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理想的日子]

张洁 梁碧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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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点燃理想的日子》采访了当年决策的CCTV领导、负责栏目创意的“七君子”，以及大多数是“打工仔”身份的策划、编导、摄影、主持人。凭着这部纪录片，第一代东方时空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聚，也进行了一次超越二十年的总结和反省。本报今起连载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做一个怎样的中年人，有的时候比做怎样的一个青年人要难得多

白岩松（时任《东方之子》栏目策划、主持人）

那天我把我采访的香港歌星的文章给时间看，他看了一下，就说OK　。然后就商量什么时候去他那看看，也不叫上班。我对时间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他胖或者白，而是拎着一个当时很少见到的真正的大哥大，当时我就说这哥们儿像江湖里的，不像是电视人。

第一次去他们的办公地点，亚运村的汇园公寓，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在1993年，那里对于我来说是一片豪华区域。时间把我介绍给众人：“这就是我请来的策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白岩松，小白。”我相信他已经把请了一个策划的事情跟组里的人说了很久，否则当时的主持人胡健不会非常不耐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还以为你请来一个老头，就请来这么一个小破孩儿。”扭身就走了……

二十年前，所有的人都是拼搏者，因为拥有要实现的梦想。我从来不去抱怨那个时候我曾经遇到的很多不喜欢的事情，那也是你喜欢的一部分。二十年后真的不一样，当初的反抗者成为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成为今天应该被反抗的人。回望过去，那些显赫的和值得尊敬的名字，是不是今天也要经常反省一下，你是在继续推动时代前进还是你已经成为一个阻拦者了。所以，我觉得二十年应该是一个反省的时间，而不是一段纪念、伤感、回望，只证明自己老了的时光。

陈虻去世之后，我给陈虻写了一篇文章。在最后我说，如果青春只是在将来回望的时候才意识到曾经有过，青春有什么意义；如果理想只是在年岁大了，喝高了之后，才会谈论的事情，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陈虻死了，我们都是在一次又一次伤感中，才谈论起陈虻，陈虻死了又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谨慎地看待回望是对的。陈虻死了还有人祭奠，可是二十年前有很多好的精神每天都在死亡，在不同的人身上消失，谁祭奠过？不要总抱怨别人和时代，问问自己，如果时代重新复制回去，以你今天的状态还愿意过那样的日子吗？有很多你自己就放不下了，你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所以我不觉得该用一种那样的心情去面对。时代在变，你可以不那么变；你还可以改变很多。

二十年过去，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慢慢成为了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就意味着双向选择。你也该想办法如何放点权、放点钱、放点名，做些让别人得到的事，别成为拦路者。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怎样的中年人，有的时候比做怎样的一个青年人要难得多。回忆二十年前《东方时空》创立的时候，我们都感慨，很庆幸拥有了一段去做一个最棒的青年人的时代。生命从来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该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下一步再过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么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这才是《东方时空》的精神。

（二）那个时候我们全是野路子

水均益（时任《焦点时刻》栏目记者、主持人）

那天，我们撰好稿，导语我自己写的，老盖帮我润色了一下，他说你念念我听听。很简单几句话，我也背好了，然后坐到镜头前，灯光一打，瞬时就傻了。说老实话，之前我照相都紧张。我记得那次很痛苦，录了得有个一二十遍。好不容易有一遍行了。然后老盖去把这个东西编到一块儿，弄完以后老盖说，明天早上《东方时空》播。啊，我说这就播了？然后海潮说，我看了，不错，下次就是镜头盯得自信一点，你回头找找张恒他们，跟他们请教请教，看看怎么能够自如地面对镜头。

那是头一天的下午，表面上有一点点忐忑，可是内心已经乐开花了。我要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出现了，我爸我妈可以看见了！于是我出门直奔电报大楼给我父母拍了一份电报，说请注意收看明天早上《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我上电视了。我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我母亲是不是现在还留着那个旧电报，这就是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上电视。

……

我们1993年9月策划采访基辛格，属于第一次电视采访高端人物。那时候也不懂要通过什么机构跟他预约，反正知道他来了。跟人家打听，包括跟外交部打听，问住哪儿，说住凯宾斯基饭店，就跑到那儿去等了一下午，远远看着来了两辆车，基辛格下来了，那时候完全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直接跑上去，因为我有英语优势。我说基辛格博士，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想对您做一个采访，您看行不行？基辛格说，跟我的秘书谈，类似这样的话，就上了电梯。身边有警卫，就把我们推开了。

我一看没答应，不甘心，追上去，在他住的那个楼层里边继续跟他磨，磨了半天他秘书过来了，秘书问《东方时空》是个什么栏目？我说《东方时空》是现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新闻节目，收视率很高，有8亿人在看。其实是蒙人的，哪有8亿人看啊。盖导就鼓动我跟他约，我说5分钟就行，做一个采访。后来他的秘书出来说博士先生同意了，让你们明天下午来。那时候海潮也激动，“磕”下了基辛格，大腕呀，相当于现在采访到奥巴马，是重大事件。全体出动，双机拍摄，海潮说，老方（方宏进）你跟小水一块儿去。

