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_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找一个支点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03月/27日/

亚洲: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找一个支点

孙超编译

　　关于亚洲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关系, 是否压制了政府反应能力的问题。一些机构, , 。值。? ?

我们为什么需要非政府组织

“当政府机构不能有效工作的时候, 民众应该有权力来采取直接的措施”, Henedina Razon -Abad , 一个积极参与非政府化的菲律宾学者回答道。她支持非政府组织在保证使政府回应穷人的需要方面所处的关键位置。因为在菲律宾, 选举仍然是以身份和强权为基础的。尽管所有人都在谈论“民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 最终, 政治仍然是以权力为中心的。Razon -Abad 女士还指出, 她

要求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们保持对社会变化的承诺, 植根于社会的穷人阶层。

根据韩国一个倡导民众经济公平的联盟组织的秘书长Shin Chui Y oung 的研究,1987年以前, 韩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的关系是强烈对抗的。民间社会团体的领导人们被欺辱和关押, 而且非政府组织明显得不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在1987年韩国的民主化改革后,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了第二个更为建设性的阶段。他在1989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 主要是为了监督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1993年金泳三和1998年金大中总统就职以来, 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现在, 韩国的政府从财政上支持非政府机构, 对他们的政策建议加以认真的考虑, 有时还将他们的建议写入法律。尽管这些依照新法律进行的政府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一些有声望的非政府机构并没有接受这些支持, 他们的领导人害怕这些措施会限制他们的权力。

柬埔寨人权倡导组织的领导人Kek G alabru 说“:我们面临不同的状况。”因为在柬埔寨, 执政党建立起了他们自己平行的非政府组织的体系, 结果导致了公众(特别是援助国以外的公众) 对于这些组织身份与关系的混淆。

来自泰国的J uree Uichit -Vadakan , 也赞成关于增选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观点, 他还补充道:“我们相信在一些问题上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给非政府组织下定义

亚洲基金会曼谷代表James K lein 指出, 对于20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者应附加的一个普通假设是“越多非政府组织越好。”“我们知道, 每一个国家现在都有不同的环境。”所以他认为在考虑改进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一般提议时记住具体国家的法律和实践。

“我认为我们应该抛弃‘民间组织和政府’的概念, ”菲律宾的Maroic Leonen 说“我可以定义,

我的组织的全体选民, 但是对于我来说‘民间组织’只是一个学术上的概念。”许多菲律宾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咨询机构的一部分或者在很多方面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另外一些非政府机构则是由企业或政府建立的。所以, 在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K im Eui Y oung 回到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相对于政府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他指出, 在韩国, 一些非政府组织从直接反对的位置变化到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位置, 他们开始提倡“政府改革”。至于转换的原因, 他说, 主要是金大中总统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 他的少数派政府不仅需要非政府组织的联盟而且也在减免税收、邮政折扣以及其他政策上给予非政府组织帮助。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一道在最近的经济危机过后进行着减少失业率的斗争, 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些减少对抗的集团。

但是Sook Jong Lee , 一种半政党的功能, 。她坚持认为, Guillermo Luz , 的定义存在问题。, 承认精确回答“非政府组织代表谁”“妇女和规章网络”的组织与其他的一些组织研究着类似的问题。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Fan Yun , 台湾的一个学者和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董事, 认为对于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关系问题也许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民间服务性的组织可能需要与政府合作并从其获得资金支持, 但是, 对于拥护性的组织“卷入政府当中是十分危险的”, 拥护性的组织必须坚持他们的政策目标。

Lao Mong Hay , 柬埔寨某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指出, 创建政府与民间团体合适的关系不仅需要考虑政府机构和政治环境, 而且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

Cho Hee Yeon

, 一个韩国社会学教授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 对过去20年韩国非政府组织的复活表示了肯定。但是他还是对政党“吸收民间团体资源”的尝试表示了关注。他同意非政府组织应当在发展政策选择方面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 但是他不希望非政府组织支持政党或者承担政党应该扮演的代表性角色。

在韩国非政府组织方面最具标志性的时间就是2000年的选举黑名单运动, 一个非政府组织倡议建立一个关于受贿议员的长名单。根据曾经认为这项活动非法而没有参与的以Shin Chul Y oung 为首的民众经济公平联盟的调查, 这项运动最终得到了80%韩国民众和许多新闻传媒机构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 许多黑名单上的医院在选举中落选。这样, 黑名单运动标志着非政府组织的强大和自信。

但是韩国的非政府组织仍然表现出可以与政府合作的一面,Shin 引用了一个例子,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主要由企业界、劳动者和政府成员组成的三方委员会就是如此。实际上, 民间团体的代表仍然参与到委员会中来为这样有争议的问题进言献策。

在政党发展方面有经验的美国学者Peter Manikas 指出, 在美国存在着大量的代表小规模经济利益的集团, 比如代表地区性的农业工人, 或者不流行的政治课题, 比如监狱改革。这些组织可能会给政党增加压力。但是, 他们一般都不像政党那样运作。

印度尼西亚某个为土著居民和环境问题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领导人Sandra Moniaga 指出, 她的国家看上去在民主发展方面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这样的条件同样影响到了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 反映为用作描述不同类型组织的条款扩散的问题, 从PON GO (政党非政府组织) 到M IN GO (军队非政府组织) 到CON GO (公司非政府组织) 。一些非政府组织有着明确的拥护者, 但是其他一些则由贵族学术界组成, 没有来自一般民众的基础。

观察政府在评估民间团体角色方面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在一个非民主化的国家中, 非政府

组织可以代表所有民众的意志。一旦民主化的政府建立以后, 这个国家就会拥有关于税收和其他法律制定的权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 民间组织中的利益集团就会增长, 他们代表的利益不同, 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互斥的力量(比如企业和劳动者) 或者形成争议问题的不同意见方面(比如堕胎、枪支控制和死刑等) 。在这样的社会中, 应当用更为宽广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团体, 而不是仅仅把它们限制在非政府组织的界别中。

现在为台北市政府服务的Cheng Hsiou Lin ———

从前是某非政府组织领导人, 的领导人去“精明地理解和运用政府”。他的意思是, 和对社会影响的方式。:, 持你自己”, 。

Razon -Abad 女士认为, , , “应该开始建立解, , 而是应该把那些资金真正用于改善。

由韩国世宗研究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泰国K ing Prajadhipok 机构和亚洲基金会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