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诗经
【中文题名】《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一
【作者】李金坤
【文献出处】清华学术期刊
【分类号】
【关键词】诗经;战国散文;土著文化;楚辞;承传
【图片】
【内容】
如果说《诗经》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标志着黄河流域文学最高成就的话,那么,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则是先秦时期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标志着江淮流域文学的最高成就。《诗经》与《楚辞》犹如闪耀于古老文学夜空的明星,南北辉映,彪炳千秋。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代表文学传统,沾溉后世,厥功大矣。虽然《诗经》和《楚辞》是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面貌各异的文学样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外在的、内在的、表面的、本质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近年来却有部分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楚辞》对《诗经》不存在承传关系,是两种不相干的地域文化代表。①这显然是不妥的。为了进一步论证《楚辞》对《诗经》的承传关系,本文拟就古今学者对《诗经》、《楚辞》承传关系的代表性论述作简要回顾,通过对《楚辞》、《诗经》文本的切实解读,来理清《楚辞》与《诗经》的通变关系。
最早指出《离骚》与《诗经》承传关系的,当推汉武帝时的刘安。汉武帝命他为《离骚》作传,他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离骚序》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全文引用了刘安之语,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连对屈原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到了东汉末年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则从“比兴”艺术手法这个角度,突出了《离骚》对《诗经》的承传关系。这就是为历代楚辞研究者所推崇并屡屡称引的“依《诗》取兴”说。到了南朝的刘勰,作《文心雕龙·辨骚》篇,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楚辞》与《诗经》的承传关系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认为屈骚是“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再后来,到了近代,梁启超则毫不犹豫地指出:“屈原„„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的。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②而鲁迅先生的分析更是透辟,他既指出屈骚与《诗经》具有相同点的原因,所谓“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又能指出屈骚对《诗经》的发展变化,那就是:“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论,不遵矩度。”正因为此,“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或在三百篇之上。”③刘师培先生虽然在长篇论文《南北文学不同论》
中论述了因水土风习不同而形成文学风貌之异的特点,但他终究认为:“屈原《离骚》,引辞表旨,譬物连类,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与《风》《雅》为节,其源出于《诗经》;及宋玉、景差为之,涂泽以擒辞、繁类以成体,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亦葩经之嗣响。”④姜亮夫先生从研究屈原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曾胸有成竹地说过:“屈原肯定读过《诗经》。”⑤现行几种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中国文学史》亦都明确指出《楚辞》对《诗经》存在着承传关系。
下面便就比较学的角度,从《楚辞》与《诗经》文本的解读中,进一步窥探二者之间的承传通变关系。因笔者将有系列论文详论《楚辞》对《诗经》的承传关系,故此文不拟全面展开论述,仅就“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三方面作一比较论析,以窥《楚辞》深受《诗经》影响之一斑。先看文学精神。《楚辞》对《诗经》文学精神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上。在《诗经》“国风”的部分作品中以及《大雅》、《小雅》的部分作品中,充满着对昏君佞臣、暴虐政治、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一些贵族阶级出身的诗人,他们比较熟悉上层统治阶级的底细,接触了较多的肮脏丑恶的事实,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能不抒发愤怒的感情。表达对明君贤臣的迫切愿望。这类诗主要产生于厉王、幽王和东周初年这三个时期。