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第二节 国外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简史

一、古希腊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文明基石

1. 古希腊文明的极高地位

当需要考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与精神起源时，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射到这样一片充满哲理性的土地：在今天西方世界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架构中，这里的境况也许已经无奈地流于某种平淡；然而这片土地上弥漫着的不朽理性光辉，依然可以穿透三干多年尘封的记忆，清晰而醒目地将它的身影印刻在西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明的世界，无处不及。正如恩格斯当年所言：……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而马克思则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艺术与思想的极致成就：“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它，就是古希腊——西方古典文化的先驱与欧洲文明的摇篮。对此，美国新史学家J ．H ．Robinson （1863—1936）曾经这样评价过：古希腊柏拉图（Plato ，前428－前347／348）、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等人的思想是如此深邃，以致人们觉得自他们以后的一切思想史都是思想退化的历史。

2. 积极的公共生活与丰富的公共空间

希腊人的创造之一，是不拘泥于两河流域及埃及的宗教或绝对权力，而是更符合市民生活的制度和习俗、较少严格的社会等级和职业界限。市民经常参与公共活动，所以在戏剧、诗歌、雕刻、绘画、逻辑、数学、哲学等领域部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从而产生了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学院派学园（柏拉图学派）和犬儒派学园（斯多噶学派）等所谓的三大学园。可以说，希腊人在几个世纪中的贡献，比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几千年的总和还大。

希腊人对城市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运动、疗养、娱乐。所以，体育场、疗养地和剧场就成为希腊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设施。他们创立了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锻炼的精神，并于前776年召开首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在城市中发展了一种封闭式的运动场地—体育馆。许多风光秀丽的岛屿，如科斯岛等就是著名的疗养休闲地，由疗养地医院和医疗研究机构组成以增进市民的体质健康。其它如雅典市内的剧场，竞技场等都是市民享乐的公共设施。

3. 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布局手法

首先源于古希腊人本主义的生活形体。在古希腊的宗教中，表现的是对多个自然神的崇拜，但是与后来人类众多的宗教形态不同，古希腊宗教与神话中的神、人是“同形同性”；众多的神灵与普通人有着相同的体态形貌、七情六欲，诸多的神灵对应着人间现实生活中的百业百态，神在希腊人的眼中也具有常人的缺点和贪欲，所以人们连塑造巴特农神庙（前438，供奉雅典娜）中的塑像时，也采用

一般人的尺寸。古希腊人在崇拜众神的同时，更加承认人的伟大与崇高，笃信人的智能与力量，重视人的现实生活。当时，雅典的国歌里面唱到：“世间有很多的奇迹，人比所有的奇迹更神奇。”希波战争后，雅典最高执政长官在演说中明确的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成果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想在诸多公共建筑以及建筑群中，突出反映的特征是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相协调，即使雅典专业的城市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人工规划。这种早期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布局手法，在城市规划史上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雅典卫城。

4. 希波丹姆模式

在古希腊的城市规划中，除了上述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布局手法外，随着古希腊美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和自然科学、理性思维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显现强烈的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希波丹姆模式。

希腊哲学家Pythagoras 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亚里士多德则说：美是有度量和秩序组成的。他主张对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加以限制，使城市居民既有节制又能自由地享受轻松的生活。柏拉图更是在其学院的大门上写上“不懂几何学者莫进来”的字样。基于上述等人有关社会秩序的思想，公元前5世纪的法学家希波丹姆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提出了一种深刻影响后来西方二千余年城市规划形态的重要思想－希波丹姆模式，他也因而被誉为“西方古典城市规划之父”。希波丹姆模式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作为城市的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在历史上，希波丹姆模式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希波战争之后城市的重建和新建中，甚至影响了近代西方许多殖民城市的规划形态。

这种几何化、秩序化的希波丹姆规划形式，一方面满足了希波战争后以及古罗马时期大规模殖民城市规划建设中迅速简洁的要求，同时也确立了一种新的城市秩序和城市思想，既符合古希腊数学和美学的原则，也满足了城市中富裕阶层对典雅生活的追求。然而，希波丹姆模式也使得古希腊的城市规划从传统上灵活、有机走向形式上的典雅和呆板，甚至为了构图的形式美而全然不顾自然地形的存在。这种模式也给城市生活的活力以及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桎梏，为城市专制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洪亮平，2002）。

其他方面：

希腊城市大都据险而筑，一般没有城墙，建筑以巨石为主，凝重、庄严，历经数千年风雨仍光彩不减。有时也有独持的构思，比如距离雅典8公里处是海港城市比雷埃夫斯，在古代是该城的出海口和卫星城，两者之间有长城相连，称为双城，显示了商业同军事的并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的城市雕像，不仅是

文化上的享受，还成为城市独持的建筑风格，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光彩。总体来说，希腊城市的设施，包括市民的住宅还比较简陋，保持了一定的农村风格，道路也没有铺设，没有绿色和公园，持别是卫生条件差，大多数家庭没有浴室，甚至比不上2000年前两河的乌尔城或哈拉巴城的水平，所以有人说，“希腊市民在物质享受方面是贫穷的，但他们在经验的广阔与丰富方而却是富有的”。

二、古罗马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帝国理想

1. 古罗马城市建设的特征

虽然在思想上无法占据与古希腊比肩的高地，然而古罗马时代毫无疑问是西方奴隶制发展的最繁荣阶段。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多年中，随着国势强盛、领土扩张和巨额财富的收敛，以罗马为代表的大量城市得到了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城市建设更是进入了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本身被誉为一台巨大的生产城市的建筑企业。据早起的历史记载，罗马帝国在崩溃的前夜已经有5627座城市，遍布欧洲和非洲北部。与古希腊相比，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建设风格明显地表现为以下特征：

（1）世俗化的特征。古罗马的人们并不像古希腊人一样重精神而轻物欲，他们的城市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特征。到了古罗马鼎盛时期，城市里代表崇高精神寄托的神庙建筑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公共浴室、斗兽场、宫殿、府邸和剧场等宣扬现世享受的建筑大量出现，并呈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和奢华。罗马公共建筑的灵魂可以说是规模，无论是卡拉克拉浴场还是克罗苏大斗兽场，都庞大无比。有谚语说，如果克罗苏大斗兽场不倾坍，罗马帝国就不会灭亡。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浴室的建筑，不仅宏伟宽敞，而且设备齐全。有冷温热水池、按摩室、休息和进餐处，还有图书馆、体育活动场所。其圆拱型的屋顶能将蒸汽凝成水滴，然后沿着圆拱缓慢流下，不会滴到客人身上。

（2）军事化的特征。古罗马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为了应对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其城市规划和建设也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在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广袤疆土上，古罗马建筑了大量军事功能极强的罗马营寨城，并在全国开辟了大量的道路来解决军队的集结和物资的运输问题。三公元前332年，罗马人修筑了第一条大道－阿皮亚大道，从此罗马的驰道延伸到大陆的各个角落，到公元2世纪时，帝国境内就有长度8万公里的370多条道路，所以才有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之说。罗马人还用其卓越的建筑技术，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大跨度的桥梁和远程输水道等战略设施。

（3）君权化的特征。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建立以后，城市更成为统治者、帝王宣扬他们功绩的工具，广场、铜像、凯旋门和纪功柱等成为城市空间秩序组织的核心和焦点，古希腊时期那种纯粹的市民公共活动，已经基本上让位于有组织渲染的种种歌颂“伟大罗马”的整体性纪念活动，诸多广场也由最初的集

会场所演变成了纯粹性的纪念性空间。罗马城是君权化特征最为集中体现的地方，重要公共建筑的布局、城市中心的广场群乃至整个城市的轴线体系，一起投射出王权至上的理性和绝对的等级、秩序感，象征着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与东方帝国的城市特征有着本质的一致。

