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传统生活方式基调的跨文化差异

　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3期总第116期　

论中西传统生活方式基调的跨文化差异

董　鸿　扬

　　内容提要　生活方式文化差异的基点在于价值观念。文章从外向与内向、分离与整体、冒

险与重生、罪感与乐感等方面论述了中西方两种传统生活方式跨文化差异的基本特征。指出,

中西特有的地理、社会条件形成的文化原始定向, 对中西传统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评价

中西生活方式基调的跨文化差异, 应坚持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应立足宏观, 从历史长

河的动态变换中给予全面的具体的价值定位。现时代, 应从人类自我完善的角度促进中西文化

和生活方式的交流与沟通, 达到优势互补, 促进人类共同繁荣与进步。

作者董鸿扬, 1942年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科技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

全球经济一体化, 促进了生活方式的跨文化交往与沟通。生活方式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在不同民族间有很大差异。中国与西方(古代指希腊, 近代以西欧与北美为代表的典型西方国家) 在生活方式基调方面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美国学者萨姆瓦在《跨文化沟通》一书中, 以美国为例, 按社会文化差异的大小, 排了一个顺序, 其中西方人与亚洲人(当然主要是中国人) 差异是最大

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仍是欧洲人最生疏的生活方式。因此剖析中西传统生活方式基调的

跨文化差异, 促进其交流与沟通、优势互补, 对于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与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差异的基点在于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人们一般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广义的生活方式指不同的个人、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制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 狭义的生活方式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或个人由情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决定的生活行为的独特表现形式。生活方式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即生活条件, 生活主体和生活活动形式。生活方式三个基本要素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生活条件是生活方式的客观制约因素, 生活主体是生活方式的主观制导因素, 生活形式是主客观统一的形态因素。在生活方式三要素中, 生活主体处于中心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生活方式是一个主体性概念, 而主体性的核心则是价值观念问题。

所谓价值观念, 是指主体对外界物进行评价与选择的观点。所谓价值, 是指外界物对满足人的需要所具有的肯定的积极的意义。这种肯定的积极的意义被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里, 成为人们对外界物的肯定的评价观点, 这就是价值观。所以尽管世界上生活方式千差万别, 但其总 〔美〕萨姆瓦:《跨文化沟通》, 威的乌斯出版公司,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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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与定位器就是价值观。价值观成为生活方式的底蕴。

作为人类生存意义体系的文化, 其核心恰恰就是价值观。因此文化与生活方式具有最为紧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 许多学者用生活方式来界定文化概念, 把文化与生活方式看作同一个东西, 认为文化就是人类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 是其对生活的全面设计, 是人类生活的总和。美国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在人类学中所谓‘文化’, 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

总体, 以及个人从其集团得来的社会性的遗产。”还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罗杰·M ·基辛也

指出:“‘文化’一词用来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共同观念体系, 即该民族的概念性设

可见, 生活方式本身确实能体现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的内涵更为集计, 或共同的意义体系。”

中地体现在生活主体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上, 并外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形式, 形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基调。所谓生活方式的基调是指生活方式最基本的取向、最基本的风格。认识生活方式就是认识活生生的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体系, 这两种文化体系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基调的跨文化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二、基调差异的文化特征分析

分析中西生活方式基调的差异, 主要是从基本倾向上讲的, 主要揭示其生活方式某些价值取向的突出特征, 但并不否认作为该生活方式主体的群体中个别人所具有的偏离倾向。我们是从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来描述其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尽管这种描述有一定的刻板性, 但是只要在具体的微观研究中注意到这一点, 这种宏观分析还是具有相当解释力的。

