂时有限的侵华采取了姑息养奸妥协纵容的政策。“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不给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提供借口，在对日关系方面采取了姑息妥协的姿态……不敢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反而把中日作为‘交战双方’等同对待，采取同美国完全一致的态度”[７]（Ｐ４１０)。造成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旧对美苏“援助”、国联“调查”等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继续其“攮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这时，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目的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国际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完全排斥“上层”，不要中间势力，没有联合对象的自己孤立自己的策略方针。以上这些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对日政策、策略是不可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还造成国共两党的矛盾在民族矛盾开始上升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能得到缓和，相反进一步强化了。直到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８]（Ｐ１４３)。这就直接影响威胁到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根本利益，使“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明确表态深感不安”，“它们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反对日本‘想在东方当霸主’”[９]（Ｐ４５３)。这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逐渐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提出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１９３７年８月，《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订。中苏关系的改善，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日本帝国主义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１０］（Ｐ３４３)。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共两党相继调整政策，并最终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四、美苏争霸与国共再次分道扬镳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在“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号下，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由于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这时“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是：一方面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另一方面又采取‘调处’策略，调停国共冲突，防止内战，建立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力图以和平方式将中国统一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达到不战而控制中国的目的。此外，它还加紧拉拢苏联，促使苏联支持国民政府，并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１１］（Ｐ１４３８)。有了美帝国主义的撑腰，国民党反动集团更加有恃无恐，一边邀请中共代表团去重庆谈判，一边频频发动与中共军队之间的冲突。可是当上党、绥远、邯郸、津浦路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近１１万人，解放区军民取得反击战争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掀起强大的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当局政治上陷入孤立的时候，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破产，美国政府被迫调整其对华政策，即由公开的“扶蒋反共”改为以“中立”和“调停”的面目出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名，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六月下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八月十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１２］（Ｐ１２０３)。这就是美国“调处”政策的本质。从苏联角度看，苏联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便支持当权

　　的蒋介石。“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一)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要求与中国友好和睦相处；（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统一中国”[１３］（Ｐ１４４０)。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明显，苏联有意支持国民党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赞成中国人民向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而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的妥协。可见，美苏的对华政策无非是二者为保证自身的利益而以中国“和平”“统一”为幌子的谎言。这些政策无疑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加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加速了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又不顾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完全关闭了两党的谈判大门，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历史，由此结束。

　　尽管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国共两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其发展过程也深深打上国际关系的烙印。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大陆长期、稳定执政的党。国民党自２０００年成为在野党以后，积极进行议会选举和政党外交活动，以图尽快恢复其原来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百年老党，在领导层实现新老交替后，积极改革的国民党具有重新上台执政的能力。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国际关系缓和但局部地区国际关系时有尖锐矛盾的大背景下，我们总结两党合作和分裂的外部原因，就是为以后国共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合作总结经验教训。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１］［８］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１１］［１３］黄修荣．国共七十年（上册）［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集［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二大”和“三大”［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斯大林全集：第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

　　［７］［９］法学教材编辑部．国际关系史（上册）［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０］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２］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