（4）繁荣背后的“罗马病”。古罗马诗人曾骄傲地歌颂道：“滋润万物的太阳啊，你未必见到过什么东西比罗马城更伟大。”然而，罗马城虽然庞大而喧嚣，但实质上只是一座寄生的而非生产性的城市，在其极度繁荣与辉煌的表象之后，腐朽也从城市内部不可遏制的开始蔓延：奴隶主们几乎把创造的全部财富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而广大的罗马市民普遍对劳动表现出厌恶的情绪……与古希腊简陋的城市但缺拥有充实的城市文明所不同的情况是，古罗马曾经创造出了辉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成就，但始终未能早就出健康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城市物质繁荣与精神空虚的矛盾，使得罗马人渐渐迷失了方向。罗马的城市规划、建设在极限的满足少数统治者物质享受和追求虚荣心的同时，却对广大市民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善。剥削与寄生、奢靡与享乐、内部的腐朽和外部的入侵，终于在公元4世纪使得罗马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

客观地说，在城市建设、市政技术乃至城市管理等方面，罗马的成就均大大超过了希腊。但可悲的是，罗马人的梦想一直是努力将城市造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舒适的享乐容器，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功能，忽视了城市环境所应具有的熔炼人、塑造人的特质要求。在当今许多现代城市的规划设计中，对城市功能的认识上也常常存在同样的误区，因而我们常常将他们称为不幸的遗传了“罗马病”。

2. 古罗马的城市规划思想

由于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枷锁、不可逾越的精神领域的制约，以及受到强大国力的支撑，古罗马因而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之一，正因为如此，欧洲有句谚语：“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古罗马城市规划思想的基础主要来源于伊特鲁里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前者为古罗马的城市规划带来了宗教思想和规整平面；后者则是希腊化时期的希波丹姆模式在罗马帝国的庞大国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并同时吸收了非洲、亚洲等众多城市的先进做法。总而言之，古罗马的城市规划思想主要具有下面的一些特点：

（1）强烈的实用主义态度。古希腊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为在城市规划中明显的人文意识以及人工建筑对广袤自然环境的谦逊态度，体现出希腊人对相对抽象的、纯真理想的美好追求。而古罗马人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更加重视强大而现实的人工实践，因此他们不想希腊人那样尊重自然、善于利用地形，而是倾向于强有力的改造地形，并以次来显示力量的强大和财富的雄厚。奴隶的大量使用也为此提供了条件。在城市规划上，罗马人更强调以直接实用为目的，

而并非像希腊人那样将建筑视为雕塑而彰显其纯粹审美的艺术追求。

（2）凸现永恒的秩序思想。罗马城市规划的最大艺术成就与贡献，就是对城市开场空间的创造以及对城市整体明确秩序感的建立。如果说古希腊广场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由、不规则、凌乱的空间形态隐喻了希腊人的自然主义思想，那么古罗马人却将广场塑造成为城市中最整齐、最典雅而规模巨大的开场空间，并通过娴熟的运用轴线系统、对比强调、透视手法等，建立起整体而壮观的城市空间序列，从而体现出了罗马城市规划中强烈的人工秩序思想。

公元前30年，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员屋大维废弃了共和体制而正式称帝（奥古斯都皇帝）。从帝国建立到公元180年左右是罗马帝国的兴盛时期，歌颂权利、炫耀财富、表彰功绩成为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与建筑的主要任务，城市中种种奢华的公共建筑因而越趋规模宏大与富丽豪华，种种纪念性的建筑也大大增加。正如奥古斯都皇帝自豪的宣称：“我得到的是砖头的罗马，而我留下来的却是大理石的罗马。”而后的罗马皇帝也一个个用更加壮丽的建筑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象征罗马军事帝国的强大与永恒。帝国时期罗马的城市广场逐渐由早先的开场变为封闭，由自由转为严整，罗马的规划师们娴熟的运用轴线的延伸与转合、连续的柱廊、巨大的建筑、规整的平面、强烈的视线和底景等空间要素，使得各个单一的建筑实体从属于整体的广场空间，从而使这些广场群形成华丽雄伟、明朗而有秩序的空间体系。即使在那些修建时间相隔较长、各具独立功能的建筑物之间，也可以通过这些轴线的转折、序列转换的手法建立起某种内在的秩序。

（3）彰显繁荣与力量的大比例模数手法。在人本主义思想内核的作用下，古希腊城市、建筑的比例和大小主要是以人的尺度为基础。而古罗马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主要是体现罗马国家的强大政治力量和严密的社会组织性，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强调使城市、建筑本身的各部分之间相互达到协调，并不需要以人的尺度作为参考。为了使城市和建筑显现出一种具有征服力的崇高感和震撼感，罗马人在规划、建筑实践中热衷于大尺度，录入古罗马的许多广场、斗兽场、公共浴室、宫殿等都达到了超人的空间尺度和规模，远超过了其实际使用功能的需要。特别是到了罗马帝国繁盛时期，罗马公民已经失去了共和国时期那种对政治热情的满足，而竞相追求浮夸的傲岸和无节制的艳丽及鄙俗的趣味，于是“各城市争先恐后的建筑巍峨壮丽的大厦，这些大厦的断垣残壁不仅告诉旅行者或历史学家一去不复返的宏伟景象，而且给经济学家指点了关于挥霍的教训”。

（4）维特鲁威与《建筑十书》。维特鲁威是古罗马杰出的规划师、建筑师，公元前27年其撰写的《建筑十书》力求依靠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古罗马城市建的辉煌业绩、大量先进的规划建设理念和技术进行了历史性总结。《建筑十书》分为是个篇章分别总结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城市规划、建筑经验，对城市选址、城市形态、城市布局、建筑建造技术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

解，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成果。《建筑十书》奠定了欧洲建筑科学的基本体系，在文艺复兴以后更作为西方建筑学的基本教材达300余年之久。

维特鲁威继承了古希腊的许多哲学思想和城市规划理论，提出了他的理想城市模式。在这个理想城市模式中，他把理性原则和直观感受结合起来，把理想的美和现实生活的美结合起来，把以数的和谐为基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性主义同以人体美为依据的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统一起来，强调建筑物整体、局部以及各个局部之间和整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充分考虑了城市防御和方便使用的需要（图2－4）。维特鲁威的理性城市模式，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建设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那一时期很多人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式”基本都是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的翻版。

三、中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文明涅槃

中世纪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后来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引用。东方的中世纪指从10世纪前后，即唐代灭亡、阿拉伯文明进入高峰期和日本的平安时代中期以后起，到17世纪左右，即清代成立、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南亚、东南亚各国相继为西方殖民者所染指时止。而对西方，则是指从公元10世纪，即西欧城市在西罗马灭亡后重新崛起，到16世纪左右，即发现新大陆和西欧现代国家开始形成时止。

1. 基督教对世俗与精神世界的全面占领

中世纪极其粗暴地割断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欧洲的延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觉醒，这段历史如此生硬、毫不和谐地横断在西欧两个久远的时代之间，基督教在这里可谓是扮演了人类文明的“野蛮入侵者”。

早期的基督教曾是贫苦人的安慰，与古希腊建立在理性和认识能力基础上的道德观以及崇尚“知识就是美德”的信仰不同，基督教强调道德是与知识无关的、神启的、内在的心灵体验，其思想中渗透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悲观主义情绪，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人的心理和精神上，集中于宗教信条和仪式上，而不是对社会改革和社会正义的探索。中世纪早期西欧凋敝的整体社会境况，使得宣传“禁欲主义”、“博爱”和“自律”的基督教思想获得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很多人“皈依宗教”以寻求精神的寄托，查士丁尼甚至将管理城市的财政和民权全权交给了教会。而一旦教会品尝到人世间财富与权力的种种乐趣后，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世俗的筵席了，久受压抑的欲望表现为对财富的疯狂攫取和不断建筑更加奢华宏伟的教堂。每一个主管教区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从6世纪开始。主教的冬居就成为“城市”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教会的腐败统治导致形成的“黑暗时代”，至少不亚于罗马文明衰败或蛮族入侵的影响。

在西欧世俗政权陷于分裂状态时，基督教的东西两宗——天主教、东正教却分别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建立了集中统一的教会。与西欧世界中赢弱而分散的封

