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传统永远是滋生作家创造力的肥沃土壤

2011-09-22 来源：作家在线 作者：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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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开始觉得必须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框架，从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才是扎实有力的，才有可能产生些变化，才有可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写出一些新的东西。

“作家在线”名家访谈系列“70后”作家实力榜①——朱文颖

朱文颖，女，生于上海，中国“70后”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繁华》、《浮生》、《重瞳》、《花杀》、《哈瓦那》等，有小说随笔集多部。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并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韩文、德文译本。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并多次入选夏威夷大学纯文学刊物ＭＡＮＯＡ“环太平洋地区最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作品专辑”。其作品在同辈作家中独树一帜，被中国评论界誉为“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现任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朱文颖：传统永远是滋生作家创造力的肥沃土壤

（“作家在线”刘宏伟/采写）

一、“作家在线”刘宏伟：您的最新作品《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能否达到您阐述的“确证写作的意义，确证一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在这个时代里存在的必要性”这样的目的？

朱文颖：一部作品和某种“意义”与“必要性”之间，是没有平等的对应关系的。我所说的“确证”，更多的只是针对自己的内心。因为如果我还要坚持写下去，内心是必须要有力量的。否则写作将会沦为行尸走肉。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要找到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必须是真诚的，触动灵魂的，与这个作家本身的特质与思想对等的——假如你已经想明白，并不仅仅想做一个随波逐流的所谓写作者的话。当然，我说这话的前提是，我们身处的这个大转型的时代太复杂了，里面纠结与隐藏的力量与秘密都太复杂了，而它与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表象是“随波逐流”，有时甚至还是肤浅的。在这样的时代里（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真正的写作应该穿越表象，去做崭新的发现、激活和解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几乎没有终结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至少能够给予我一些力量，因为它是真诚的，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回应。

二、“作家在线”刘宏伟：有评论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是您创作生涯迈出的一个新起点，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样的新起点？

朱文颖：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新起点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个人思想以及精神框架的建构。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写作仍然具有某种期待的原因。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文本中处理情感、心理、情绪等问题时，往往比较具有优势，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开始觉得必须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框架，从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才是扎实有力的，才有可能产生些变化，才有可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写出一些新的东西。就像昆德拉说的，“作家位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来说，我的视野还相当的狭窄，看到以及表达出的东西还相当的有限，所以怎样拉开自己小说的开合度，处理一些在我以前小说里没有处理过、甚至从未意识到的问题，是我迫切应该考虑的。

三、“作家在线”刘宏伟：有报道称您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颠覆”南方，您想抵达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的南方呢？

朱文颖：我最近思考过一些关于文学写作的地域背景的问题。与地域有关的写作，其实有很多层次。比如说，一个从小喝酱汤长大的人，或者吃生鱼片长大的人，和一个生活在食物与水果四季都有着极为鲜明差别的地区的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地域文化的起点。但如果仅仅只是呈现与强调这个特色与起点是不够的。这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方面。

我近来注意到莫言的一个特点，他笔下的高密其实走过了几个阶段。首先是意识到可以写高密，因为他熟悉高密，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接着，觉得光这样写，不论读者还是自己都会厌倦，所以他接着发展出了一个想象中的高密，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虚构、放大、荒诞、变形，这个高密是莫言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它几乎可以承载一切。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我觉得莫言是把人类学运用到小说里去并且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位作家，当然，这和作家本身的个人气质有关系，但对于相对来说仍然视野比较封闭的中国作家来说，仍然多有借鉴之处。

所以说，所谓通过自己的作品“颠覆”南方，其实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思——在写作中，我们应该警惕地域文化带来的思维定势。比如说，我生活其间的苏州，以及整个江南地区，一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细雨、温和、暖阳、垂柳，联想到一切优美的、慢吞吞的、甚至有些含蓄的东西。前一阵我和一位上海的朋友聊天，谈到这种地域文化的思维定势问题。那位朋友说，苏州这个城市和上海相近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的苏州人都认为苏州的过去是一场梦，作家就更是这样。凡是写这个地域的作家，都很少能绕开这个思路。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还有最近我看到诗人西川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江南”这个话题，其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新清史”的研究中，发现清朝的鼎盛时期似乎并未视中原和江南地区为核心，其关注视野放在辽阔的亚洲腹地：蒙古、西藏、新疆，再加上同属边疆的东北；中原和江南只是其全盘“大一统”规划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打破了我们以中原和江南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惯性，很多问题再来看就要换一种思路。所以人的视野是重要的，很多文字和思想的激发都由此而来。