中西生活方式的基本取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外向与内向。与西方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外向特征不同,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内向特征。首先, 主要倾向不是向外探索自然界规律, 而是向内探索人的心灵世界, 有明显的实用目的, 重视人格修养, 追求道德意识的完善。明儒王守仁就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因此要致良知, 探求人的内心。王守仁反对外向认知, 认为格物不能“致知”。修身养性成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方式。西方人外向型的认知取向, 在古希腊哲人那里表现比较突出。向外探索自然物的结构成因、追求纯知识是其基本特点,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摆脱愚蠢”。显然, 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 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其次, 即使对自然之物的探索, 其最终目的、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认知活动也主要不是追求对自然界规律性认识, 而是用自然界的知识来说明人生道德意识的修养与做人的道理, 以完善人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古代, 有许多向外探求的事例, 如对自然界现象日食、彗星、地震、动植物生长的观察和思考, 但这些思考的最终意向都是向内转, 表现为一种内倾的取向。这种内倾的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必须能启迪人心, 揭示人生的道德真谛。据我国学者赵纪彬统计, 《论语》全书用了54则关于自然的材料, 最终指向都是导出道德价值。其他如荀子的“千丈之堤, 蝼蚁之穴溃”, 讲的是维护堤坝的安全, 但用来说明防微杜渐, 不能因小失大的人生哲理。荀子还用“蓬

生麻中, 不扶而直”来说明环境对人内在品格的影响。另一方面, 它必须能赏心悦目, 以愉悦

身心为目的。对于一些动植物的观察和把握, 不是探寻自然事物的奥秘, 进而征服和改造自然, 而是鉴赏怡情, 以欢娱为目的。西方人把人与宇宙、自然看作对立面, 人要认识宇宙, 征服自然。 〔日〕石川荣吉:《现代文化人类学》, 5页,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参见叶晓春《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 载《历史研究》, 19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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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后18世纪发展起来的科学强调万物为人所用。

这种运思的传统取向带有明显的内向特征, 使中国人生活行为比较含蓄、委婉, 不像西方人那样外露、直率。有的学者曾指出:根据考古发掘, 中国早在战国墓中就有了玻璃制品的零星发现, 甚至北宋末年已出现了玻璃暖水瓶。但总体上看玻璃制造业在中国的命运却不佳, 在中国迟迟得不到发展, 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 玻璃的应用也不广泛。而瓷器在中国却倍受青睐。瓷器制造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也非常发达, 以致“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从制造工艺上看玻璃与瓷器相似, 而且原料也容易解决。玻璃与瓷器在西方与中国不同命运的原因何在呢? 关键在于价值取向迥异。瓷器的含蓄、内向与玻璃的透明、外向恰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生活风格。从中国古典舞蹈与西方古典芭蕾舞的比较也可以看出, 中国古典舞蹈包括太极拳在内, 动作围绕身体向内聚集, 从动作到心理都呈现为内聚性形态; 而西方的芭蕾舞则是外拓性形态, 其基本动作到心理都是外向的, 力图向外部空间舒展、延伸。居室建筑的布局、内部构造、外部形态也能投射出人的气质、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的四合院、用围墙、照壁将院内的正房、厢房、平房、庭园收拢在内部空间中, 体现出一种内聚性、收敛性, 从百姓之家到官宦门第、帝王宫殿, 都是如此。而西方的居室建筑却截然不同, 它们都是“乐于使外界面上明窗洞开, 巨柱伟立, 纹饰纵横,

