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道路可研报告

一、开题：两个人物，两场结盟，两次战争

被忽视的细节：中美关系才是最经得起冲撞的，80年代中国和美国实质上是一次结盟，中国为什么打越南战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很难想象，苏联解体后的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可能会像今天的朝鲜。”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结盟与战争：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决策》，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两次结盟。一次结盟是建国不久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同盟；第二次结盟是1979年与美国，这次没有正式同盟，外交史上严格称是中美建交，但说结盟也没错，学术界基本上把80年代的中美关系界定为是一种准同盟关系。 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号到2月5号访美，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访问开始，第一次见卡特总统，两个人就有一段很简短的对话，双方都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即双方不结盟，但可以进行密切的战略合作，有没有同盟这种形式，并不妨碍我们在战略层次的合作。。

从80年代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看，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是极为密切的，延续到1989年6月。根据国外学者研究，这种密切程度可以做这样的评价：第一，中美军事合作可以称之为同盟，更精确说叫准同盟，根据解密档案，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有关苏联的战略和军事情报，

特别是涉及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情报质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给其传统盟友北约的情报。

第二个例子也能说明。1958年苏联想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与其太平洋远洋舰队联络，毛泽东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成为谴责赫鲁晓夫的重要依据。但是80年代，美国在中苏边界建立了七个情报站，主要负责收集电子情报，这是中美军事上的密切合作，也包括美国向中国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帮助中国改装苏式军用飞机。

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军事上合作的密切程度，是今天通过新闻看不到的。所以我说80年代中美之间也是一场结盟。中国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国公民如实讲述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总是把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作为爱国主义素材。

两场战争是什么？第一是伴随着中苏结盟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世界学术界称它为朝鲜战争。

另外一场战争，就是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回来后，2月17号开始的对越战争，战争持续时间不长，只有27天，后来边界断断续续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990年。双方彻底关系正常化是从1990年开始，通过秘密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彻底结束边界军事冲突。 国内一般不太谈边界问题，我看过越南某位外交部副部长的文章，他说陆路边界双方最后查明有分歧的地段就两公里多一点，这场冲突

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称其为亚洲的一场局部战争，傅高义的著作《邓小平时代》讲到，这场战争在中国是不能被讨论的，在中国可以被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看，这是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场战争。中越关系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我为什么强调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打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影响是什么？通过这场战争可以看出邓小平本人有什么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会讲。

这两场战争分别由两个人决定，中苏结盟到破裂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中美建交战略关系维持到现在，与邓小平联系在一起。我们内部在中美关系的认识上有很大差异，争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束。中美的准结盟与邓小平有关系，我觉得邓小平是靠着他自己的政治威望在向前推进中美关系。

举个例子，1979年11月，北京市团委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做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美建交是策略性的，是为了反对苏联的临时结盟。然后，邓小平在1980年春天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被问到这个问题，邓小平当时就回答，中美关系是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不是策略性关系，非常明确。三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自己主动讲起来，说中美就是战略关系。后来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讲话稿呈给邓小平，邓小平在上面批了一些字，大意说报告总体还是不错，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是错误的，这点要讲清楚，中美关系是战略性关系，不是策略性关系。稿子下面批示两段话，第一是送书记

处传阅，也就是高层要统一思想；第二句话是送中宣部酌办，意思是对外宣传要统一口径。邓小平的批文很短，但意思很明确。

现在我们把中俄关系说得这么好，可在中国这么多双边关系中，有哪一对双边关系能经得起中美间这么大的风浪？与哪个国家出现了类似中美关系这样的冲突还能维持现在的？我们没有一对双边关系像中美这样能够承受如此多的冲击，这是事实。

回过头从更长远目标看，中美关系是最经得起冲撞的关系。我总觉得邓小平心目中有一个图景，中美关系一开始是涓涓细流，但他认为最终要成为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河，最后中美一定要汇入全球化的海洋中去。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理解，用特别形象的说法，他就像一代宗师，把内功一代一代往下传，实际上至今中美关系中，仍然能够感觉到邓小平强大的影响力。

我选这两个历史人物是基于研究历史的体会，历史就是历史人物的宿命，研究历史离不开这些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命中注定要有一种担当，在关键时刻他们必须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选择，当然，也就要承受非常苛责的检讨，这就是历史人物的命运。批评也罢，欣赏也罢，总归非常严苛，也正是因为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他们会把自己的个性和气质灌输到国家战略中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把两个人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真的是同一代人，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都有很强的使命感，

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世界一流国家。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路径选择与冷战有很大的关系。把冷战所有复杂的细节去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这在冷战之前没有过，当时很多列强竞争，但冷战只有两个国家竞争，力量是两个极，代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两种现代化途径，而且，这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普世的。

美国认为的核心理念就是现在国内主流报纸总是反对的核心价值，不搞西方那一套等。这一次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明确了其实我们经常批判的那些普世价值代名词就是我们要提倡的，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立不起来。

苏联所代表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认为代表了人类的希望。文革开始，当时驻外使馆到处宣讲毛泽东思想，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的太阳，就像那会儿的张贴画，中间是毛主席，后面一个大红的太阳，光芒万丈，周围是五颜六色的世界各国人民围着他，他在中间挥着举手。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外国发动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到别人家里串联，介绍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现在我们这个最红的太

