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语言学

一 . 概论

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上，常常看到“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来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国外正式出版物中收录的相关术语只有：人种语言学（或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内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游汝杰的《方言与文化》，该文是一本当时尚未出版的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其后，桂诗春、顾嘉祖和陆晟主编的《语言与文化》2002年增改版序言中解释说“文化语言学”乃是译自英文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s）。

而事实上，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三个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创立过程中吸收了西方人类学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但由于它提出并坚持了以汉语人文性论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这一“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原则，因此，被它所吸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很自然地已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规定”和“语言型式”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经改造后的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观点与其原初形态已有了本质差异，中国文化语言学成为一种既对立于西方形式主义(或曰科学主义)语言学及其中国变体—中国现代语言学，又有别于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新范型, 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

我先分别介绍西方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再作一个比较。

二. 西方的人类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

西方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成型于20世纪初，是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之集大成。它综合运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人类文化模式和信仰有关的语言变异。其缘起的学术逻辑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崇尚人文的奥尔菲传统，他关注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注重社会政治伦理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从而构成了西方学术中相对于形式主义倾向与流派的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与流派。18世纪由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l668- 1774)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首次依据“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提出符号学——文化语言学的思想，开创了把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和构成因素来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人文主义传统。

继维柯之后，第一个从系统的纯语言学角度对文化学一语言学作创造性阐释的是威廉·洪堡特(Wilhelrn Freiberr von Humbolt ,1767-1835)。他首次认定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进而提出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特定的认知形式即“内蕴形式”.所谓语言的内蕴形式是一种语言的语义结构，它决定着语言的各种成分、模式和规则，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对事物、思想的表达方式和对语言的组织原则.包含着该语言集团对世界的一种主观见解.因此，语言的内蕴形式是一种语言的个性，是民族的思想表达方式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简言之，语言的内蕴形式只是部分地为人类所共有并属于人类的智力特征，而另一部分则为每种语言所特有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构成该语言与其它一切语言形式的同一和差别.由此，洪堡特建立起著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人类各种语言的差异不在于外部声音和感性符号的不同、不在于对某一事物的称谓不同，而在于它的内蕴形式所取的对某一种事物的观点即世界观不同，因此，语言结构具有民族的特点，不能用莫须有的逻辑的普遍语法代替每种语言的独特性。

洪堡特所代表的文化学一语言学传统，在欧洲大陆曾因19世纪后期新语法学派的崛起而出现断裂.不过，一些具有文化哲学洞察力的语言学家还是沿着维柯、洪堡特的理论和克

罗齐美学语言学的思路，继承和发展着文化学一语言学的传统。最终于20世纪初形成了以莱奥·魏斯格贝尔(Leo Weigerber,1899-1985)的新洪堡特主义。它直接继承并强化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语言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以对象化、客体化的认识框架或思维格局，而是一种具有主体能动作用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历史世界的塑造力量;语言以它独有的作为认识中介的符号体系，在把现实世界改造为精神财富的伟大转化工作中，积极参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构建。

正当欧洲人文主义语言学沿着洪堡特主义的路线深人发展之际，美洲的语言人文主义及其最早形态—西方人类语言学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地成长起来，但又与欧洲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整个18一19世纪期间语言泛逻辑主义一直受到语言人文主义的挑战。自20世纪之后，西方哲学思潮开始关注语言范畴对认识过程和思维范畴的影响，力图通过对语言意义及其类型分析求出逻辑范畴和确定辨明真理的程序，形成了20世纪欧洲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泛语言主义风格.正是这种哲学的泛语言主义和自19一20世纪贯穿于欧洲语言学的语言世界观思想，终于构成了西方人类语言学缘起的学术逻辑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是人类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和最发达的系统，语言研究一直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而20世纪初开始的美洲人类学研究很自然地把美洲第一批居民即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与语言作为研究热点，同时吸引了一批语言学家的全力投人.从而促使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日益紧密结合。语言学家认真思考“人类主要是通过语言去理解世界”这一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命题并付诸于他们的印第安诸语言的调查描写中，进而定型了人类语言学。