建政权相比，强大而统一的教会不仅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控制着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世界观统治了物质与精神领域的一切，《圣经》成为最高的权威。为了不断巩固宗教神圣不可撼动的地位和种种特权，在整个中世纪里基督教残酷地压制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一切发展可能，宗教神学耗尽了这个时代的一切进步因素的有生精力。基督教会极端仇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些饱含着现实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古典文化。有意识地销毁了大量的古代著作和艺术品，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每一件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与文艺作品在西欧的发现，部被列为至宝而引起社会的轰动。难怪恩格斯发出这样的感慨：“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

2. 中世纪的城市

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进入了封建势力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时期。这一时期，在被伊斯兰教势势力所统治的欧洲及中近东地区形成了形态自然、缺少强有力统一规划的城市；而在日耳曼民族南侵所涉及的区域内，古罗马时期城市赖以生存的系统遭到破坏，农耕文化占据上风，城市文化又回到进化的起点。

公元5世纪至10世纪，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日耳曼民族的南侵使城市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战争阻碍了商路，城市衰落，城市居民也迁向了可直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农村。帝都罗马由鼎盛时期的100万人锐减至4万。但在很多城市中，古罗马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城市结构依然存在，并被主要用作防御设施。

从公元9世纪起，先是在意大利，后扩展到尼兰德（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东北部）、法国、德国南部莱茵河流域等地，农业与手工业再度分化。城市又逐渐恢复了其作为商业、手工业以及宗教、政治中心的地位。大约在公元11世纪左右开始，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行会逐渐成为维护其自身权益的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团体。城市逐渐摆脱了封建领主的束缚，走向自治，出现了自由城与城市共和国，市民文化盛行。至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伴随着商业、手工业的繁荣和货币流通，城市再次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在14世纪中叶由于一连串瘟疫的流行，导致人口减少而陷于停顿，甚至是倒退。

一般认为，中世纪是西欧经济、文化以及城市发展上的例退。不过，中世纪中后期城市文化的重新兴起更应该被视作当代西欧城市发展的渊源、古代罗马铸就了城市的辉煌，但这种辉煌是以对疆土范围内财富的掠夺和高度集中为前提的。从中世纪农业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城市文化看似是一种从倒退中的重新起步，但这种起步却具有更为普通的意义。

通常，中世纪的城市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城市形态大多呈不规则的自然生长的态势。城市的轮廓由防防御的城墙所决定。在围绕封建领主城堡形成的城市中，许多城市先在城堡外围形成城郊，然

后建造第二道城墙以保护城郊，之后建设活动又突破第一道城墙，形成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以此类推，重复多次。

②除古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方格网状道路系统以及个别的实例外，中世纪城市的道路系统呈自然生长状，曲折、狭窄。主要道路由城市中心（例如教堂）向周边城门放射，并在一些交汇处形成作为公共交往空间的城市广场。

③大教学、主教府邸等宗教设施、市政厅等政治性建筑以及商业设施等构成城市的中心和公共领域。其中，教堂往往是位于城市重要位置上的最显著的建筑。

④由于城墙的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建筑密集，街道狭窄。市民的住宅通常以底商上住的形式与手工业作坊以及商业建筑混在一起。

西欧中世纪城市个体的人口规模普通较小，均在20万人以下，远没有古罗马城那样的辉煌，但城市数量较多，同期居住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就有十多个。中世纪城市较具代表性的有，法兰西首都巴黎、作为海上贸易转运心并拥有圣马克广场的威尼斯、手工业及银行业中心城市佛罗伦萨、以坎波广场而著名的山城西耶纳、滨海商业城市布吕格、以古罗马时期营寨发展起来的波罗尼亚以及德国商业、手工业城市纽伦堡等。

3. 中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宗教图景与自然秩序

（1）凸显以教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理念

教权在中世纪欧洲的所有社会力量中无疑是最为强大的。在城市里，教堂常常占据着城市的最中心位置，并凭借着其庞大的体量和超出一切的高度，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布局。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宗教建筑基本上成为中世纪城镇中唯一的纪念性、标志性建筑，代表了这个时期欧洲建筑的最高技术与艺术成就。在西欧封建社会盛期兴起的哥特式建筑是教堂的主体形式，其“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这些庞然大物以宛若天然生成的物质影响着人的精神。精神在物质的重压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点”（马克思）。（哥特式教堂建筑：首先在体量和高度上创造了新纪录，从教堂中厅的高度看，德国的科隆中厅高达48米；从教堂的钟塔高度看德国的乌尔姆市教堂高达161米。其次是形体向上的动势十分强烈，轻灵的垂直线直贯全身。不论是墙和塔都是越往上分划越细，装饰越多，也越玲珑，而且顶上都有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整个教堂处处充满向上的冲力。这种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教会的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的体现，也是城市显示其强大向上蓬勃生机的精神反映。如果说罗马式以其坚厚、敦实、不可动摇的形体来显示教会的权威，形式上带有复古继承传统的意味，那么哥特式则以蛮族的粗犷奔放、灵巧、上升的力量体现教会的神圣精神。它的直升的线条，奇突的空间推移，透过彩色玻璃窗的色彩斑斓的光线和各式各样轻巧玲珑的雕刻的装饰，综合地造成一个“非人间”的境界，给人以神秘感。有人说罗马建筑是地上的宫殿，哥特建筑则

是天堂里的神宫。哥特式教堂结构变化，造成一种火焰式的冲力，把人们的意念带向“天国”，成功地体现了宗教观念，人们的视觉和情绪随着向上升华的尖塔，有一种接近上帝和天堂的感觉。从审美的层面看，罗马式建筑较宽大雄浑，但显得闭关自守，而哥特式建筑表现出一种人的意念的冲动，它不再是纯粹的宗教建筑物，也不再是军事堡垒，而是城市的文化标志，标明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获得一点有限的自由，人们会发现一丝现实世界的阳光透进了黑暗的中世纪。与哥特建筑一起应运而生的是优美的彩色玻璃窗画。这种画也成为不识字信徒们的圣经。圆形的玫瑰窗象征天堂，各式圣者登上了色彩绚丽的玻璃窗，酷似丰富多彩的舞台画面。当人们走近教堂不仅产生对天国的神幻感，也产生装饰美感。由于它是玻璃画能依靠光线的穿透而生艳，以其光色的奇妙而引人入胜。）

在中世纪几乎所有不同规模的城镇中，一般都是呈现出如此非常一致的格局：在教堂前面形成半圆形或不规则的但围合感较强的广场，教堂与这些广场一起构成了城市公共活动的中心；而道路基本上是以教堂、广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出去，并逐渐在整个城市中形成蜘蛛网状的曲折道路系统。由于教堂占据了城市中心并构成了绝对的制高点，所以中世纪城市的天际线是非常优美而有秩序的。最典型的如法国的圣密启尔山城（Mont S ．Michel ），其位于山顶的教堂以庞大的体量和高耸的塔尖，突显了整个山城巍峨险峻的气势。（图3—1）

（2）实行自然主义的非干预规划

作为一个物质景观环境，中世纪的城镇无疑是美好、朴素而雅致的，城镇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周围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以及维持自给自足人口的能力。几乎在中世纪所有的城市中，教堂一般都占据了城市的中央，但是城市布局结构非常自然。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城邦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客观上强化了城堡防御的需要，城堡一般都选址于水源丰沛、粮食充足、易守难攻、地形高爽的地区。10世纪后围绕这些城堡或交通接点发展起来的城市，总体形态多以环形、放射环形为多。这种形态既体现了城市本身自发生长的空间特征，同时也是为了防御和节约筑城的成本。虽然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也建造了一些格网状城市，但是数量有限。

由于宗教思想的禁锢及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造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人才极度匮乏的局面（包括规划师、建筑师），事实上在所有的文献资料里都很难找到有关中世纪著名规划设计师的记录，城市基本上没有统一完整的规划设计意图。从这个角度看，中世纪形成这种自然的城市整体艺术景观并不是有意识规划设计的结果，而是城市自发演化导致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也是西方城市规划历史上难得的“自然主义”（非人为干预）盛行时期。当然，除了人才匮乏的原因，还由于城邦经济实力所限，加之不时的战争骚扰，所以中世纪城市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除了教堂几乎也没有超自然的神奇色彩和震撼人心的象征性