然后就设计问题，五分钟怎么弄？你必须要想办法拖。我一看资料，还有大概一个礼拜是基辛格的生日。老盖一拍桌子说好啊，给他送花，提前祝他生日快乐，这些招数全备好了。第一个问题，我跟老盖斟酌了很长时间。这个人是风云人物，见的记者多了，怎么能让他感到刺激，想了半天，最后决定问：中国和美国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那时候这种问题很具冲击力。第一个问题这么一问，老头一听就振奋了，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而且估计他没想到中国记者会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到了5分钟，他的秘书就在边上比划，我一看熬不住了，身后准备的花一拿，说过几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基辛格博士很高兴，说我们再聊几个问题吧，我忙说OK，OK　。这下整个采访持续了20分钟，非常漂亮，独家。

那个时候我们全是野路子，刚刚开始干那个事，一下子让我找回在新华社当驻外记者时的那种热情，感觉时效就是生命。

（三）时间挑人的标准

时间（时任《东方之子》栏目制片人；现任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

公开招聘社会人才，在电视界，《东方时空》是第一次。

我记得当时我招聘了一个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我就希望我们的片子有社会思考的分量。别的可能更多地招搞过电视的，或者也是学新闻的。他没有搞过电视，但是长期在公司里面做，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将来要市场化，要传播出去，需要各种社会人才。我记得董倩也是一次招聘考试来的，她是北大毕业的，朝气蓬勃，但是招来之后，她在别的组做秘书的事。有一次我要研究脱口秀，听不懂英语，她英语不错，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她就来给我翻译。我当时也是一个前辈，关心一下小同志，我说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她说不太好，我说你能干什么？她说我什么都能干。我说这样吧，我这缺的就是主持人，你上我这当主持人吧。董倩说我行吗？那你试一期。她是学世界历史的，就选了一个国际话题让她做。

……我挑人首先你的模样得过得去，这模样不是长得好看，是有特点。有的人他口才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长得像坏人，或是长得像反面人物吧，这个就不能用。这是一种感觉，我看主持人的一种感觉。我要看他的学历，像高中毕业的一般不行，修辞都不过关。主持人说话要幽默、文雅、有逻辑性，甚至带有自己的语言特点、语言习惯。如果平时的谈吐，我觉得你日常的对话具备这个能力了，那么当主持人你的措辞就很容易过关，一步就到位。只不过，你当主持人你要养成主持人说话的一种习惯，你说话的这个质量。过了这个质量关，当主持人就没问题。

王志首先我看他是研究生毕业，第二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我认为他的谈吐还是有的。我们这个《东方之子》，是最简单的一种主持人的表现，一种简单的采访对话。它不是说大段脱口秀，完全靠那种串场式的语言和控场的能力。《东方之子》的主持人最基本的就是一个问题甩出去，你自己准备的第二个再甩出去。一个个甩出去，对方回过来的话，你可接可不接，接上了的是高手，接不上的是低手。后来王志表现得确实不错，他不仅能够接住对方的回话，而且又能甩出更厉害的问题，这就成了。王志在《东方之子》接受了这种粉碎式的提问，但是没展示出来，因为毕竟是正面人物嘛，值得表扬、歌颂、宣传的。不像他后来做《面对面》新闻热点人物，把粉碎式提问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王志采访广西一组人物的时候我去了现场。他是一个非常爱钻研的人，他知道这个方向之后就会不达目的不罢休。人有的时候拉不下这个脸来，生活当中你可以这样，但是作为一个镜头前面的记者，你要战胜你这个弱点，王志是能够战胜弱点的。我不行，我这节目都可以不做，我也不要战胜这个弱点。但是王志是一个非常职业化的人，他性格当中带有这一点，这是湖南人的一个特质，我觉得他有这一条就一定可以做一个好记者。

（四）有些理想要靠群体性的疯狂

章伟秋（时任《焦点时刻》记者、主持人；现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

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这个栏目有非常吸引我的地方。但其实现在想想，天哪，当年这栏目到底成没成形，后来会长成什么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就什么都不要就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提《东方时空》四个字，真的，每次我的心都会怦怦地跳，眼睛也会发潮。我们那时候的那一群人是相互在感动，相互在传染。所以我们今天会说，那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相互点燃。

我觉得这种追求很难说，就像说你喜欢某一个人，你说喜欢他什么呀？喜欢他的眉毛、头发、眼睛？不知道。你就是觉得一说起这样的一个栏目，就挺有意思。我心里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想去做这样的一个栏目。而且我觉得那时候不是我一个人疯狂，这是一个整体的疯狂，上上下下的疯狂。想实现一个人的梦想，肯定要疯狂一些。但是有些梦想需要群体性的疯狂才能持久地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举一个例子，我们做完片子后，我们审片的领导，不管是制片人、部门主任、中心主任，甚至是主管我们的副台长，他们都会说你们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凌晨两三点都没关系，我马上就来审片。这就是一种群体性的疯狂，一种激情的点燃。它在大家之间相互传递，相互感染，相互感动。现在审片，有的领导就说等着吧，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又说，我现在还在开会或什么什么事，再等等吧。领导肯定很忙，但是如果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不被尊重。