人种语言学，也称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韦伯斯特世界大辞典第三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定义为：研究语言和非语言文化行为之间关系的学科（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cultural behavior）,其词缀Ethno来自于希腊语，指希腊人以外的“异族”。这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结合民族类型和行为的研究来研究语言，这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语言学和人类学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重叠，反映了相关学科——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共同兴趣所在，其下面还包括两个子学科：

1. 信息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或言语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这两个术语已被社会语言学家用来指这样一种语言研究，即识别有哪些语言外的因素构成信息的社会基础，重点在于描写语言的交互作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称为人类文化语言学家。

2. 人类文化语义学（ethno semantics）或（ethnographic semantics）进一步采用人类学研

究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化环境中意义的结构方式（例如：亲属关系和颜色的表达，言语事件的话语结构等）和文化制约的语义变异原则。

三. 我国的文化语言学

国内研究的“语言文化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列入解释性的语言学类别，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研究语言文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研究语言学与文化学得关系、重视语言的人文属性、强调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特征揭示汉语的特点。它不把语言的生理性质、物理性质、符号性质等作为自己研究对象。中国文化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和人文历史、人文地理、文学、戏剧、音乐、民俗等结合起来，既利用这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也利用语言学的知识与解决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阐释，虽不如西方系统和自觉，但是结合文化的研究语

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杨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等。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如法国的葛兰言（M.Granet）、马伯乐（H.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Laufer）。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我国的一些民族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如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从整个文化发展角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阐明音韵学的演进；罗常培先生曾著《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内容主要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的程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痕迹；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姓氏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50年代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的罗常培著《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版)。该书认同萨丕尔、帕默、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指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为此,作者演示了一套从语词的涵义发掘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典范。它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说明语义演变反映出文化进展的阶段;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探求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的关系;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考察汉语借字显示的中外文化交流;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分析地名研究对于历史家和考古家的功用;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等。作者自评:“这本小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

罗氏《语言与文化》出版后, 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和文化史研究沉寂了30多年，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语言学与文化学关系的研究也随之没落。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语言学界才形成一股文化语言学新潮。理论学术界面向现实，反思过去，在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探讨的同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寻找新的语言学道路也随之提到新的日程上来。它的兴起一方面归因于语言学工作者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所进行的反思,归因于学术界文化热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归因于日益繁荣的出版事业。无论文化语言学的关系论派还是本体论派,其理论主张和研究成果都通过著作的出版得到展现。

现在学术界按其研究方向、侧重点不同分为三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主张从语言到文化,又从文化到语言进行双向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多少沿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其1989年发表的《文化语言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反驳，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性”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征的语言学。（1986年发表《语言研究的文化学方法》）。三者之中,申小龙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评价褒贬不一。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在当代人类文化研究的大思路、大背景下，从容平静地考察比较并批判继承了古今中外语言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融汇贯通了20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研究对语言的研究成果，客观深刻地反思检讨了中国现代语言学，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探究中国语文与中华文化交融互摄关系的学术新范型。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文化语言学关注到西方人类语言学，尤其是作为20世纪语言研究一个极富魅力的语言人文主义课题的萨工

尔一沃尔夫假说及其先驱理论，并从中批判吸收了一些合理成分和科学论点。

无庸讳言，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基座的语言文化通观与西方人类语言学的语言世界观就有相似之处;作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核心的汉语人文性论与西方人类语言学的语言文化交融互摄论也有相通之处。这正是中国文化语言学被某些人斥责为追随洪堡特、萨不尔、沃尔夫等的理论，亦是“舶来品”的“证据”。暂且不论斥责者以此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或大肆鞭挞彻底否定时，已经悄悄地预设了一个大可商榷的前提—或全面否定西方人类语言学，尤其是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或曲解阉割西方人类语言学的人文主义倾向与本质一仅就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进、借鉴西方语言学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是西方人类语言学而言，它就已经改变了中国现代语言学长期以来在引进西方语言学时的不良习气和做法，即唯形式主义语言学为是，绞尽脑汁地将汉语就范其间，对中国语文研究传统和汉语文化精神、语法真谛不屑一顾;而是始终坚持汉语人文性的本体论原则，努力贯彻科学揭示和系统阐释汉语文化性征，中国语文研究传统的方法论原则，因此，中国文化语言学不仅没有让汉语去附会西方人类语言学，反而是以汉语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去批判继承之、改造丰富之、拓展深化之，以致令任何不带偏见的中国学者都不难体悟到中国文化语言学与西方人类语言学之间是存在着质的差异的，即:

第一，在语言观上，中国文化语言学既批判继承了西方人类语言学的语言世界观，又宏扬光大了汉民族传统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还吸收了当代文化哲学关于“文化的发生与劳动创造人的进程相伴而行，可供驱使的语言象征符号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发生的契机，语言和人的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人的实践能力的一部分，共同创造出文化并发展文化”的基本原理，正确地提出了语言本质上是人的主体意识之客观形式系统的论点，即语言伴随着劳动与思维而产生，它作为思维的基本工具和基本结构成为劳动的基本要素，因而，语言不仅是思维或表达的工具而且是劳动过程和思维过程，亦即人、文化和文化创造的一部分:语言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存在，它忠实地表现与维持着社会各种关系的运转和变化;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符号系统，而且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它构成了人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看来，语言并非文化，但没有语言的文化和没有文化的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语言成为文化诸要素中不可取代的最基本的文化载体和体现，并与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统一体的交融互摄的两个方面，因此，语言具有统一各文化领域的功能，文化具有渗透语言各领域的功能.如果说西方人类语言学在语言观、语言文化关系上是对洪堡特为代表的欧洲语言学人文主义观点作了文化人类学的朴素改造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语言学立足于汉民族人文主义语言观之上的对人类文化研究成果的融汇，则实现了对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的语言观、语言文化关系论的辩证唯物论的彻底改造，从而，使中国文化语言学与西方人类语言学有着质的差异.

第二，在汉语观上，说什么“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追随西方人类语言学”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汉语人文性论之灵感，在我们看来，首先是获取于对中华文化，主要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宇宙观的领会与把握并较之于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等，同时又是坚持汉语本体论并将汉语比较于(不是比附于!)西方语言的结果。因此，汉语人文性论在对待语言的人文主义态度上与西方人类语言学有相通之处，但恰恰这相似之处又是二者的相异之点。纵观西方语言学人文主义的产生、发展历程，即使到了西方人类语言学乃至后来的社会语言学等，至多也只是在肯定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其人文性的前提下，强调“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和在社会背景中研究言语的重要性”O，仅仅要求“把文化和语言当作了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研究在这个整体中文化和语言的相互从属关系”。因此，西方人类语言学所关注的仅仅是语言与文化的外部关系.汉语人文性论则强调在中西语言的比较中，汉语的人文性表现尤为突出，即:汉语的遣词造句更多地依赖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环境，而较少西方语言那种“纯形式”的规定，这具体表现为文字结构的表意化;词语音节的纯一

性、涵意的发散性、分合的随机性、组合的具象性、句读的声气性、铺排的流动性和脉络的事理性;语法上则是弹性的实体、流块的建构和神摄的方法。因此，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看来，汉语是汉民族在特定的劳动实践中以及特定的天与人、个体与群体等关系中所形成的一种和西方语言迥然有别的语言，它是汉民族具象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的体现和载体，因此，是一种交际者参与其中的、与少、文环境互为观照的、动态的、内容上自足的表达体系与阐释过程.这与西方语言学，包括西方人类语言学，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一个客观、静止、孤立、冷峻、在形式上自足的对象，是大异其趣的。鉴于此，中国文化语言学并不满足语言与文化外部关系的考察，而是努力以汉语汉字为本体、以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探究语言文字的文化功能、揭示汉语汉字结构的文化内涵，最终是要真正实现汉语汉字研究在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领先学科、带头学科的地位和在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化中的战略性意义。

显而易见，中国文化语言学与西方人类语言学的语言观及其研究方法和目标不尽相同，而且由于所研究的语言及其所依托的文化均分属不同类型，从而不能不酿成二者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在对待语言的人文主义态度上是一致的。此外，从中国文化语言学有异于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缘起逻辑及其所持的科学观、文化观来看，中国文化语言学虽然吸收了西方人类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一些论点，但其间存在质的差异也是一种学术之必然。

法语系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