概念（如古罗马那样）。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世纪规划师的设计思想实际上更倾向于“描述性”而不是“独断性”，这种“自然主义”的表象实际上正是他们的一种有目的的、高明的规划思想体现，F·吉伯德基本上也持同样的观点。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重启心灵

（清华大学教材 欧洲在经过了中世纪城市的重新进化与发展后，从15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出现了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现象，后扩张至整个欧洲。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动了反对教会精神统治、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相对于中世纪对宗教的崇拜，对古希腊、古罗马民主经济所颂扬和对人本主义的提倡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主流。艺术家、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通过采用全新的工作方法而使得其工作更理性和科学性。艺术家成为独立的专门人才，而不必依附于领主或行会。他们的创造激情和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除文学艺术领域外，印刷、冶金、地理、天文等科学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建筑与城市建设领域，现代建筑学的雏形得到初步确立；对建筑与城市建设理论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如罗马《建筑十书》的发现与整理，阿尔帕蒂的《论建筑》、费拉锐特的《理想的城市》等。

必须指出的是，同文艺复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在城市建设方面，其理论的应用及实践活动多停留在单体建筑以及城市局部改造的范畴内；相对于活跃的理想城市理论研究，真正将其付诸实施的仍属凤毛麟角。事实上，欧洲大陆的人口增长及其分布在中世纪业已完成，在缺乏生产力水平突变或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城市新建或扩建缺少必然的动力。因此，文艺复兴对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的影响力远没有达到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程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建设均在以中世纪所形成的城市大背景下展开。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规划与建设的代表实例有：佛罗伦萨、弗拉拉、罗马等。在佛罗伦萨、西格诺里亚广场与乌菲齐大街以及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建设均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弗拉拉，按照鲁塞蒂的规划在16世纪建造起来的顺直通畅的道路网以及设在节点上的广场与中世纪的城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最终形成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融入了中世纪的广场空间中。

历经中世纪的衰落，15世纪伴随着罗马教廷的回迁，罗马重新成为欧洲宗教与文化的中心。大量古典主义的道路、广场与建筑被兴建。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规划最初由教皇尼古拉五世制定，其中包括对古代遗留设施的利用改造和笔直宽阔的道路、广场以及宗教建筑的兴建。后经希克图斯四世，尤其是在其侄子教皇尤利二世在位期间得到实施。17世纪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建设逐渐将罗马的

古代遗迹、中世纪城区和当时的纪念性建筑融为一体，形成新的城市面貌。市政广场、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纳伏那广场、波波罗广场是其中的代表作。

罗马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进行的城市规划建设将古典主义的作品与片断置于中世纪城市大背景中，散步于整个城市的作品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的形态，甚至与历史之间或多或少有些不和谐，但是文艺复兴所提倡的理性与秩序以及在城市设计中所采用的轴线、对称、比例、对景等城市设计手法对此后的城市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城市设计就像一个高大的地标，其投出的长长阴影后来横扫整个欧洲和美洲，这个阴影甚至在第二个千年交替之际投向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的圣地。）

1. 文艺复兴的起源、内涵与发展

（1）文艺夏兴的产生背景

中世纪虽然是西欧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禁锢期，但是其重要性在于它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孕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催化作用，尤其是10世纪后大量市集的出现，构筑了从中世纪到近代工商业过渡的桥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到中世纪晚期，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中产生出来的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新时代的代表，们已经提出了诸如政治代表权、法律面前平等等明确的要求，社会下层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和要求宗教改革的运动也高涨起来，一种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正在顺应新的需求而成长、弥散起来。

除了上述内因作用以外，从外部环境看，15世纪文艺复兴在西欧的普遍展开还有几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作为推动力：①随着1453年东罗马拜占延帝国的灭亡，大量的学者和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成果流向意大利，促进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与传播。这些古典思想与艺术的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惊讶的西方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②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推动了西欧的航海和贸易发展，并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转型。③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基督教在西欧长期一统世界的思想禁锢。④中国的造纸、印刷等技术传入西方，促进了知识在普通大众中的快速传播。

（2）文艺复兴运动的内涵

从本质上看，“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为了动摇封建统治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上层建筑领域掀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了突破封建主义尤其是宗教的思想枷锁，它借用了“复兴古典主义——古希腊、古罗马”的外衣，而其事实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为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制造舆论，资产阶级“借用它们的名号……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

的新场面”。由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面向现实人生的，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希腊哲学家普洛塔高瑞斯就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曾经被基督教会斥为异端而禁锢了千年之久。古希腊、古罗马有关自由与人文的种种思想在这时候的复活，促使人们用怀疑的眼光去批判一切现存的理论教条，同时对新的知识、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了极大的热忱。简要地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集中体现为唯物主义哲学、科学理性和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又是其中的核心思想基础。早期的资产阶级从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教会统治一切的宗教观，提倡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观，提倡人性、人权、人道，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提倡科学、理性，主张个性解放。

（3）文艺复兴运动的衰竭

然而，14至15世纪西欧资产阶级的诞生，也意味着10世纪后西欧城市中所形成的市民阶级产生了分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方面同封建、宗教文化进行着斗争，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学者们用拉丁文写作，卖弄典故、自恃高雅，正如贵族出生的阿尔伯蒂（B. Alberti ，1404－1472）所傲慢地宣称：“建筑无疑是一门非常高贵的科学，并不是任何人都宜于从事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其后期的文化与艺术，越来越脱离市民大众而成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精英文化”。后来，大多数的人文主义学者、艺术家常常聚集在贵族和教皇们的宫廷里，成为权贵们恭顺的臣仆，新文化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光芒。16世纪中叶以后针对发端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教皇在全欧洲展开了疯狂的镇压，残酷迫害进步的思想和科学；封建贵族们也纷纷在一些城市复辟，那些曾经“空气令人自由”的诸多城市共和国几乎被颠覆了，文艺复兴受到了沉重打击并终于在16世纪末结束了。

但是无可否认，文艺复兴“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最进步的思想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恩格斯）。15至16世纪所创造的大量文艺复兴典范之作，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诗歌等等，都已经构成人类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虽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也不能缓解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中的新的社会和道德冲突，但是它们确实构成了一个文化模式的集合，长期以来一直为整个世界所瞩目。

2. 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想

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从主体上可以归结为五类：人文主义、古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精神和传统的经院学术。布格哈特将这一时期的成果简洁地概括为“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两大主题。毫无疑问，“人文主义”是这一切思潮中的核心和原动力，下面的论述也将主要围绕“人文主义”及其外延而展开。

（1）人文主义复兴与乐观主义的情绪

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反对西欧腐朽宗教与封建统治的运动，它从湮灭已久的古希腊、古罗马著作中寻求可以用来反对封建、神权的文化武器，其中心思想就是用人文主义来对抗自中世纪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哲学和封建思想，用人性来取代神性，以便从思想上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开辟道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核心内涵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方面是肯定人生，焕发对生活的热情，争取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全面发展，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待之口大声喊出了“人是世界的美”；另一个方面则是爱好自然，按照人文主义者的理解，上帝创造了人，使人懂得大自然的规律，就应该爱它的美丽、赞赏它的伟大。

高扬人性的大旗是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人文主义者以“人的尊严”、“人的崇高”、为题，人的价值、人的灵魂和肉体、人的创造和幸福等都是他们讴歌的对象。德国人文主义者热情讴歌了人的形象：“……所以这一切如此协调一致，任何一部分若被改变或者损益，都会失去全部的和谐、美丽的效应”。文艺复兴不仅意味着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类意识的普遍觉醒、对世界和人的重新发现，而且诞生了现代社会的雏形，是西方意识世俗化的决定性阶段，