因为这几个时期是周代社会最黑暗、阶级矛盾最尖锐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如《大雅》中的《桑柔》、《板》、《荡》、《民劳》等;《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小》、《正月》、《瞻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由于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施政无道,许多贵族出身的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人士便深为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而担忧,诗中充满着“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况)填兮,悼彼昊天,宁不我矜”,“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大雅·桑柔》)的忧患意识,诸如“我心忧矣”,“莫知我哀”这样的句子,以及“忧”、“戚”、“悲”、“哀”、“苦”、“惨”等这类充满幽怨凄苦况味的词语反复出现,俯拾皆是。《诗经》中这种“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在《楚辞》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其中,既有对奸佞当道、贤愚不分黑暗政治的揭露,如《涉江》云:“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又有对统治阶级道德堕落行为的尖锐批判,如《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鹜以追逐”。更有对最高统治者的敢怨与敢恨,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九辩》亦云:“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的大无畏批判精神,较之于《诗经》,则更深一层矣,人们评价《楚辞》,常常喜欢说它既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这后者,正是《楚辞》“怨刺”精神的生动体现。这与《诗经》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忧患意识,作为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比起《诗经》的作者们来则更为深沉而浓郁。通读屈骚,其中那些充满悲伤恐惧情绪的字眼就会鱼贯而入,纷至沓来。如:恐、悼、惮、患、悲、伤、哀、怨、愤、愍、忿、郁邑、欷、郁结、纡轸、轸怀、愁苦、忧心、怛伤、离愍、离谤、逢尤、永哀、太息、烦冤、舒忧、惨郁郁、自抑、掩涕、泪,等等。刘安《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班固《离骚序》、刘勰《辨骚》等,都指出了屈原这一心理焦虑忧恐的特征。至于产生的原因,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屈平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正是在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般众多的怨情忧绪,便折射出屈原那一腔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和崇高美德。
再看艺术形式。《诗经》语言形式主要是四言,这种形式亦为屈原所采用。如《天问》、《桔颂》、《招魂》等。为什么说屈原这些作品的四言形式是受《诗经》的影响呢?对于这一点,以往人们都罕有论及。其实,只要浏览一下楚国诗歌的实际情况,便可迎刃而解了。在楚国的诗歌史上,纯为四言的诗歌只有《说苑·至公篇》所载的《楚人颂子文歌》和《说苑·正谏篇》所载的《楚人为诸御己歌》。倘若楚人早就通行四言诗体的话,在传世的十余首楚歌中,不可能仅见此二首呀。从《诗经》传入楚国的情况来看,《楚辞》部分四言诗体当是模仿《诗经》而成。其他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载的《优孟歌》、《吴越春秋》所载的《河上歌》、《申包胥歌》等皆以口语为歌。虽有四言,但杂有六言、七言。此外的一些楚地民歌,如《越人歌》、《沧浪歌》、《接舆歌》、《渔父歌》等,也都不是纯四言诗。所以,屈原作品中之四言诗体的来源,当出自《诗经》无疑。受《诗经》四言诗体影响的《楚辞》,传至汉初,遂又形成了一种以四言为体的骚体赋。可见,《诗经》诗体影响之大。
细读《楚辞》,还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化用《诗经》诗句的地方。如姜亮夫先生在论及《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时说,《离骚》、《远游》、《悲回风》三篇后面都有“仆夫悲余马怀兮”这句话,其实,它就是从《诗经·卷耳》的“我马瘠矣,我仆痛矣”这两句化用而来。诗人“用‘仆’字同‘马’字来代表作者的主观愿望,把情感寄托在仆和马身上,这是《诗经》的东西。”⑦此外,像《楚辞》中的“苗裔”、“皇考”、“回风”、“飘风”、“湛露”、“踊跃”、“芒芒”、“隐忧”、“荼荠”、“优游”等词语,都是直接取之于《诗经》。又如,宋玉《九辩》中“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望托志乎素餐。”其中“素餐”之典,即出自于《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而其中的“诗人”,自然是指《诗三百》的作者们。相传宋玉为屈原的学生,即便不是学生,也是屈原辞作的追慕者,他在作品中能够如此娴熟地引用《诗经》典故,这说明他学习和掌握《诗经》的程度是很深的。屈原与宋玉为同时代人,而且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甚为密切,这正好旁征屈原学习《诗经》的事实,从上列语言形式、词语、典故的运用等情况可以看出,《楚辞》的创作受到《诗经》的影响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