当年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清晰，但来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我来对了。虽然我们起初的收入非常低，几百块钱，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拿多少钱，有什么样的待遇，没有人这么说，从来没有。所有的人天天就跟驴似的，扛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那时候的磁带非常大，一天得拎很多盒，还有三脚架、摄像机，谁有怨言吗？没有。谁在谈待遇吗？没有。回来都聊什么呀？如果有点时间，我们都在谈论节目，都在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保留，更没有相互嫉妒，也没有我说你了你会不高兴。我们已经形成了特别好的一种专业氛围，大家就想追求这样一个纯专业的梦想。如果要说我们的追求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专业精神的执著。

……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进那个办公室。那个下午我进去以后，领导就把我叫过去，给了我一个报纸上剪下来的选题。他说这个选题给你，两三天之后的早晨就播你的节目。我拿的这一小块报纸，是关于西城区一个初中生自杀的事情。当时报纸上的两行半字只是写了这一个信息，我上哪儿找去，西城区得多大呀，我真的都要疯了。

后来我们老跟张海潮说，你那时候对我们太残忍了，就这么几行字，明后天就要播节目。以前我在浙江省台的时候，做节目都是和其他的同事一起做的。选题多数是他们事先都了解好的，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做现场。在这我真的一下子就蒙了，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有落定，然后上来就这样。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又不能跟他讨价还价，我只能接受，谁让我来这儿了呢？

（五）对真实的追求：从纪录片到电影

李玉（时任《生活空间》栏目编导；现为著名电影导演）

没有老编导带你，大家都在忙。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状态，我也不希望别人太关注我。我觉得，刚来的时候你应该经受这种摔打，呵护不是一个做纪录片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就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去磨。开始特别茫然，甚至张惶地观察，很快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包括你拍回片子来审片，陈虻给你的都是一些很直接的话，就像一拳打在你身上。到现在为止我都很感谢他曾经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包括说你不要在生活中去寻找你要的那些东西，你要看生活给了你什么，然后再去感受。这些创作方法，现在我也用进了电影里面，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喊停，然后给演员一个真实的环境，让他慢慢从心里感受到他自己这个人物，而不是在演。

那时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压力，满嘴水泡，好几天都想不起来洗脸，跟以前当主持人的状态是天壤之别。但是我觉得内心非常幸福。虽然不如在济南活得舒服，但是这个我觉得才叫幸福，就是你在吸收东西，你觉得内心是自由的。比如大家都走光了，我一个人在看片，就是特别自由的一个状态，你在不断地吸收，在不断地思考，然后下楼的时候经过北医三院大本营旁边的解剖楼，想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这样的生活挺好的。

我这个人天生有点排斥主流人物，当时陈虻就说，你先不要排斥，你先去看一看。于是我跟席韦就去了济南，见到这个人，聊了一会儿。他当时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要忙着破案子，宣传科的一个人就说要不然你先去他家看看吧，他做出这么多成绩，他们家可寒酸了。这种话我本身很排斥，因为他在引导你一个英雄人物的牺牲什么的，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在拍，我为什么还拍呢？当时就带着这个疑问，不情愿地去了。

结果去到他家，一个小女孩突然冲上来说：“我应该叫你阿姨还是姐姐？”就开始跟我聊，她妈妈就过来说，你不要介意，这孩子特别不懂事。那个小孩立刻就拉下脸来，跑到一边去了，很委屈。我突然觉得，这家子其实有点意思。她为什么跑上来？因为她在陪弟弟下象棋，一个女孩怎么可能会那么喜欢下象棋？她肯定是陪她弟弟。跟她妈妈聊天，她妈妈嘴里头全是埋怨这个女孩。当时就快速地想这些，于是就说，那我们不如就在这个家待几天，把这个刑警忘掉，就拍他们一家人。

（六）我不主动挑起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只是让它自然发生

一开始他们很不适应，比如说妈妈吃饭，刚吃两口就说，哎呀你别拍了，没法吃饭了都，我们吃饭有什么可拍的。孩子尤其难拍，她老够你那个镜头，必须把这个好奇心全部磨掉。终于等来了一个晚上，她爸爸回来了，这件事情大于她对摄影机的注意力了。在这之前我们拍了很多零碎的东西，就是这个女孩受尽了她认为这个家给她带来的压迫。

有一天这个女孩突然跟我说，我和弟弟其实一样大（龙凤胎），但是我为什么是姐姐？你能告诉我吗阿姨，我为什么要当姐姐？我说你当姐姐不是挺好的吗？她说我也想学舞蹈，我学不了，我必须得陪弟弟下棋。她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全被弟弟占满了，所以她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喜欢在生活里找茬儿，跟她妈作对得非常厉害。终于这一天她爸爸回来了，她知道机会来了，然后她就从不吃饭开始反抗。