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几乎都与它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文化和艺术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产生了如但丁、彼得拉克、瓦拉、莎土比亚等不朽的思想家、艺术家。正如西方的一位艺术史学家弗朗卡斯特尔所宣称的：“人从此认识了自己的自主性，他们为拥有自由分辨万物的能力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是地球上推动和谐生活的主人翁。”总之，一种新的柏拉图主义的气质再度抬头，对人的力量的重视使人们回忆起雅典在其力量达到顶峰时的乐观主义。

（2）从人文主义衍生出对唯美的认知与追求

对人的崇拜进而引申出人们对自然、宁宙的普遍热爱以及对“美”和“宇宙秩序”的追求，这时候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古典唯美哲学因而复活了并被大大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受到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拍拉图等人的深刻影响、追求柏拉图式的理想美、理性美，崇尚抽象的唯理主义的美学，强调把美的客观性用几何和数的比例关系固定下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美是客观的，是内在的，之所以“赏心悦目”是因为人们感知了美的结果；他们认为美是和谐完整的（这实际上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开始哲学家对美的最基本定义），“美就是各部分的和谐……按照这样的比例和关系协调起来，以致既不能再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或更动什么”（阿尔伯蒂），“美产生于形式，产生于整体和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以及部分之间的协调”（帕拉第奥），而“一致性的作用是把本质各不相同的部分组成一个美丽的整体”（阿尔伯蒂）；他们认为美是有规律性的，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维特鲁威

以来，人们都相信客观存在着的美是有规律的，文艺复兴者进而认为建筑的内在美是和统摄着世界的整体规律一致的，这个规律就是——“数”的规律。“美要符合和谐所要求的严格的数字……这是自然绝对而又首要的原则”，“事物的自然美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间的可用数学描述的比例关系，审美就是一种发现比例”（阿尔伯蒂），“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的艺术可以离开算术和几何而获得成就”（乔其奥）。

文艺复兴时期对唯美主义的竭力追求，不仅在那个时代催生了大量的艺术、城市、建筑作品，而且其更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在于：自古希腊传统中断以后，从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再次埋下了追求客观、探索未知、穷尽真理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意识源泉和精神种子。但是，文艺复兴的学者们把数的规则看作是世界的绝对公理，认为它一旦被发现，就是普遍的、万能的、永恒的价值，甚至可以不顾具体内容、时代和对象而进行普适性的套用和检验，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表现出了典型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3）人文主义对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启蒙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一般主张追求科学、提倡文化、反对愚昧，赞扬人的勇敢等，于是，一种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平行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观也开始在西欧世界中孕育、成长起来，可以说，一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包括几何学在内，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正如达·芬奇（1452—1519）所说的那样“我们全部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凡是不通过感觉而来的思想都是空洞的，都不产生任何真理，而只不过是一些虚构”。阿尔伯蒂为了研究美的本质而把数学引入自然之中，他说：“我每天越来越相信毕达哥拉斯教导的真理自然按照始终如一的方式活动，它的一切运动都有确定的比例。”他相信，和谐的数学比例使得自然成为完善和神圣的，他甚至发出了“自然即上帝”的感叹（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曾把上帝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数学家那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者们普遍相信，对自然的数量关系知道得越多，就越接近于上帝和宇宙的对立统一的本质，艺术只要带上了数学的特征，就会上升到更加崇高的地位。从积极的角度看，阿尔伯蒂等文艺复兴学者提出的“用数学研究自然”的思想，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人文主义与唯美主义对当时及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西方近代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受到了这两种思想的深刻熏陶。以英国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以及法国以笛卡儿，德国以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人为代表的唯理论，这些学说思想中反封建、提倡科学的成分，都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然科学精神的启蒙。

3. 文艺复兴带来的崭新城市生活

14至15世纪在意大利城市里最早掀起并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对传统僵化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对神权主义、神秘主义的无情鞭挞，对人类自

身价值的高度赞扬，而且对孕育着这场运动的载体——城市，更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巨大革新。一方面，这些新观念、新思潮使城市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又使得城市展示出意气风发的面貌。人们在认识自身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城市，编织着新的城市生活图景。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城市生活的新形态着重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1）城市生活对人本主义的追求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权威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与讴歌的对象。文艺复兴的学者们鼓吹人应当欣赏并享受人生具有的权利、自由与幸福，从而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教会中心观念等都是格格不入的。人们已经厌倦了宗教思想笼罩下的禁欲、僵化、清苦的生活，而要求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享受，要求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与实现。早在1321年，当时佛罗伦萨自治共和国中的佛罗伦萨大学就已经开始反宗教神权、提倡人本自由，甚至对该市的市民“强迫入学”。据说在14世纪，“当时的佛罗伦萨没有不能读书的人，就连驴夫也能吟诵但丁的诗句”。可以说，如果没有广大城市民众对知识的普遍渴求和素养，也就不会催生与认可文艺复兴大师们的辉煌成就。

（2）城市建设活动的世俗化主旨

在以前基督教神权统治时期，西欧城市空间要素中最突出的主体元素是教会和封建王公的宫殿。15世纪以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越来越要求城市建设能显示出他们的富有和地位，府邸、市政机关、行会大厦等豪华、气派的新建筑开始逐步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同时，城市里各种满足世俗生活、学习等需求的场所也越来越多起来。总之，新的经济要素、新的城市生活和新的文化认知，都要求对从中世纪继承过来的城市中的道路、广场、生活区、生产区等进行重新规划整理，而这一切都需要首先把教会这个否定人性的“庞然大物”挪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建设主旨日益显现了世俗化的趋势。例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建设后，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成了它的世俗化过程，总督府、市场、图书馆等世俗建筑与先前的教堂一起构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图4—2）。在佛罗伦萨，市中心已经主要是由市政厅和广场所组成的，教堂被撇在了旁边，城市里最豪华的建筑也不再是教堂，而是那些富裕市民的府邸。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民众的心态、价值追求、社会风尚以及文学艺术等多方面，都汇流成丁一首激昂、奔放、充满征服感的城市文化主旋律、它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多姿多彩，但实质上是用一种精神－人本主义一以贯之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再现与提升。

4.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1）追求理想王国的城市图景

中世纪曲折、狭小的城市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生活的需要了，文艺复兴早期的一些城市，如米兰、波罗那、西耶那、弗拉拉等为了应对新的经济、生活形态，纷纷进行了改善交通、改进卫生和增强防御等规划行动。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规划与设计思想的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规划设计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进一步强调，并认为数与宇宙关于美的规律决定了城市必然存在“理想的形态”，这种理想形态是可以用的人的思想意图加以控制的。于是中世纪所崇尚的自然主义、宜人尺度的设计思想被放弃了，西欧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愈来愈重视所谓的科学性、规范化，各种理想城市的布局形态：正方形、圆形、八边形、同心圆等模式像“雪花”一样变化（图4－3）。建筑师阿尔伯蒂继承了古罗马维特鲁威的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用理想原则考虑城市规划设计的第一人，他致力于对体现秩序、几何规则的“理想城市形态”的追求。在其撰写的《论建筑》一书中，从城镇环境、地形地貌、水源、气候和土壤等方面着手，对合理选择城址和城市以及街道在军事上的最佳形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利于防御的多边形星形平面。阿尔伯蒂将他的城市规划思想归纳为两条：一是便利；二是美观。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西欧出现了一大批“理想城市”的规划设计者并提出了各自的模式，例如斐拉锐特的八角形理想城市、棱堡状城市和斯卡莫奇的理想城市等等。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产生了大量关于理想城市形态、格局的整体探索，但当时已经存在的封建城堡大多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洗礼，新兴的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全面掌握城市的政权，因此理想的城市方案在当时条件下实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按照图纸建造的理想城市并不多，只有一些军事防御城市会采用这种方式，但它却曾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城市规划思潮，尤其是对后来的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规划师们不得不放弃了完成“综合艺术总图”的理想和尝试，而致力于改造设计城市中的某一细小部分，并由细节逐步扩大到周围的环境－对中世纪城市进行“织地毯”式的小规模修补（图4－4），府邸、别墅、庭园、广场是他们演练最多的题材，最具代表性的如米开朗基罗对罗马市政广场的改造，准确的说，他们已经将自己定位于建筑师了。

