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病毒关系溯源

人类与病毒关系溯源

人类遭受病毒的折磨由来已久。

史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三个世纪，中国就存在天花；在古埃及石刻浮雕中，也有患过脊髓灰质炎的人像。

对狂犬病毒引发的病症，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就作了详细记述，这可能是最早的有关病毒的记载。当然，那时人们还不可能对病毒本身有什么认识。

昆虫病毒病可能同高等动、植物的病毒病一样历史悠久。十二世纪中叶我国《农书》(1149年出版)中，已有关于家蚕“高节”、“脚肿”等病症的记载。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在作怪。

第一个记载的植物病毒病的是郁金香碎色病，至今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还保存着1619年荷兰画家的一幅得病的郁金香静物画。当时一个得病郁金香的球茎竟能换来牛、猪、羊甚至成吨的谷物或上千磅的奶酪。只因当年荷兰疯狂的“郁金香热”，使我们知道在十七世纪就存在一种植物病毒病———郁金香碎色病。

东方的智慧

在18世纪，欧洲的一些医生已经注意到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某些病一生只患一次，得过之后再不会重患，“天花”就是其中一种。那时“天花”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患者全身起满水疱，多半会发着高烧死去。

令医生们束手无策的“天花”，土耳其的农夫却有预防的办法。一有人染上天花，他们就用针刺患者的水疱，然后再用针刺健康人的皮肤，这些人也会出现一些相同症状，但通常比较轻。

这项技术很有效。虽然危险性也很大，一些人被针刺伤后，病症也会日益加重，甚至丧命，但被一位名叫蒙塔古的英国贵族女性带回英国后，还是逐渐传开了。后来，詹纳医生在这种来自土耳其的法子的基础上，发现了“牛痘”———一种牛身上的类似天花的疾病，是更好的预防天花的替代品。

关于“预防天花”的发明权是谁，历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既非土耳其人，更非英国人，而是属于中国人。中国从公元10世纪宋真宗时代就有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的记载了。在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人痘预防天花推行甚广，先后传至俄国、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地，后来才到了英国及欧洲。

不管最早的发明权属谁，这都是人类与病毒之战的第一场真正的胜利。

巴斯德的酒

就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而言，法国人巴斯德也许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人。

虽然今天的医学已经进展到分子水平、基因层面，但就在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距今150年前，欧洲的诊所和医生甚至还没有手术前要洗手的概念，因为那时的人们对已经和人类共生共存了千万年的病毒、细菌这些微生物一无所知。

人类对细菌和病毒的认识就是从巴斯德的一只酒桶开始的。

酿酒业是法国经济支柱。传统的酿酒方式，是将葡萄汁添加酵母后倒进大木桶，放置几周后葡萄汁就成了美酒。但问题是，有时出来的却不是美酒，而是变了味的酸水，只能倒掉。

已是著名化学家的巴斯德受酒厂老板之托，要查出酒变酸的原因。巴斯德于是从酵母入手。他发现人们已经使用了几百年的酵母是由无数小颗粒组成，这些小颗粒就是“菌”，是活性的。它们不断增长、不断繁殖、摄取养分、逐渐长大，简直和生物一样。酒精可以说就是这些酵母菌的排泄物。

那为什么酒会变酸呢？原来美酒中的酵母菌是圆形的，酸酒中的酵母菌却是长形的，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后者的排泄物就是酸性物质。防止葡萄酒变酸很简单，只要把这种菌杀掉就行了。巴斯德把葡萄酒加热到50摄氏度，就轻易地将这些不受欢迎的菌体消灭了。这就是被誉为葡萄酒业“救世主”的著名的“低温杀菌法”，至今仍然遗惠———不仅造酒，在饮料、牛奶的加工方面也被广泛采用。

既然微生物会危害葡萄酒，那对人也应该会，人生病的关键就在微生物！巴斯德的“细菌病因说”，最直接地促进了医院的卫生清洁，以后因生产和手术而感染死亡的病人大大减少了。

疫苗的诞生

作为化学家的巴斯德勤于对疾病的研究，不纯粹出于好奇心而是有着身世之痛，他的两个爱女都死于流行的伤寒病。

经过长时间研究，巴斯德终于制造出有效的预防霍乱和炭疽病的疫苗，用在动物身上非常有效。为了避免授人以柄，他非常谨慎地选择了狂犬病作为突破口。因为狂犬病死亡率非常高，一旦发作就要痛苦一个月以上才死亡，是当时最可怕的疾病之一。

1885年7月的一天，一个名叫麦斯塔的少年被疯狗咬了，这意味着他很难活过秋天。父母无奈，要巴斯德为儿子注射了12支狂犬病疫苗。所幸疫苗发挥了效力，少年捡回一条命，巴斯德名声大振，人类从此也有了对付病毒的方法。

巴斯德是杰出的科学家，能从很有限的资料中推断出正确的结论。他断定狂犬唾液中有致命微生物，但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显微镜观察到。因为病毒是比细菌小得多的生物，通常只有几十纳米！

病毒的发现

谈起病毒，不能不提到烟草花叶病毒。

100多年来，烟草花叶病毒在病毒学发展史乃至遗传学、生物化学以及当代基因工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人们了解到什么是病毒、病毒的结构、病毒的侵染、复制以及抗病毒基因工程等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病毒学工作者的宠儿。

1859年，在荷兰工作的德国人麦尔把烟草花叶病株的汁液注射到健康烟草的叶脉中，引起了烟草的花叶病，证明这种病是可以传染的。1892年，俄国的伊万诺夫斯基不但重复了麦尔的试验，而且发现其病原能通过细菌所不能通过的过滤器，可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反而抱怨他用的过滤器出了毛病。用这个出了“毛病”的过滤器滤过的细菌培养液，保持了几个月都未污染细菌的事实也没能改变他的看法。

倒是荷兰的一位细菌学家贝杰林克敢于正视现实，于1898年重复和肯定了伊万诺夫斯基的结果并且证明显微镜下看不到病原物，试管里用培养细菌的方法也培养不出来，但它能扩散到凝胶中。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病原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有传染性的活的流质”。

真正发现病毒存在的是贝叶林克，给病毒起拉丁名叫“Virus”也是他。

伊万诺夫斯基和贝杰林克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工作发现了烟草花叶病毒，从而开创了独立的病毒学研究的历程。

“Virus”一词刚刚传到中国时，有人把它译成“毒素”。我国微生物学界的老前辈俞大绂先生最初直译为“威罗斯”，后来改为“病毒”，即能致病的毒物。顺带一提，当时，我国著名的植物病毒学家周家炽先生还曾建议，把“疒”和“毒”字加在一起，成为一个双音的单字，可惜没有被大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