她爸爸作为一个刑警，这方面比较粗线条一点，就说你看我这么累，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你弄得特别别扭，这是为什么？她就嚎啕大哭，说妈妈不爱我。听到那儿的时候，我心里非常辛酸，我也希望这孩子借这个机会，跟她爸爸，跟她家里人都说一说，结果就成了这个纪录片，就在讲她所有的委屈，在讲她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像一个大人一样在苦闷，她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没有爱的生活很恐惧……她就一直在说，一直在发泄她的这种东西。我一共剪了两个10分钟，要分上下集播出，其实20分钟就是集中在这一段上。

拍完以后，她妈妈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又去过一次。因为她妈妈说，有一天他们家搬到一个十几层的新房子，那个女孩就每天站在窗户那儿，说活着没有意思。她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后来我一直和这家人保持联系，现在这个孩子上大学了。节目刚刚播出的时候，他们去坐火车，邻座的人说“这不是《姐姐》里头的小女孩吗？”然后跟她妈妈说，你可不能这样对你孩子了。她妈妈一开始还是对我稍微有点埋怨的，我意识到，我其实干涉了人家隐私，虽然促进了这家人去沟通。

这个节目陈虻看完之后就说，你通透了，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你说没有选择，其实还是有大的选择，但是我不在里面找那些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只是看他发生了什么。就刚才我说我听到小女孩那样说，我心里会难过，我去感受她，但我不去选择，我也不主动挑起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只是让它自然发生，然后看到里面他们的可能性。为什么我说我是快速地在成长，你看了大量的片子，然后也跟陈虻沟通了很长时间，再去创作的时候，其实你是处在一个有感悟、有准备的状态里头。

（七）《生活空间》的历史使命

李晓旻（时任《生活空间》栏目摄像；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特别节目组编导）

《生活空间》虽然是小型的纪录片，但是它的难度确实挺大的，你要在抓拍完了以后，把它变成戏剧性的故事，很熬人心血的，好多编导受不了这个压力，完成不了任务，一个片子改多少遍都没改出来的那个人，自己就知道在这个组待不去了。所以也是比较残酷的工作淘汰，它没有人事方面的名额限制，只有你适不适应。

另外，新来的编导在没有做出一个让大家刮目相看的片子之前，在组里头永远是放不开的，不会像个主人一样在组里说话、做事、喝茶什么的。因为他没有拿得出手的片子，没有一个在组里头立得住的作品，这个人永远会去求教别人，很少发言，大家在一块儿讨论片子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在那儿听。

要说起来，纪录片这个东西不是说谁会就会的。你要学习这个行当，从书本上去学，那只是一方面，真正的是在现场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去适应这个打交道的过程，这种东西得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言传身教，你才能看得到，才能学得到，所以这个过程很长。所以很多编导来了以后，半年以上才上手的挺多的，有的人三个月左右不行就走人了。

……陈虻对片子的见解，很重要的一条是“片如其人”，你片子做成什么样，跟你这个人品是有关的，你如果不真正关注老百姓，关注人，没有真知灼见，你是做不出好片子来的。所以他在批评片子不好的时候，往往就会批评到人。有一次一个片子因为被主创者控着压着，陈虻大为不满，说你把人家压得连一点真实的表达都没有了，片如其人，你根本没有平等，你跟拍摄对象之间没有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你的人品就是不尊重人，你根本不懂尊重人是怎么回事，还做什么纪录片。就类似这样，陈虻从各种角度、各种机会，都会找到你人品不够格的依据，骂得很厉害，陈虻说话虽然没有一个脏字，但是基本上说得你好像整个人品就废掉了。

……生活就是简单，当时人也平和，你在工作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之后，生活上的要求就特别少。我成天干这个多开心啊，因为你工作的机会，挣钱的机会就是拍片子，等于你有幸选择到了一种特别喜欢，甚至梦想的生活方式，你就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的了，名和利那些东西，当时考虑的都很少。但是收入、积累，是一种回避不掉的现实，后来慢慢觉得给我们的稿费太低了，或者经费太少了，陈虻好像还在组里会上为这个问题专门解释过，这个事闹得大家有点不开心。后来陈虻有一次问过我，是不是我也觉得钱少，我说是，家在北京的没钱可以回家吃饭，但是我们外地来的，在北京什么根儿也没有，没钱找谁？陈虻当时一下就有点傻了，就有点伤心，说真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们根本无所谓收入多少，只要干得开心就行，我完全没有去想，你们还需要面对生存。所以后来陈虻就对像我这种外地来的，又在组里是骨干的，就一个月额外多一千块钱的补贴。

陈虻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我记得陈虻对我好到有一年入冬时，他自己的一件毛衣送我穿了，那毛衣在我们组合影时我穿着，白色、深蓝色和绿色格子的。