（2）高雅与精英主义的营造思维

如上文所述，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一方面在同封建文化进行对立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渐摆脱市民大众。这些艺术家们大多聚集在权贵和教皇的宫廷里，利用后者的权势和财富来实现自己的种种艺术理想。从严格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高雅主义和精英主义，它后来滑向巴洛克式并催生了法国宫廷古典主义的兴起，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

这一时期，世俗建筑的建造成为城市中主要的建设活动，它在反封建、倡导

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复兴古希腊、古罗马尤其是后者的建筑风格，在建筑轮廓上讲究整齐、统一与条理性。文艺复兴时期的规划、建筑大师们，如乔托、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阿尔伯蒂、斐拉锐特、封丹纳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规划师、建筑师、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建筑与城市规划艺术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还将纪念性建筑群的设计推进到艺术的王国，以帕拉第奥、米开朗基罗为代表，他们在抄袭和改进古典形式时，甚至比罗马人更“罗马”（图4－5）。15世纪时透视法的发现进一步导致了新的空间关系概念的建立，并在西欧开始形成整套科学理性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也就从此开始了。16世纪中叶，意大利开设了包括研究建筑形式在内的“绘画学院”，17世纪上半叶法国专门设立了传授古典主义的“法兰西学院”，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阿尔伯蒂的《论建筑》、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等，成为建筑学的必读教材。

从此，建筑和城市规划不再是过去那种匠人们从师学艺的经验传承，而成为一种深刻和高雅的文艺构思，普通人不可企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所享有的社会声望是以前的艺术家们从未有过的，他们被看作为天才，他们的成就已经覆盖了整个视觉艺术的全部领域。艺术处于当时西欧社会文化的绝对中心地位，被当作普遍的原则而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崇敬。借助于艺术，规划师、建筑师们不但设计并组织了他们周围的全部环境，而且又可以用艺术来表现事物的本质和外表。

（3）两种城市规划思想的分野与交融

16世纪末，在西欧的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倾向，其背后的本质实际上是由两种不同的思想主体所操纵的：一种是追求形式上新颖尖巧的手法主义，在17世纪被反动的天主教会所利用并发展成为巴罗克（Baroque ）的风格形式；另一种则是泥古不化，教条主义地祟拜古代，后来为君主专制政体所利用并发展成为以法国学院派为代表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 ）风格。

一般认为，早期文艺复兴只是对西欧中世纪城市进行了十分有分寸的、恰到好处的修改，扩建了广场和新建了部分建筑群，而真正对西方城市规划产生决定性影响并改变其城市格局的则是16世纪后的巴罗克主义。从17世纪起，意大利转向一个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时期，在罗马教廷中开始兴起了巴罗克风格。从形式上看，巴罗克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支流和变形，但其思想出发点却与人文主义截然不同：它善于运用矫揉造作的手法以产生特殊的视觉效果，来烘托教会神秘而不可动摇的权势。与早期的文艺复兴相比，巴罗克城市规划有着明确的设计目标和完整的规划体系：在指导思想上，它是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寡头政治服务；在观念形念上，它是当时几何美学的集中反映。

巴罗克的典型做法就是彻底抛弃西欧中世纪城市中自然、随机的空间格局，它将建筑风格的原理放大到城市，通过建立整齐、具有强烈秩序感的城市轴线系统，来强调城市空间的运动感和序列景观。为此，城市道路格局一般倾向于采用“环形＋放射”式，并在转折的节点处用高耸的纪念碑等来作为过渡和视觉的引导。这种规划设汁手法客观上有助于把不向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环境。当时以教皇、君主、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等为主流的城市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豪华虚张的特性。盛大的阅兵、铺张的宫廷生活和繁琐的社交仪式，都非常需要借助于巴罗克的环境和场所来展开。17世纪的罗马城市改建是巴罗克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典范。封丹纳受教皇委托进行罗马改建规划，他通过修直道路、改建广场和建设喷泉，运用中轴线、方尖碑等为整个城市建立起了强烈的视觉系统，使得罗马实现了难以描绘的壮丽，这种造型构思符合了教廷建立中央集权帝国的梦想（图4—9）。

巴洛克的城市设计对后世城市规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越过阿尔卑斯山催生了法国的唯理主义和古典主义，后来又越过大西洋传到北美，几个世纪后它还受到某些新兴集权国家权贵们的青睐。它那种豪华铺张以及壮观的城市构图，对大多数统治者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对巴洛克规划是这样进行深刻批判的：“巴洛克的城市，不论是作为君主军队的要塞，或者是君主和他朝廷的永久住所，实际上都是炫耀其统治的表演场所……将城市的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逐步改建城市其他地方所迫切需要的财力、物力，被强制集中到一个区。”“巴洛克规划师们，自以为他们建立的式样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不仅严密组织空间，而且还想冻结时间；他们无情地拆除旧的，同时又顽固的反对新的”“在这流行风尚的背后，是巴洛克规划师对绝对权力虚摆架势的迷信。”

而在法国，自16世纪起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便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统一，17世纪中叶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在法国，这时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同时并进发展的是为君权服务的“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文化成为了欧洲新教文化和城市规划、建筑中的“正宗”。1585年卡拉齐兄弟在波罗尼亚成立了传播严格、规范的古典主义思想的卡拉齐学院，对后来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和艺术的诞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7世纪法国的绝对君权正如日中天，为了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竭力标榜绝对君权和鼓吹唯理主义，把君主制度说成是“普遍和永恒的理性体现”，并开始大力提倡能象征中央集权的有组织、有秩序的古典主义文化。古典主义建筑一般在外形上显得端庄雄伟，但其内部则尽奢华之能事，在空间效果和装饰上常常有强烈巴洛克特征，到18世纪甚至演化为脂粉味更浓的洛可可（Rococo ）流行风格。简要地说，古典主义的规划思想

在建筑群与城市总体布局中强调轴线对称、主从关系、突出中心和规则的几何形体，强调统一性和稳定感，这些将在下一章中重点论述。

不同于在建筑风格上两者的截然区别，在城市规划领域，巴洛克风格与古典主义风格始终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发展，因为他们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都是通过壮丽、宏伟而有秩序的空间景观来寓意者中央集权的不可动摇。事实上，在城市规划思想领域，最后这两种风格已经难以区分，多是以“巴洛克＋古典主义”的混合形式出现。“巴洛克＋古典主义”的规划设计思想曾经对西方的城市规划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行政长官欧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规划、美国华盛顿的城市规划设计、澳大利亚新首都堪培拉的设计等等，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风格特征（图4－10、图4－1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运动又开辟了文化和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新时期，同样也对全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其后期的城市规划设计已经成为权贵们的专有物，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片面性。城市规划、设计成为被政治力量和权贵们用以体现其政治理念和艺术主张的控制工具，并且把中世纪城市设计的很多有益经验抛弃了，特别是有关亲切的尺度感和住宅与街道之间的亲密关系方面。权贵们将城市作为表达他们宏大政治意图、炫耀财富和夸赞功绩的艺术品。他们的观点成为随时都必须达到的目标，规划师不过是实现他们心目中蓝图的艺匠，而公众的福利、平民的生活却经常被置于无人问津的地步。但是即便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及其艺术成就依然是如此辉煌灿烂。吉伯德是这样评价的：“这个时候锻造出来的城市规划设计的历史链条，仍然是我们现在思想的根源，它的成就仍然保持在西方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造诣之中。”

五、绝对君权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唯理秩序

1. 绝对君权与理性思想

一般认为，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到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运动（1871）是欧洲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灭亡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西欧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在欧洲的很多国家中出现了一段封建君权异常强盛的时期，我们一般将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称为西方的“绝对君权”时代。16至19世纪中叶在欧洲先后建立了一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等，而尤以法国的绝对君权最为鼎盛。17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建立了古罗马帝国以后欧洲最强大的君权，并骄傲地宣称“朕即国家”。欧洲各国奴颜媚骨地向法国学习一切，从文学、艺术直至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伏尔泰），一切的存在，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荣耀君主；一切的科学、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城市规划建设都必须为君主政权服务。

