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的形成与演化
儒家道统的形成与演化
儒文化，自汉代起，是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之后，儒家思想也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官文化传统的标记。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道统的形成与演化，刘老师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依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从学理的角度，对儒家道统的形成、发展，以及它对中国两千多年以集权官僚制为主体的官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
本章开篇先指出，儒家道统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先进、发达的社会学说体系”。但是由于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对孔丘及儒家道统不了解，导致他们对儒家及中国文化的贬低和否定。又因为儒家道统是中国集权官僚制的文化载体，但无论是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基督教还是资本的统治，都是与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不相容的，拿破仑的失败也印证了这一点，也正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家才贬低和排斥中国的文化与制度。
但是无论西方思想家如何排挤，儒家道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统治了比欧洲人口、面积还要多的中国，是有其合理性的。儒家道统，并不是西方人所说的“道德”，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法律于一身的“综合”，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也正是这个内在统一的范畴体系，引导了中国集权官僚制的建立和统治，并使中国文明和社会发展领先欧洲一千多年。
当孔丘、孟轲、荀况创立儒家学说体系时，中国已进入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社会，并开始孕育着下一阶段的集权官僚制，儒墨道法等“百家”的争鸣，已经开始探讨社会的矛盾和社会的变革。而此时欧洲是古希腊的奴隶制时期，它不过是氏族联合体和初级的部落，他们的文化也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性和人生这些初始的问题。
之后的古罗马时期，是欧洲的奴隶制从全盛到衰落的时期，在文化上注重以法律治理社会，其民法思想，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法制的渊源。同时期的中国是秦和汉初，在文化上“独尊儒术”，并已经确立了集权官僚制，相较而言，古罗马无疑是落后的。
古罗马后的基督教，是欧洲部落联盟的封建领主制社会的统治文化，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社会的学说体系，但是是典型的宗教，其哲学基础是上帝主义，对社会制度和人与人关系等具体内容，都体现着部落联盟的局限，远未达到国家民族的程度，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都比儒家道统低一个档次。直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吸纳了中国的天命主义，并以新的自然神论为哲学基础的社会变革建立了初级集权官僚制，其社会学说才达到初级官文化的程度。
之后，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文化，才先进于中国的官文化，成了近代人类的统治文化。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欧洲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儒家道统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学说体系，它在维系统治阶级，“驯服”和“教化”民众等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儒家道统的创立、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中，得以感受。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所处的春秋末期，是中国封建领主制矛盾激化，孕育着向下一阶段转化的变革时期。主要矛盾是封建领主与文明主体的劳动者农奴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农奴和平民的素质技能的不断提高，也就要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孔丘及其所代表的“儒”“士”，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文明主体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满足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要求变革。在
这种背景下，孔丘主张“礼制”，即在官僚制度上，要以明礼尚仁义来改革社会。孔丘所论“礼制”的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
孔丘创立其儒学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天命论，其方法论原则是中庸之道。孔丘认为，礼制的实现，是“仁政”，原则就是“中庸”，即根据天命来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孔丘以“中庸之道”将天命论贯彻于对各社会范畴的规定，从而形成了创始阶段的儒学体系。
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对于儒家学说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孟轲主张“仁政”，他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但是孟轲与孔丘的学说和主张相似，都是侧重于制度变革的原则，这在他们所处的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并不能为讲求实用、立见成效的诸国君所系纳。相比之下，后起的注重实用，并主张激烈变革的法家，则大兴其时。但是儒、法两家都是主张变革的，没有根本性对立，只是儒家侧重于基础理论“道”层次的探讨，法家则注重“法”“术”层次。孟轲没能正确对待法家，但荀况的出现，是将孔丘道统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发扬。
荀况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特征，就是礼、法结合，以礼为体，以法为用。他的新“礼”的核心，就是取消旧礼中除君王嫡系以外的各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将世袭的等级制度变为非世袭的官僚制。这是吸收法家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充实，也是与正在进行的向集权官僚制发展大趋势相一致的。荀况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在伦理方面，荀况提出与孟轲相反的“性本恶”的观点，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轲、荀况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战国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高潮期，而文化的发展由百家争鸣进入一家专制，是从诸侯割据到集权专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必然。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孔丘开创的儒家学说，奉为集权官僚制的指导思想，由此，儒家正式处于文化专制的主导地位。
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明确了“天命观”与“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与集权官僚制的关系。他还提出了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当时内外松弛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从汉武帝时起，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儒家经典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学被“经典化”“法典化”。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