（八）一条挺好的接触社会的路

鄢蔓（时任《生活空间》栏目编导；现任中央电视台地方记者部直播组策划）

我要讲一个关于年会的《生活空间》的事。

之前，我们《生活空间》特别背，每一次年会上都显得没有创意，表演的节目毫无凝聚力。陈虻就很沮丧，觉得我们怎么能以这样的精神呈现出来。别的组的节目都搞得有声有色，有反讽的，有歌颂的，都有主题。后来陈虻就受刺激了，到了第二年开年会之前，早早地就开始策划这个事，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毕鉴锋，于是有了第一个恶搞片，就是《粮食》。这个片子的核心就是互相之间的竞争。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做这个片子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而且陈虻明确地说了，他们可以不完成正常的工作量，由没有参与的人帮他们承担。但年会老毕你挑谁就是谁，成立一个创作小组。老毕就挑了李伦、唐晨光、高伟、杨云苏一堆人。每天晚上他们都鬼鬼祟祟的，在北医大的一个小录音间练录音。

终于有一天，陈虻说，鄢蔓我让你看一个东西。我特别紧张。他把这个一放，我就笑得不行了。他说，你觉得拿到过几天的年会上放，会有人看吗？会有人说好吗？

我说当然。

他说我怎么那么不自信啊？

陈虻很多时候会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不自信、不知所措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也是他特别可爱的一面。后来我说真的特别好，领导你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了。老毕说还有一些环境声音要修饰一下，然后晚上大家都拥着去看怎么修饰。在那个小配音间里配音，老毕说，风声，这里还有一段风声，然后就听到唐晨光吹气。老毕说，不行这个风声情绪不饱满。又说，这里要打雷，不知道谁拿了一块铁皮在那轰隆一下。

后来在九华山放这个节目的时候，全场都轰动了。所有的节目都停下来，要求再把它放一遍——最后的镜头就是，时间把所有人都打赢了，我们郑永志配的音，特别逗。推上去的老电影的镜头，就听见时间内心独白，画外音说：“跟我斗，我是谁啊，我的名字叫时间。”

等看到第二遍，时间也反应过来了，说你看，其他的都是后代——因为说的是孙玉胜的儿子孙玉败，崔永元的儿子崔椭圆，都是下一代的故事——只有我还是时间，他们说我没后。

那个片子特别有意思，老毕那有，上个月海天组织我们聚会，我们还重温了这个片子。

（九）我们是靠业务吃饭的

王志（时任《东方之子》主持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助理）

有一天时间打电话给我，说你做一个采访，这个比你进台的事情还要重要。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采访谁呢，采访李嘉诚。时间有这个脑子，什么节目给谁，什么节目适合你，这个是他的本事。后来他说，为什么选你呢，因为你震得住，而且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当时我觉得你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一个采访，一期节目，怎么比进台重要呢？但是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所有的业务轨迹都是由一个点、一个人物、一期一期构成的。你的所谓风格，江湖地位，都是从这些节目里体现出来的。从业务上来说，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在我们镜头前有两次流泪，因为这次采访不像是做秀，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而且他必须回答，因为这是公众关心的问题。所以李嘉诚的这次采访让我感觉到深入人物的内心有多重要。

我现在在很多地方讲座都会说，那期节目不但业务上说对我帮助很大，对我的人生观来说也非常重要。《东方之子》的口号是“浓缩人生精华”，从这些被采访人身上，你哪怕每人学一句话，也肯定是人尖了。我比较认同李嘉诚的理念，当然我这辈子不可能在财富上跟他匹敌，但是我觉得他在财富的积累和奋斗过程中，他的人生经验，对大家都是平等的。他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触动，对我的很多事情产生了一种正面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我今天觉得时间的话是有道理的。晚几年进台有什么关系呢？不进台有什么关系呢？不影响你在电视台露脸，有多少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但是如果我们留下的每一个都是扎扎实实的脚印，很多年以后，人们还可以拿出你的影像来，课堂上还在讲你这个提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这个平台这个节目重要。我们是靠节目吃饭的，是靠业务吃饭的，这是我的理解。

从第一批“北漂”到“大片专业户”

周兵（时任《东方之子》栏目编导；现为著名纪录片导演）

有一年春节做特别节目，晚上都不能回家，因为节目是大年三十晚上“东方之子”怎么过三十，而且连夜要做出来，大年初一要播。分配我拍几个人，我就只记住了谢军，国际象棋冠军。因为我拍谢军家吃年夜饭，他们家特别拥挤，我不小心把三脚架给碰倒了，把他们家大衣柜玻璃给砸了。所以我记得特别深刻。人家很客气地邀请我吃饭，我就吃了两口饭。那天晚上我就一直是饿着肚子。