17世纪和18世纪是西方社会崇尚理性的时代。所谓“理性时代”的“理性”有其特殊意义：如果说古希腊的理性是关于心灵与宇宙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宗教信仰的助手，那么近代的理性则是渲染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精神。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特征、对象、问题和作用无不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密切相关，所以说，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的主体精神之一，首先是因为它与自然科学精神的紧密关联。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牛顿等学者认为，科学的经验是实验，而不是常识等等。

在绝对君权时期，古典主义引领了17至19世纪中叶以前法国文化艺术的总体潮流，它的哲学基础是反映自然科学初期重大成就的唯理论；它的政治任务是颂扬古罗马帝国之后最强大的专制政体。当时代表进步潮流的许多思想家，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等都是君主主义者，笛卡尔甚至把忠实的君主政体看作普遍理性的最高代表与秩序的核心。

古典主义适应了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君权政体的需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体现出唯一、秩序、有组织的、永恒的王权至上的思想要求。古典主义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讲求明晰、精确和逻辑，要求尊贵、雅洁，它既反对矫揉造作的巴罗克潮流，也反对市民文化中的“鄙陋”和“俚俗”。它们对抽象的对称和协调的追求，对艺术作品的纯粹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的寻求，对轴线和主从关系的强调，对至高无上的君主的颂扬成了城市规划建设中越来越突出的主题。

“一种生活的艺术在塞那河畔形成，整个欧洲，远至雾色浓重的施普雷河畔，都在多少有些笨拙地模仿它。”例欧洲权责们趋之若骛地来到法国，来到巴黎，学习法国古典主义“高雅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它的城市规划。

2. 权力下的秩序：唯理主义的规划思想

国王的政治权力与新兴资产阶级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这个时期结合了起来，使得城市的规划、建设在这些绝对君权国家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规模与气势。为了表达好古典主义这个“高贵的题材”，1655年法国国王在法兰西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并于1671年又成立了建筑学院，专门用来培养御用规划师、建筑师。法兰西建筑学院的教授勃朗台严守着路易十四对学院的训诫而激动地宣称：“学院将使建筑重放古时的光彩，将为国王的荣誉而工作”，“学院的任务是为建筑学说建立起一个规范，然后把这规范教给人”。毋庸置疑，这种“规范”就是高雅、绝对和不容置疑的古典主义秩序。

（1）古典主义园林中首先透射出的唯理秩序

唯理秩序的思想与手法，应该说首先是从法国的古典主义园林中被发现、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在《论建筑》一书中就有关于园林布置的论述。他充分强调外部景观的重要性，提出使自然地形服从于人工造型的规律，把坡地和

植物塑造成明确的几何形状，并使大自然从属于人的尺度，按照对称和比例塑造物质环境。古典主义者并不欣赏自然的美，笛卡尔和后来的理论家们都认为“艺术高于自然”。17世纪的造园家布阿依索就说：“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完美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必须加以调整和安排，使它整齐匀称”。

在唯理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区别不同的风景形式完成了对自然的种种人工剪裁艺术，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景观。规划设计中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追求抽象的对称和协调，寻求构图的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突出地表现了人工的整体美，反映出控制自然、改造自然和创造一种明确秩序的强烈愿望。（图5－1）

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曾将中国与西欧的城市、园林进行了对比，并得出一个简练而精辟的结论：“中国的城市是方方正正的，而园林却是弯弯曲曲的；西方的城市是弯弯曲曲的，而园林是方方正正的”，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制度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尚不足够强势的西方君主和在不足强大的经济力量环境中的无奈。在绝对君权的早期，面对中世纪自然生长、饱经战乱留下来的狭小、弯曲、破烂的城市，西方的君主们只得首先在有限的园林空间中去寄托他们伟大的理想，渲染其神圣的气质。

（2）从凡尔赛宫到城市：君主的气质无处不在

但是郡主们并不会满足于园林中的有限寄托，他们更需要通过城市和城市中无所不在的建筑，来表达他们日益强大的权利和日益富足的经济实力。当时权臣高尔拜就曾对路易十四说道：“正如陛下所知，除赫赫武功外，唯建筑物最足以表现君主之伟大与浩气。”

古典主义的建筑师与规划师们敏锐的发现了古典主义园林中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和圆形交叉点的美学潜力，并迅速将它们移植到整个城市的空间体系中，这种设计思想立刻得到了君主们的竭力支持。很快，路易十四就要求把他的卢浮宫、凡尔赛宫等也和伟大的城市秩序不可分割地联系到一起，对着卢浮宫建筑起一条巨大壮观而具有强烈视线进深的轴线，这条轴线后来一直作为巴黎城市的中轴线。（图5－4、图5－5）

（3）对古典主义规划思想的辨证认识

古典主义、唯理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在提出规划结构真实性、逻辑性、清晰性等方面有其突出的成就，其构图简洁、几何性强、轴线明确、主次有序，追求完整而统一效果的思想，都是值得人们借鉴的，在城市规划思想史中应该有其应得的地位。但是他们把抽象的教条看作是超越民族和时空而绝对存在的规划真理，在规划设计中追求一种冷肃、盛气凌人的气氛，反对创作中对个性、热情的体现，只是着意于追求冷冰冰的数的和谐，这些都是不可取的。18世纪在法国宫廷中诞生并迅速弥漫社会的洛可可风格，虽然充满了脂粉味，总体格调不高，

但它却推动着设计思想的重心转向自然化和生活化，以至于古典主义的权威小勃朗台后来也不得不宣称：我们不必拘泥于规则，建筑（城市）应该有性格、有表情，应该影响甚至震动人的心灵。

当古典主义思想和理论已经发展到成熟体系时，欧洲的绝对君权却已经开始衰退。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等西欧国家专制整体的危机接踵而来，资产阶级在借用君主政权完成其原始财富积累以后，也开始强烈要求更高、更多的政治地位与权利，不时向封建权利发出强力的冲击。而当18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推行的启蒙思想盛行时，古典主义又遭到了更大的挑战。资本主义的真正时代，已经在西欧古典主义的不断颓势中到来！

六、其他城市和城市规划思想

1. 两河流域的城市

数量庞大，规模宏伟。在前3000多年以前，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带就聚集起了众多的城市，如乌尔、巴比伦等、密度甚至超过今大的伊拉克。这此城市都很发达，比如苏美尔人的中心城市乌尔，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拥有2万5千多人口，而巴比伦城更是被称为东方之最。城市呈四方形，双重城墙，外城周长16公里，幼发拉底河从城的正中穿过，皇宫就建在河边，河上建有石板大桥。市的中心是圣地，包括保护神马尔杜克的神殿和天地交和之塔。从皇城出来的一条宽23米的大道，专供皇家仪仗队经过，城内还有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城外有夏宫、运河及通往各地的大道等。

神权的崇高无上。两河流域的城市本身就是政治和宗教一体的结合，和埃及的金字塔不同，它不是为某个法老建造的，而是为整个城市，在其顶部是祭祀神灵的圣殿。这样，任何城市都受到一位神的保护，巴比伦城的保护神是马尔杜克（Marduk ），是众神之王，象征着城市本身的地位。但相比之下，市民的生活则非常简陋，泥土坯的房展低矮拥挤，而且不能靠近神坛和宫殿。

高度发达的文明。巴比沦本来的意思是“神之门”，表示一种神圣的境地，加上经济的发达，遗留下很多的宝藏。两河流域城市文明最突出的贡献是法典，传世的“苏美尔法典”是了解当时社会的法律、经济和生活的重要史料。而汉谟拉比法典则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影响深远，它刻在一根2.25米高的黑色玄武岩柱子上，约有8000多契形文字，282条法律。内容包括诉讼手续、犯罪处罚、租赁关系、债务赔偿等，我们熟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其中的一条法规。两河流域的立法也是相当先进的，世界上最高的七天一周的制度已经在巴比伦得到了实施。另外，两河流域城市中的封闭天井是市民抵御外来的侵害以及自然灾害的场所，也是在内部交流思想的地方。这种形式后来便成为希腊共和政治的象征的模式。

