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模式_从理想到科学

第2卷第2期

2000年4月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of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2No.2Vol　Apr.2000

中图分类号:F0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50(2000)0220003209

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模式:)3

　　摘　　要:,有必要研究1978年开始的本次经济改革结束后的中国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学界对此所作的研究,可以按照其方法论分为理想型和科学型两类。前者较多地从特定的理念出发,而后者更注重某些可能的趋势。本文采取后一种研究方法,并对中国在本次经济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模式作了若干探讨,认为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剩余劳动,农民自有土地制度和企业独立经营。本文着重讨论了农民自有土地制度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经济模式;科学方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土地所有制　　作者简介:　胡景北(1953-),男,江苏南京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

一、文章标题的说明

　　在具体阐述本文的内容之前,需要先说明一下本文的标题。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标题中的“改革后”。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这场经济改革,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要的社会变革。如果我们不从人类历史几乎就是改革的历史这种过于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目前的中国经济改革,而是从为实现某一特定的可以把握的目标、在短期内展开的剧烈的社会变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延续了不算很短时间的中国经济改革,总有结束的时候,因此,我们总可以谈论“改革后”的状态。另一方面,研究和评论一场重要的社会变革,不仅要考虑这一变革本身的内容和方式,而且也要考虑变革的目的和结果,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变革不过是实现某一目的或导致某一结果的手段而已。而无论我们讨论改革的目的还是改革的结果,我们的指向,都是改革后出现或者形成的新制度、新模式。“改革目的”指的是人们利用这场改革试图实现的“改革后”的新制度,而“改革结果”意味着“改革后”收稿日期:2000201211

3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课题的资助,初稿曾于1998年10月在该课题组的研讨会上受到讨论。作者对该研讨会的参与者尤其是朱保华先生对初稿的批评表示感谢。本文所存在的一切错误将由作者负责。

・3・

出现的新状态。所以,本文的标题用了“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模式”。事实上,中国开始改革20年来,人们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大量研究,在这里所说的含义上,都属于对“改革后”的研究,因为目标指的应当是人们希望在改革后所实现的状况。所以,对“改革后”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界其实早就在做,并且大规模地在做,只是一直没有使用本文这种提法罢了。

　　对“改革后”研究的必要性不仅仅来自于对改革本身的评价,而且也来自于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经济作出的研究,需要把中国经济作为经验背景其中有一部分研究的成果要成为理论,①时间跨度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有关的研究者对种构想,并且展开对“改革后”　　其次,这两个概念可以用另外两个概念,即改,改革是人的自觉活动,是人按照一定的意图,而“改革后”的状态即目标而展开的活动。从改革结果的角度说,改革是新状态代替旧状态的一种激烈的形式和过程,是与人的意图有关,但又不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图的过程。仅就作为结果的新状态而言,它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人的意图或者目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尽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目的是人们试图达到的东西,而结果则是实际出现的东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目的是主观的,结果是客观的。目的更多地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结果更多地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

　　可是,从目的或目标角度对“改革后”的研究,尽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的客观事实和改革后出现的状态,但它毕竟是特定的主观意图的研究,是人们对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未来图式的某种想象。人是需要想象的,人的活动必须有一定的意向来指导;同时,这些研究更多地反映了人对未来的理想,而人的理想无疑会影响历史的进程和未来的图式,所以,对目的和目标的研究有其自身的价值。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观察,从人的愿望出发,从一定的理念或价值观出发而对改革目的、目标所作出的研究,可能是对所理想的“改革后”状态的研究。而从这样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中国在改革后可能具有的经济模式,便是本文标题中所指的“理想”的经济模式。

　　从结果的角度对“改革后”的研究,重视的是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状态,而不是改革后“应当”出现的状态。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状态,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各种人根据自己对“改革后”的理想,以及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这里,政府依据自己的改革目的而采取的改革方针和政策,无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研究改革结果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改革的结果,又是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事物发展的某种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改革结果的研究,首先是对导致这些结果的客观趋势甚至规律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样的研究,显然不能从特定的对未来的愿望出发,不能从改革的目标出发,而应当从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出发,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出发,研究根据这些社会力量和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改革后状况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趋势。从这样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中国在改革后可能具有的经济模式,便可能是“科学”的经济模式。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改革后研究”提法的必要性,因为改革目标的研究,只构成了改革后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对改革结果的研究,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也至少构成了同样重要的部分。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改革经济模式的理想目标,尽管和改革产生的结果会有差距,但・4・

也有可能与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大体吻合。同样,对“改革后”的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必然是基本符合改革后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模式。这是因为,方法论的差别,不能保证结论的差别尤其是结论的正确性。科学型研究和理想型研究的最明显差别,在于前一种研究假设了,研究者虽然对改革后状况有自己的理想,但他在研究的逻辑起点确定之后的研究进程中,不受本人、也不受他人理想的干扰,也就是说,面对各种改革目标和理想,研究者是理想中性的。这个假设要求的是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的客观性。但是,即使每个研究者都做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不同,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他们所得出的改革后经济模式,也会有不同,其中一些模式,。科学本来“正确”的标准之一。,科学型研究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还被看成科学的假说之一,就是说,它们,,尽管也可能和后来的事实一致,但仍然属于我们划分的“理想型”研究。因此,如果仅仅从研究结论和事实的比较角度观察,本文所讨论的“理想”的和“科学”的模式,是难以区分的。所以,我们将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区分它们。

　　本文的这种区分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有一定的类似之处。根据恩格斯的说法,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本身是不成熟的,而这“是和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

(恩格斯,1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