我在我们家是长子长孙，从来没挨过饿，这是第一次大年三十没吃饱饭。在办公室给我妈打电话拜年，打着打着就哭了，给我妈吓坏了，说你就赶快回来，别在那儿干了。做完片子已是晚上12点，我从台里出来回到六里桥地下室，白岩松坐在一个圆桌旁，桌上摆了一桌子菜，他老婆做的，没人动过，等着我，说是团圆饭。陆陆续续张洁、张朝夕都回来了，现在想起来依然挺感动的。

（十）就像做了一个梦

雷婷（时任《音乐电视》出镜记者；现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

其实早知道要散伙了，我心里最大的冲突是，还去吃什么散伙饭呢？散伙只是我们散，人家还在嘛，那我们自己吃吧，就别跟人家一块吃了。我不太愿意处在一个被别人遗憾的位置。《95新歌》的最后一首歌，我跟坚平提了一个要求，说最后一首歌我拍吧。所以那个是我做导演拍的第一首MV。后来我拍了好多MV，因为有经验了。当时坚平说好吧。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歌叫《深深深深地感激你》。我后来想，坚平大概是有意选了这么一首歌。《音乐电视》大部分决策都是在他心里的，我们相当于葱花、胡椒面，就是傻乐的那部分人。他的伤感，他的怅惘，大概都在这个里头，没有人替他分担。所以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最后一首歌选了《深深深深地感激你》，其实是互相感谢，大家是彼此青春的印证。

我觉得这可能是坚平对自己做过的整件事情的一个告别。我还真记不得是几月份，肯定是冬天，我回来了，在后面化妆。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去吃饭的时候，心态还挺别扭的。散什么伙啊，你们让我们走了，我们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吃饭。但是坚平没有办法拒绝这件事情，或者他不想拒绝这件事情。我本身是剧组长大的，我对散伙很习惯，拍完了就散伙，不是说电视台一个部门的人常年在一块工作，感情在这方面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散伙饭，我不是特别想去吃。坚平在之前没有表露过他的遗憾，或者他的难过，他的挫败，在散伙饭上我看见了，我觉得坚平真的很难过。

我其实不太想听他（领导）说什么，他说什么这个都不能改变了。就算你要把我送人，就算把我送给我叔叔，这也是把我送人了吧。你说，你叔叔家过得更好，锦衣玉食，在咱们家吃窝窝头，你也是把我送人了。这时候你再说你对我如何有感情，我也不想听了。我当时就觉得对于抛弃你的人，你难过什么呢？而且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是栏目调整。我不记得谁说的，好像当时是有一个人说了一句，《音乐电视》走得很悲壮，但一点都不狼狈。

那句话让我觉得挺好的，并不是说你做得不好，狼狈出局。那次散伙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感觉到别人都挺喜欢你们这拨每天很高兴的人。他们会说，最近你们有什么好听的歌吗？拿你们的新歌给我们看看什么的。那一天你会感觉到，他们真的在乎我们这个栏目。因为我们一直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人家每天国计民生，我们这风花雪月，不用昼夜拍，不用赶播出。但是那天我看到他们很舍不得我们。

所以在整个这个事情里面，我的视线就在王坚平身上，只要老大不难过，只要我们能安慰我们老大，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有去处了，所以离开并不是忽然的离开。在《东方时空》当年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任何一件事情，不需要特别的强调，发生了就发生了，无需确认。就像人家跟你打了个招呼你就来了，你给我们来做主持人，就这么谈了一下，这么大的事就决定了，那么那样一件很大的事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十一）我给你我的青春，我给你我的寂寞

张洁(1993年加盟央视《东方时空》，2003年担任《新闻调查》制片人，2009年担任CCTV评论部副主任，现CCTV电视剧管理中心项目部副主任）

2012年5月，中广协纪录片委员会“纪录·中国”评奖会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召开。当时，我召集参会的时间、梁碧波、陈真、张朝夕、胡劲草、徐欢、赵布虹碰头，正式提出借《东方时空》开播20年，拍一部关于《东方时空》的纪录片的动议，得到大家认同——其实，记录《东方时空》，记录《新闻调查》，记录新闻评论部，一直是我心底的夙愿；多年来，我们记录了无数别的人生，其实，电视人自己的人生何尝不值得记录？我早已想好了名字，就叫做《点燃理想的日子》。导演梁碧波加了个副标题：《东方时空》传奇。

8月中旬，梁碧波结束手上所有的工作，自带饭盒来向我报到——说起这部纪录片，先得提一提总导演梁碧波。碧波兔年出生，比我小一岁，获过国内外不少纪录片大奖，在一次全国纪录片评比会上，我俩一见如故，我向他讲起《东方时空》和评论部中的许多故事，他大为感动：“要能做一部新闻评论部的纪录片就好了，不给钱都愿意干！”