为什么把巴比伦城又叫做“冒犯上帝的城市呢”？这个说法来自《圣经·旧约》。《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发现了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修起了城池。后来，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决定修建一座可以通到天上去的高塔，这就是巴别塔。他们用砖和河泥做为建筑的材料。直到有一天，高高的塔顶已冲入云霄。上帝耶和华得知此事，立即从天国下凡视察。上帝一看，又惊又怒，认为这是人类虚荣心的象征。上帝心想，人们讲同样的语言，就能建起这样的巨塔，日后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于是，上帝决定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互相言语不通。后来人们就把巴比伦叫做“冒犯上帝的城市”。

巴比伦城墙的厚度，可以让一辆４匹马拉的战车转身。长达１６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城楼。城墙的两端起于幼发拉底河畔。河对岸是巴比伦的新城区，一座大桥横跨幼发拉底河，使新城区跟主城连在一起。所以，这座城墙不仅是巴比伦人用来抵御敌人的主要屏障，而且也是一道保护巴比伦城不受河水泛滥之害的可靠堤防。巴比伦城有１００座铜做的城门，因此希腊大诗人荷马又把巴比伦城称为“百门之都”。

2. 埃及的城市

埃及的城市文明史比两河的要短，而且基本上是自己孕育产生的。从远古的第一王朝起，人们就不得不同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作不断的斗争。这里没有两河沙漠的沙漠和外来侵略，土地肥沃，所以文明的成长是不间断的、持续的。人们把数学、大文、建筑、神学、美术等融合在一起，发展了城市文明，并体现在金字塔这样永恒的建筑上。埃及的城市不需要设防，沿着尼罗河可以建筑任何设施。很多的能称之为城市的，基本就是在修建金字塔的同时，为奴隶和工程人员兴建的集团性住宅，而且都是按照一定的几何原理构成的。虽然也有宽阔的街道，甚至还有成行的棕榈树，但缺乏真正的城市机能，包括日常的市民生活，所以有人称埃及的城市只有规划而没有文明。埃及城市文明的特点为：

建筑极其宏大。我们都知道埃及的金字塔，而与之并列的，还有不少巨大的神庙，象底比斯城附近的阿蒙神庙，拥有136根巨型拱柱，其中最大的12根上可以站立100个人。还有巨大的雕像和方尖碑，都是世界上罕有的珍品，后来其中之一在1831年为法国掠走，竖立在巴黎的协和广场。底比斯城在公元前1500年时进入鼎盛时期、它曾由历代国王花费1000多年的心血经营而成，所以当时的规模空前，号称百门之城，傲居世界之首。占埃及的城市数量也很多，主要沿尼罗河分布，著名的有孟菲斯、阿比多斯等。

典型的死者崇拜。埃及人认为，人生是暂时的，只有死亡才是水恒。正如许多墓道中的文字所说：“你死之后，必将复生，灵魂不离躯体，你在人世所为，犹如一场梦”，所以竭尽财富和精力、将陵墓修建得豪华、诡秘。而且多数是地

下建筑。这些永久性的建筑和当时活着的人们的城市相比，称得上是专门为死者设计的城市，陵墓排列整齐，有纵横交错的街道，贵族的墓室还有房屋。从第11王朝起到新王国的王妃墓地群，如王家之谷，王妃之谷等，就集中代表了埃及最优秀的建筑水平。但实际地讲，这些豪华的“死者之城”对真正的城市发展没有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

简陋的城市设施。埃及早期的城市并不是永久性的，因为每位法老都不愿意继承祖先的遗产，而重新建筑新城。即便是像底比斯这样的大城市，也完全没有东亚城市那样严格的城区界限，只不过是一种松散的郊区式的蔓延。埃及古代城市没有固定的形状，有圆有扁，道路呈格子结构，也有排水沟等，但不如两河城市那样宽阔坚实。由于很少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所以一般的埃及城市没有城墙，只是在沿尼罗河处修建一定的堤坝，保护城市不受河水泛滥的影响。同两河流域的城市相比，埃及城市中人口很少，房屋的建筑材料也简单，基本还停留在农耕的水平，因为埃及人深信法老的权威及尼罗河的恩赐，表现出对生活的沉静和信念，更多的工作是去侍奉死者而不是活人，所以和城市的天赋命运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

七、古代东西方城市发展的异同

纵观东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基于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古代城市在规划建设上呈现出很大的不同，但从中也可以发现共同的方面。对于这种东西方的异同，尝试简述如下：

1. 城市发展的阶段

虽然欧洲与我国的城市均产生于奴隶制社会，但欧洲从奴隶社会下的古希腊、古罗马，过渡到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经文艺复兴，到达蕴含资本主义萌芽的君权社会，前后之间虽有传承和影响，但每个时期的城市均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有时甚至是建立在对前一时期否定的基础之上。因此，西方城市的进化阶段比较明显。

相反，我国较早的完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城市文明基本上是建立于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由于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生产力发展缓慢以及朝代更迭时周而复始的破坏性等原因，我国古代的城市格局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基本上墨守着《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则。

2. 建城的目的

虽然每个时期的城市不尽相同，但西方古代城市建设的目的并非仅仅围绕君主或领主等单一的权力中心展开。古希腊、古罗马等奴隶制下的民主体制或共和制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想的昌盛，使捍卫与维持市民生活与活动权利成为建成的主要目的之一。甚至在中世纪，城市的主宰也并非是世俗的君王而是超现实的宗教设施。

而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自始至终体现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城市规划与建设始终围绕宫殿、官府衙门等单一中心展开；普通市民及其生活被置于从属的地位，有时甚至被作为防范的对象。因此，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广场、公共绿地等可以作为公共活动的场所。

3. 城市职能

前面我们提到城市是聚居的一种形式，因此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安全、适宜的居住场所。无论是宫殿或住宅均在此列，正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并由此派生出军事防御、政治统治、宗教信仰、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等其他城市职能。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古代东西方城市是相通的。只是相对于欧洲而言，我国古代城市中经济因素体现的较少，因城市经济发展而自发产生和发展的城市也相对较少。

此外，相对于欧洲封建社会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我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地主可以离开土地居住在城市中，进一步加强了城市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作用。因此，城市的对外防守，对内统治功能居首位。

4. 城市规模

除古罗马之外，欧洲城市的个体规模普遍较小。我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就有7个，一般城市的数量也多大1200～1700座。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单一城市的用地规模也较欧洲城市为大。例如同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唐长安城的用地面积达到84KM 2，而几乎同时期的古罗马城市的规模仅20KM 2。当然这种情况也造就了古罗马城市狭窄的街巷和密集的公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唐长安城的空旷（如城南一带里坊很少有人居住）与超尺度的街道空间（如位于城市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达150米）。

5. 城市形态

古代城市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按照一定的规划意图建立起来的，具有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几何形的城市平面或相对自由的布局；另一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依山傍水，道路迂回曲折。诚然，就某一城市而言可能两种要素兼而有之，并非绝对，可能以其中一种为主。这两种类型均存在于我国及欧洲的古代城市之中，只不过欧洲源自不同的时期（古罗马时期的城市和中世纪的城市），而我国则主要因城市类型而定（如都城和个别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且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相对较少。

6. 城市规划

以《周礼·考工记》为核心的礼制思想以及阴阳五行、易学、风水成为我国都城、乃至地方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指南，历经两千余年得到不断的完善发展和传乘，形成一系列一脉相承的古代城市建设实例。相反，欧洲城市虽在不同时期出现过有关理想城市的描述（例如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乌托邦》、文艺复兴

时期费拉瑞特的《理想城市》）和规划技法（例如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希波丹姆创建的方格网道路系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式的城市设计），但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具有传承关系的规划理论体系。

在看待东西方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实践时，一方面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成就和不足，尤其是对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成就必须给予客观的评价，避免产生民族虚无主义或夜郎自大的心态；另一方面，必须清醒的意识到现代的城市规划并非古代的延续，而更多源自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和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