并附以精美的雕塑, 仿佛要竭天下美好尽呈于世人目前”。

2. 分离与整体。与西方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强调差异、分离的特征不同, 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取向强调整体、强调“团圆”。整体与“团圆”是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底蕴。首先, 从文化意蕴上看, 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取向强调从多到一,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情理合一”, 把“一元”、“一体”视为终极价值。把“团圆”视为天伦之乐, “一体”视为幸福的至高境界, 把“离异”、“别离”视为痛苦的事情。强调人与人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 “落叶归根”, 倡导“圆而神”的智慧, 力求持中正、求圆满、合内外、通天人, 达到“大一统”的目标。西方从古希腊时期起, 就强调主客分离、天人相分, 崇尚分离与差异。其次, 从象征寓意上看, 西方的上帝与个人关系也是建立在差异关系的基础上的, 具有彼岸与此岸的划分, 二者并不合二为一。在基督教神话中, 耶稣是童贞女所生, 上帝与人类的血缘关系被否定的。中国神话中, 天帝与人没有绝对界限, 天帝神仙许多来自人间。神仙可与凡人结为姻缘, 进而存在血缘关系。“天仙配”、“牛郎织女”等神话就投射出这种文化心态, 反映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结构。第三, 从具体生活行为上看, 重视“整体”。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是合家同桌共餐,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团圆节”。除夕夜全家要吃“团圆”饭, 起到信息与情感沟通、增加家庭凝聚力的作用。这种重视“团圆”“整体”的精神, 成为一种无形的整合力量, 它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也有保守的一面。西方人家庭生活中饮食实行分餐, 强调差异, 不归结为“一体”。如果说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有整体论特征的话, 那么西方生活方式可以说具有原子论的特征。两者的基调具有两极化的特征。

3. 冒险与重生。与西方生活方式喜欢冒险的价值取向不同,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文化有浓厚的重生倾向。重视生命、重视后代, 重视现实生活, 追求生活的意义, 不需要上帝, 把自然万物都赋予生命的意义。首先, 西方文化本性中蕴含着一种冒险、进攻性的品格, 逐渐发展为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 并积淀为西方生活方式的底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充盈着这种冒险精神。中国文化本性重生命、爱和平, 具有“永久的女性气质”(李约瑟语) 。就郑和下西洋来说, 率大小舰船百余只, 近三万人, 先后7次, 历时28年, 航程之远, 规模之大, 科学管理水平之高, 为历史学家惊叹; 比郑和晚87年远航的哥伦布却仅有1000名水手和17条帆船。哥 谢长、葛岩著:《人体文化》, 148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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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布远到美洲发现新大陆, 而郑和强大的舰队完全有能力远航, 却没有前进。关键在于文化底蕴不同。郑和是和平使者, “厚往薄来”, 没有探险、攫取财富的动机, 而哥伦布则不然, 他是殖民者, 具有一种不可遏止的贪婪的攫取财富和领土的冒险精神。其次, 西方人普遍信仰上帝, 与冒险进取精神相伴随有一种宗教的超越的性格, 而中国生活方式文化是现世的性格。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安、生命的长寿给予极大的关怀, “福、禄、寿”成为人生活方式追求的目标。这种重视生命的意识, 一是表现在保养身体、延年益寿的丰富经验与理论上, 二是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仪中, 三是表现在举世闻名的饮食文化上。中国的“礼”起源于祭祖仪式, 体现出中国先人重视生命和现实生活的心理。对生日、满月、百日、周岁等的典礼, 都表现了对生命的关注。“天下太平”、“平安无事”是人们的生活目标, 而饮食则是中国人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交往形式缺乏, 人们便把请客吃饭当做主要的交际手段, 使吃饭增加了许多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成为维持生命又展示生活乐趣的手段。第三, 中国人重生意识已广泛投射到生活条件中, 在建筑物、艺术品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古希腊建筑都喜欢用石料, 而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料。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石材, 而热衷于木材呢? 中国学者张钦南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有浓郁的生命意识。在中国的周易八卦或阴阳五行学说中, 木代表了生命的春天, 树木生命的暂息性与循环性, 正象征了人的生命的永恒性, 而没有循环及变迁的石材, 却只能留给死人的坟墓。所以这种对象征