果真，资金迟迟没有落实，已成纪录片大腕的周兵和雷禾纪录片公司老总海天一人拿出5万，作为先期启动经费。他们分别成长于《东方之子》、《生活空间》两个栏目。20年间，《东方时空》历经了多次改版和子栏目变更，至1996年1月20日开播1000期，《东方时空》开始由综合杂志栏目向新闻杂志栏目转型，《音乐电视》（即改名后的《东方时空·金曲榜》）被撤销，增加了3分钟主持人评论节目《面对面》；2000年11月25日更是从评论部分离，成立《东方时空》工作室单独运作，节目时长由40分钟扩为150分钟；一年后工作室撤销，《东方时空》稍作调整重复原貌，时长45分钟，子栏目分别是《时空连线》、《百姓故事》、《东方之子》，以及周末版的《纪事》、《世界》。2008年1月，《东方之子》、《百姓故事》分别与《面对面》、《纪事》合并，《时空连线》扩大为全版并名为《东方时空》播出。2009年7月，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向资讯化过渡中，《东方时空》变身为一档梳理解读当日资讯的新闻栏目。而我们讲述的场域，就截止到1000期。那开始的三年，《东方时空》最彰显锐气、智慧、创新、自由、平等、前卫的精神气质。我们所有的访谈对象口中的“东方时空”，其实指的就是那3年的东方时空。

“这会不会让人说是自恋？”

“如何克服自恋？”

我们一次次反问自己。《东方时空》的出现是不是社会进步的反映？《东方时空》人的追求是否辉映着人类理想？《东方时空》的制度创新对今天有无启迪和借鉴？答案是肯定的。

（十二）《东方时空》“七君子”

梁碧波现在在中央新影集团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在《点燃理想的日子》导演阐述中写道：“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我们还将试图挖掘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在他们的人生背后，是什么样的情感动力？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个人与团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个人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支撑他们的团队文化、哲学思想又是什么？外部的动力怎么转化成真正的创造精神？他们的事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们所秉承的价值观对我们的未来会提供什么样的思考？拍摄《东方时空》背后的年轻人，一是给他们的青春一个交代，二是以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所负载的价值观，影响当下的观众，促进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在研究和拍摄过程中，我们将满怀谦卑和敬意，以真诚的同仁之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以独立的立场和客观公正的视角，去研读这段刚刚发生的历史，探访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与观众一起，领悟历史，正视现在，再创奇迹。”“促进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一句是我加的，这是我们做这部片子的终极目的。

在这部九集的纪录片中，我们一共采访了58人，包括台里的决策高层、具体操作的“七君子”、制片人、主持人、骨干编导、摄像各个层面。特别是台领导和首任制片人，他们都具有唯一性，没有他们的支持，这部片子就无从谈起。

也许这段历史在他们生命中的印迹太深，也许20年里他们从未有机会整理过自己匆匆的脚步。联系的顺利，出乎我们的意料，老台长杨伟光，一个雄才大略的开拓者，接完电话的答复是：“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弄得我们一阵手忙脚乱，他成了第一个接受采访的人。梁碧波精心准备了一夜问题，大概有20多个。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第一个问题才出去，杨台长一口气回答下来，几乎覆盖了他之后所有的问题。他无法也不想打断，只得眯缝着小眼，笑眯眯地听着。20年，这些问题对于老台长，早已烂熟于心。

“七君子”，是对最早参与《东方时空》创办的“七人小组”的美喻，谁最先这么说已无从考证。此次采访中，我们发现，关于“七君子”是哪七位有不同描述。孙玉胜、梁晓涛、童宁、孙克文、时间、王坚平、张海潮是既成文本，而在讲述中有一个叫鲍杰的人被屡屡提及。他是当时总编室的一个年轻人，跟着梁晓涛一起被抽调到《东方时空》（时称《新太阳60分》）筹备组。最早“七人小组”的名单里有他。但他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张海潮很快加盟筹备组领衔《焦点时刻》，进入“七君子”序列，我觉得从加入的时间和贡献来看，张海潮完全符合“七君子”标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鲍杰，也不用在“七”还是“八”上纠缠——还有人对才子陈虻不在“七君子”系列对我瞪眼：“什么？陈虻不是七君子？”我微笑着解释，陈虻是8月份才来的，他已是《生活空间》第三任制片人，他是不是“七君子”，一点儿都不影响他在《东方时空》的业绩和声名。

（十三）《东方时空》这个母亲生下的若干孩子

孙玉胜是“七君子”的头儿，也是《东方时空》的核心人物，他没能接受采访成为最大的遗憾。“我在《十年》书中已经说得够详细了，你们还是多采访其他人。”玉胜还是一如既往的低调，这是他的本色。只是这种本色让我们《东方时空》的纪录片付出了没有他的代价，不搞纪录片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浸入骨髓的遗憾之痛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群中国电视的弄潮儿当年只顾玩儿命工作，竟没有一人留下创业时的照片。“七君子”也从未有过合影，直至20年后，在我和孙克文大姐的张罗下，“七君子”才有了第一张合影。这时，他们已两鬓斑白。