归根到底，我觉得“颠覆”也好，重新“抵达”也好，其实还是希望通过独特的地域文本和个人特质，尽可能地创造与接近一种普世价值。

四、“作家在线”刘宏伟：《高跟鞋》是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试图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来”来的文学作品，您如何看待评论所指的“第三条道路”以及这部作品所折射出的现实意义？

朱文颖：评论家自然有他们的理解和指认方式，我只谈些自己的感受吧。

今年下半年，《高跟鞋》和我的另一部小长篇《水姻缘》作家出版社都要重版。所以前几天我写过一个《新版自序》。在这个简短的新版自序里，有这样的一些话——

它们都写于十来年前，首版于十来年前……有些事情，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改变了。就像《高跟鞋》里，在夜店做着暧昧工作的女大学生，就像《水姻缘》里“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南方市民生涯，那时候是“新新人类”的生活，但现在看来，却不知不觉有了一丝奇怪的怀旧意昧。

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社会正处在“大河拐大弯”的历史进程中。我觉得，现在，我终于有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或许，真的没有一个时代会比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更复杂、更精彩、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也更需要滋生智慧来加以判断……也正因为这样，今天，当我重新对这两部小长篇略加修正的时候，我看到了它们的单纯甚至狭窄。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单纯和狭窄突然让我觉得，它们的存在还是具有价值的。因为第一，就像几乎所有的“新版自序”里都会出现的这句话——我已经写不出这样的书了；第二，也正因为它们的单纯和狭窄，而同时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时代真的已经义无返顾、大有深意地走过去了，而它们，则终于成为这个过程中一个微小而但愿略有些意义的见证。

五、“作家在线”刘宏伟：在您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部？创作过程中，令您感到最纠结和最畅快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朱文颖：我真的只能用一句俗套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下一部。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成长，因为四十来岁的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一句话：写作就是阅历的累积、技艺的增进。千真万确，写作不存在什么天才之说。在艺术领域里，或许音乐家是有少年天才的。

我最纠结和最畅快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至少它们并不矛盾。我们这些所谓的“７０后”，在刚出道不久便懵懵懂懂地受到“追捧”；在写作刚刚步入比较自觉的阶段时，媒体、评论界以及图书市场又几乎同时抛弃了我们……但是我真的很感谢“７０后”多少有些坎坷不平的成长过程，我的逐渐丰富起来、质感起来的内心，很多都是从这些过程里生长出来的。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一切一帆风顺，或许，我真的会成为一个很肤浅的人。

六、“作家在线”刘宏伟：身为“70后”作家群中的一份子，您对评论界定义的“70后”作家群的“尴尬”处境有何看法？

朱文颖：这是一个近来经常会被提及的问题，我也整理了一下我的思路。

首先应该回顾一下“７０后”作家这个概念提出前后的一些背景情况。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年代来划分具体的作家群。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以及各种各样与作家毫无关系的包装策略，“美女作家”之类，当时没有细想，也还没有能够细想的阅历和思路。而现在“回顾所来径，”有些东西慢慢开始清晰起来。

其实那已经是一个大的时代的转折初始。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了，当时娱乐文化对于时代的介入还远没有现在这样普遍和深刻，那时的我们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巴，头脑里其实依然有着理想主义的渊源。但理想主义还没成熟强大到支撑自己内心的信念，时代却早已变得天翻地覆。我们这代人是中国商业大潮巨变的见证人，因为这个时间段正是我们对于社会和生活产生判断的青春时代，不像“八零后”，一成人就面对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社会。他们终究不存在那么多内心的回忆、寻找、纠结与分裂。

这就是背景。

至于“尴尬”处境。首先是由这个尴尬背景造成的。这是一个很难表达与阐释的时代。天生就不像五零后、六零后具有建构宏大框架的时代背景，也不像八零后所具有的另一种纯粹。这是一个社会最复杂的转型时期。这样的时期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发不出声音，因为这种现实太难表达与阐释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出现非常独特的作家以及文本。