生命的木材的亲切感, 成为中国人长期使用木材建筑的潜在意识。

4. 罪感与乐感。与西方生活方式中罪感文化取向不同,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是一种乐感文化取向。首先, 基督教的核心思想认为, 人虽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 但负有与生俱来的原罪, 所以必然陷于苦难, 只有信仰基督才能蒙救、永生。这种罪感文化取向的理论预设认为人本性是恶的, 人应该向上帝赎罪。相反, 中国人重视人的现实生活, 具有乐感精神或乐天性取向, 把与天地同和、与万物同流, 视为人间最高的快乐。“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乐的境界是一种道德和审美的境界。中国人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知天乐命”的观念与行为都包含着乐感文化色彩。这种取向的理论预设是性善论。中国人虽然也有性恶论者, 但并不是主流。基本倾向是性善论, 认为人都可以达到自我完善, 即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 , “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 , “满街是圣人”(王守仁) 。其次, 由罪感乐感的不同取向, 产生了中西不同的审美趣味。西方人喜欢欣赏悲剧, “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悲剧人物激励人们战胜困难, 具有深刻的震撼力量。与此相反, 中国人大多不喜欢悲剧, 尤其不喜欢悲剧的结局, 而喜欢大团圆的结局, 所以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戏剧, 多为历经磨难, 最后达到花好月圆的美好结局。即使悲剧也要加一个喜剧结尾, 冲淡悲剧色彩。“梁山伯与祝英台”主人公双双殉情, 但又加上“化蝶”这一幻化世界, 给人一个满足。

　　三、文化原始定向是差异的根源

中西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差异, 是由文化的原始定向不同造成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定向又可称为初始文化模式。肇始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内含着自身特有的原始定向, 或称为文化基因。这种文化的原始定向是由初始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隔离机制所决定的。

希腊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 他们是半游牧性的雅利安民族的一支。他们把自己的牧区向南扩张到巴尔干半岛, 并与当时的爱琴文明发生了混和。这种经游牧到航海的生活方式 张钦南:《欣慰与沉重的思考》, 《读书》, 19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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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出西方文化的原始定向。首先, 从地理环境看, 希腊土地临海而贫瘠, 单靠经营农牧只能带来贫穷, 但临海又给古希腊人带来机遇。地中海中星罗棋布的岛屿为横渡海洋创造了条件; 航船可把被切断的陆地连接起来, 可以从西亚、北非等远方弄到奇缺的商品; 船可以占领新的空间, 激发人的创造力。乘船离岸, 在惊涛骇浪中施展身手, 与海洋搏斗, 在险境中锤炼了冒险精神与扩张的品性。其次, 由于古希腊形成众多城邦国家, 城邦民主制打破了宗法制。这些城邦国家并不统一, 因而使“统一”的意识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个体性自由的思想获得发展, 形成了个人本位的原始定向或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不能适应欧洲中世纪, 所以后来被包含禁欲主义的希伯来文化所取代。后经过文艺复兴, 古希腊文化的原始定向再次展现, 促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 从而形成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些基本文化特征, 如敢于冒险开拓、重差异与分析、赎罪、向外探求等。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原始定向的形成, 首先是由地理环境特点决定的。中国西面高山, 东临大海, 大海在当时没有横越的条件, 形成一个封闭环境, 这是形成整体性取向的客观基础。其次是由于有肥沃的土地与水利, 单一的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聚族而耕, 使宗法氏族关系保留下来, 形成了群体本位的文化原始定向。正因为如此, 在古代中国, 个人并不是独立的单位, 家庭、家族才是独立的单位。所以古代政治斗争、官场斗争中, 失败者并不单独被处置而是还要被“诛三族”、“诛九族”; 而获得荣华富贵也是整个家族都沾光获益, 所以“家”、“家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文化核的作用, 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模式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铸造了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农耕生产、自然经济的特点, 使中国人重视天人合一, 整体性思考, 喜欢大团圆, 追求统一、一致, 形成一种有机的自然观, 重视生命, 热爱生活, 不信上帝, 追求均、安、合, 形成独特的文化特质。

　　四、对生活方式基调文化差异的评价

生活方式基调, 是不同的民族共同体长期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形成的生活风格。它通过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生活活动体现出来, 形成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基调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 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具有异常的稳定性, 它储存在人们的社会心理结构里, 习以为常地渗透在生活方式中。由于控制与调节这种基调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人的深层心理结构, 一般不进入显意识层面, 表现为永续性、稳定性。所以, 一个民族虽然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相继更替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但其生活方式的基调却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评价中西生活方式基调的文化差异应立足于宏观, 不拘泥于历史上某一特定发展阶段, 应从历史长河的动态变换中给予全面的具体的价值评价。