回首当年，为《东方时空》浇水培土的人还有不少，在“七君子”的记忆里，沈纪、章壮沂、闫连俊、李东生等台、中心、部门领导，都是功不可没的人。

在我们的记忆里，新闻评论部第二、第三任主任袁正明、梁建增也都与头三年的《东方时空》有过交集，为它的栏目发展、文化建设付出过大量心血。

编导、记者、主持人是《东方时空》栏目的主力军，他们生动的个性和卓越的才华，构成了《东方时空》的五彩斑斓。很多故事借他们展开。纪录片中，截取的或许只是一个片段，但这本书中，记录的却是青春的全部。收入书中的访谈者，进栏目时的年纪都不一样，有的至今留在电视圈，有的已转战其他领域，但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显然，这与《东方时空》的训练是紧密不可分的，那是他们成长最快的时光，那时候注入的理念和精神，那时候培养起的能力和眼光，已经成为这些人成就日后所有一切的隐形基因。他们是《东方时空》这个母亲生下的若干孩子。

大部分采访，我不在现场，尽管我很想听战友们怎么谈《东方时空》，想听大家掏心窝子的话，但苦于无法分身。这时你才知道能够全情投入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多么的幸福，可惜这幸福全让梁碧波这小子给占了。“哎呀！今天谈得太好了!　他（她）都哭了。”那几天，我的手机天天传来梁碧波欢欣鼓舞的慨叹。“《音乐电视》的人谈到1000　期后栏目被撤销，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包括坚平。”我震惊！20年，还未平复，那是怎样的一种爱？一种痛？一种刻骨铭心的留恋？当年，《音乐电视》已经聚合起全国最著名的唱片公司、最优秀的词曲作者、最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和一流的MV　导演。如果让其生长下去，今天中国的流行音乐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我理解《音乐电视》人20年前的抱头痛哭，20年后的潸然泪下。那不是一般的终结，是正在井喷的艺术生命的突然休止，转身面对空虚的生命，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从头再来！二十年，求新求变的《东方时空》有太多这样的苦痛，这样的别离和忧伤，无奈中咽下的委屈、锻造出来的坚强。“你消失在青春年少的时刻，我会记住你美丽的容颜……”

（十四）现在不需要形容词，需要名词，更需要动词

是的，我们的采访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东方时空》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创业的“七君子”像参加仪式般对待这次采访。唯一退休的孙克文大姐穿了一件红色的外衣来接受采访，并带了自己珍藏的《东方时空》资料。童宁特地请美工画了一幅画作为访谈的背景，采访中他依然能够将20年前几个子栏目的广告词倒背如流。时间自费租了个古色古香的场地，说方便带入回忆的情形，对他的采访整整进行了一天。王坚平是我们摄制组最稳固的靠山，有事找他，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这是自己的事儿。”他的话一如他为人一样温馨。张海潮接受采访前专门把我找去，了解节目走向，下来又查阅笔记资料，为采访做了精心准备。他感叹：换了很多岗位，多次想复制《东方时空》，都没有成功。

梁晓涛是最后一个接受采访的“七君子”，身为台分党组成员、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总裁的他，几次为采访易期致歉。他参加《东方时空》创办也就短短半年，是《生活空间》创始人，在节目开播前就调到动画部当副主任。我原以为他的《东方时空》的情结和印迹不会太深，但我错了。采访中他动容地说：“《东方时空》像基因一样，已经注入到我的血脉之中，它给我非常大的一笔个人财富，让我能够很自信地去面对今后我所面对的电视环境。”《东方时空》点燃的激情与梦想，不仅是“七君子”，更有许许多多投身其中的“电视打工仔”。《焦点时刻》记者章伟秋对那段经历一往情深：“《东方时空》对我来说是一个梦，这个梦特别的美好，也让我特别的坚定，它也是我的一种信仰。但是这个梦，走着走着，似乎被什么撞醒了，这个梦就没有做下去。我又特别想续上，因为，我还想做这个梦。”20年来她一直珍藏着《洋河污染导致农民歉收》节目中农民送她的谷子，并醒目地放在书架上。

一年前，我用《东方时空》的故事点燃了梁碧波，接着我们点燃了58位《东方时空》人的记忆，现在我们要用他们的故事去点燃更多的人。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寄寓了我们对美好中国的期望。我喜欢“点燃”这个动词，中国现在不需要形容词，需要名词，更需要动词。我对编导们说，如果我们的片子的质量达到我们的预设，播出后没准儿“点燃”会成为热词，与“舌尖”一样。但愿“点燃·理想”会成为2013年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2012“舌尖”勾起的是肠胃，2013“点燃”唤起的是精神。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面对摄像机敞开心扉，回忆过去。为此特别感谢58名接受访问的人。同时也对那些愿意倾诉却因篇幅限制没能进入纪录片的、和篇幅所限没能收入本书的《东方时空》人表示深深地歉意。

最后，借此书向20年前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创新的开拓者表示敬意！向20年来在《东方时空》、在新闻评论部工作过、奉献过的人表示敬意！向20年前，担忧但最终支持儿女选择——放弃“铁饭碗”、选择《东方时空》生存方式的父母们表示敬意！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

（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