我非常同意青年评论家郭艳说过的一段话——“七零后视野不宽，知识储备不够，导致书写不能进入社会与历史层面，判断也缺少鲜明的个人立场。”就我自身来说，现在也越来越感到知识与视野的单薄与狭窄，内在的精神面无法完全打开。有很多知识需要补充，很多事情需要了解，所以“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拓展视野、建立深刻宽广的精神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方面，“７０后” 不敢发出声音或者发出的声音过于微弱，这和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教育背景有关，也和我们后天的修为以及精神强度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强调作家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

七、“作家在线”刘宏伟：多年前您曾说自己“不是文学少年,也不是文学青年”，此话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朱文颖：我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但从今天我的认识来看，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在否定文学有天才这一说，至少我不是这样。我相信，至少在文学这个领域，成长是一定带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轨迹的。

（刘宏伟注：此话源自2003年12月5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中央电视台女性节目《半边天》访问朱文颖的《文坛奇葩———朱文颖》一文。）

八、“作家在线”刘宏伟：有评论认为您本人与作品的反差很大，您认同这种看法吗？如果是，您如何协调现实生活跟文学作品的不统一？

朱文颖：第一次见到我的人，有很多都有这种感觉——我的人要比文本活泼明亮些。接着时间长了，有些认识又会改变，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以此，循环往复。我觉得，这至少说明我这个人还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不是一件坏事情。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人，但我也有极其性情的一面。就像一锅慢慢煲着的汤，随着岁月的流逝，希望它越来越厚，越来越浓。

九、“作家在线”刘宏伟：您的文学作品中常弥散着一股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请谈谈您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看法。

朱文颖：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只是回答“眷恋”、以及如何“眷恋”，那明显是过于简单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在现实中国的对照之下，“传统”其实有着更为广阔的寓义以及指向。

首先传统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何为传统？印度思想家阿什斯?南地在《谈印度》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一、传统是对生活持续性的保持力量；二、传统是我们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体系；三、传统是对现代性的否定依据。

如果说，我的小说让人感觉“常弥漫着一股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的话，至少从以前来说，那几乎是无意识的，或许是我这个人骨子里的某些东西。长期生活成长在江南，那种细腻、优美、婉约甚至颓废的调调已经深入骨髓。当然，这种身处其中的调调就是我最直观地感受和理解“传统”的一个切入口，即便是江南的传统也是有着非常广阔的背景的。传统永远是滋生作家创造力的一块肥沃土壤。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是我近期才刚刚开始意识到的。那就是——小说不仅仅是一个调调的问题。不仅仅是表现一种趣味把玩的事情。特别是处在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当中，如果仅仅是调调，仅仅是趣味，而抽掉了这个现实的、连接地气的部分，那就只剩下单薄的“品位”，那是无力的，而且会牺牲掉文字在当下所应该蕴藏的精神和思想。

十、“作家在线”刘宏伟：据说您挺能喝酒，请谈谈生活中的您是怎样的一个人。

朱文颖：能喝点酒不能太说明什么问题。有些能喝酒的人在现实生活里其实特别胆小，而有些滴酒不沾的倒像吃了豹子胆。生活的排列组合和构造是很复杂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自己是最讲不清楚的。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蛮复杂的人，但有时又特别简单。我很安静的，有时候能很多天不见人，但我也能特别疯。在不同的时间、场合看到我的人，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印象和结论。

但有一点我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慢慢清晰起来的。就是我对于异文化的空间特别敏感，特别能融入。比如说，我是标准的南方人，生在上海，长在苏州。但我无论在东北、西北、西南，或者国外，对于异文化空间的习俗、饮食以及一些比较微妙的地方，我几乎都能完全没有困难、并且心领神会的接受，而且立刻就能看到其中的闪光之处。

去年我在柏林认识一位台湾女诗人，她学习德国电影专业。很穷。但她热爱柏林。她说的一句话一下子把我击中了。我问她，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柏林？她说，为了写作。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更为了以带有距离的眼光回看我的母亲岛。

其实，有时候，带有距离的认同和辨识恰恰强调了你本身的特质与烙印。（“作家在线”刘宏伟/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