对某一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基调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评价, 应坚持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所谓科学尺度是指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所谓价值尺度, 看其是否满足人的内在需求, 使人能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身。

首先, 从生产力发展的尺度或科学的尺度来看, 文化确有高低之分, 这种区分体现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差异。人类已经历或正在经历渔猎、游牧、农耕、工业、信息时代, 不同时代的生产力不同, 生活方式也是相异的, 文化也有高低之分。一般认为农耕文化要高于渔猎、游牧文化, 工业文化高于农耕文化, 信息时代的文化要高于工业时代的文化。因为较高文化所提供的生活条件比较低文化提供的生活条件, 更有利于生活主体的发展。因此, 处于生产力较高发展阶段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要左右影响甚至同化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度发达农耕文化的汉族, 不断影响同化发展程度较低的渔猎、游牧文化其他的民族。割94

剧中原的渔猎、游牧民族鲜卑、契丹、女真, 入主中原的蒙、满等民族都不同程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直至接受了汉文化。“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 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

永恒的历史规律。”而英国工业文化高于印度的农耕文化, 因此能强烈地统治与影响了印度

文化。当然, 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也以其特有方式影响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中国战国时代赵武陵王“胡服骑射”就是从生活方式入手, 农耕文化向游牧文化学习的典型事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北方渔猎、游牧文化民族,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落后于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 他们的割据或入主中原, 虽然在一定时间内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 但这些渔猎游牧文化也给老熟的汉族农耕文化与生活方式注入了新鲜血液, 使中原农耕文化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游牧民族的尚武和粗犷的风格, 给农耕文化的汉族生活方式很强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 欧洲罗马文化衰落后, 德意志人野蛮的氏族文化给欧洲注入了新的精神, 使欧洲返老还童。这说明较低文化对较高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其次, 中西初始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条件不同所形成的文化的原始定向, 经过长期的积淀, 已成为一种永续性的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传统深藏在生活方式的底层, 具有相当的稳固性, 成为民族认同的根据。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 中西两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基调无所谓高低优劣,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某个具体阶段来说, 某种文化基因起的作用可能不同。西方发端于古希腊的个体本位的文化取向, 对于促进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西方现代化起过积极作用, 成为西方生活方式与文化的深层结构, 但它的追求个性与享乐的倾向, 到古罗马帝国时期, 演变为人欲横流的地步, 使它不适应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发展, 被希伯来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所取代。个人本位的取向被压缩在唯灵主义与西方人的潜意识结构之中, 随着文艺复兴, 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又重新唱主角, 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但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致, 也有其弊端。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倾向, 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高度组织性有矛盾, 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所讲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可见, 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有长处, 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具有优势的。正因为如此, 西方文化寻求东方文化中的群体本位的思想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内含的群体本位的底蕴, 使民族在自然环境压力与外敌入侵面前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维持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使中华民族绵延流长,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对个体自主性、创造性重视不够, 甚至有压抑个性的倾向, 因此,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起步阶段, 则成为走向现代化的阻力。这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几经坎坷的内在文化原因之一。但是, 这也不是绝对的, 这种群体本位取向经过创造性的转化, 也会成为一种强烈的群体竞争精神, 它比个人本位的竞争精神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 亚洲四小龙现代化的成功与群体竞争精神密切相关。

再次, 从人类自我完善的角度来评价中西生活方式基调的文化差异。我们看到中国与西方各民族都在探索人类自身完善的途径, 这种探索的成果体现在生活方式基调的完善上。这种基调又受到特定的民族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制约,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局限性。片面发展某一方面, 而忽视另一方面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双方都需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优长之处, 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责任编辑:常绍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70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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