阳没了，朝鲜现在还是这样。我前几年去北朝鲜，到处可见大标语，金正日是21世纪最红的太阳。

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历史人物作出了两种选择。邓小平跟美国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毛泽东和苏联的结盟当镜子。当时有很多在苏联留学的人，建议中苏应该改善关系，向苏联派学生，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清楚，你们看留学生去苏联干什么，都是走上死路了。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如果中国还坚持苏联模式，很难说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我们坚持毛泽东结盟时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精神面貌，也不会是现在这种，可能会像北朝鲜那样，而且可能性极大，北朝鲜现在每天都在游行，抗议美国侵略，我们文革期间每天就是这样，一般是50万到100万的游行规模，抗议美国，生活在愤怒之中。

二、研究历史的现实紧迫性

朝鲜问题怎么办？中国与朝鲜之间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怎么办？

刚才是开题部分，下面给同学们讲一下我做这个题目的价值和意愿上的思考。我非常欣赏20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一段话：“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他们不仅仅有权形成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

他认为没有必然的历史，研究历史后就能够认识未来的历史，或者说找到一种规律解释过去所有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历史没有规律，没有事实如此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历史实际上都是人解释的历史，没有最终的解释。每一代人都会做出自己的解释，这是权利也是义务。他最后说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怎么理解？他是在哲学层次上讲，我举一个例子帮助我们理解紧迫需要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最紧迫的朝鲜半岛问题，金正恩总说要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还要消灭韩国、日本，攻打白宫，朝鲜好像已经是宇宙强国。对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心里一直在问，为什么中国会同这样一个国家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有点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用“暧昧”两个字比较确切性。

第一，朝鲜与中国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参加过讨论，朝鲜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封建家长制的国家，还是军事专政国家，八九个人都有四种理解，给这个国家定性都定不准。我不觉得定性就可以决定对外政策，但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讨论总要说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国家。

第二，我们怎么跟朝鲜形成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暧昧，我们到底觉得朝鲜做的对还是不对？针对美国、韩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

评论还在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什么一定要说是对准我们的呢？为什么就不认为朝鲜对他们也是威胁呢？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与朝鲜的潜在认同是怎么来的？这就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没解决，对朝政策还是要这样暧昧下去。

我们的领导人与朝鲜领导人见面都是要抱着脸左右左贴三下，这个习惯哪来的？就是俄罗斯人的习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同志见面都学俄罗斯的习惯，现在跟谁还这么抱着亲呀。十八大以后我们去朝鲜的政治委员跟金正恩俩人先握手，然后我看到的画面感觉是金正恩比较主动的拉了一下，又抱在一起亲了三下。

当年中国跟苏联关系正常化，就是以邓小平和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见面为主。因为邓小平当时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所以还是说以他见面为主，这是中央外事小组的决定。邓小平曾经多次说过，完成中苏关系正常化，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当时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非常明确。邓小平是参加过中苏关系结盟全程的，他知道只要中苏关系好了，俄罗斯人的习惯就要抱着、贴脸。外事小组就先到门口告诉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不要拥抱，他们也很理解，很快告诉了戈尔巴乔夫，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镜头就是握手。

这个事情跟朝鲜做不到吗？只握手不拥抱，就像我们与全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一样，就这么难？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这还只是两国关系中比较复杂的深层历史纠葛或者情感，表现在现在就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冲突以后，中国会怎么办？中国真的就什么都做不了吗？除了讲只有对话是唯一出路。

朝鲜这个国家是高度不可预测的，我有一些经历，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就算这次冲突过去了，还会有下次，因为他们对外界太无知，领导人把这个国家的国民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以后，他们其实也在用这套制度隔绝自己，没有办法与外部交换信息，到了这种隔绝程度，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2006年去朝鲜，当时也是他们第一次做导弹试验，到板门店去看朝鲜战争的谈判地点，一个军官给我们讲朝鲜战争，跟我们讲的很不一样，他们说美帝国主义怎么侵略，特别愤怒，然后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领导下，经过英勇奋战，又把美国人打回去。

朝鲜军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理会对他们发射导弹有没有发表声明，我印象中当时肯定是发表了声明，是谴责朝鲜的，也快十天了，他不知道，问我联合国有没有发表声明。我都吃惊了，他怎么这事儿都不知道，看着应该也是连以上干部。我又不敢说，说了怕他不高兴，我就跟他说，出来时间长了不知道什么消息，他就真的相信我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大家都与世隔绝，不知道我们的信息获取是随时可以得到的，跟出来长短没有关系。

朝鲜军官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对朝鲜导弹试验什么态度，我就更不敢说了，我说主席说了，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自主和平统一，他表示点头，还算满意。

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他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背叛我们怎么办，我们还得要靠自己，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就是基层干部的状态和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因此，如果朝鲜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的观念，这个冒险的路还是要走下去，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什么重大改变。我坐着船，沿着鸭绿江往上走，一路荒凉，我们国家这边是满目青山，还有小别墅，白墙红顶，漂漂亮亮，那边就全是荒山野岭，把树伐了都卖到中国这边。

我看到一个小院子，都是砖的围墙，还有几个穿军装的人站着招手，我问船上的人那是什么，船上的人告诉我们这是金日成主体思想研究所，我说怎么修这儿，他说朝鲜觉得一打仗美国人肯定首先攻击主体思想，所以修在鸭绿江边上。我不太相信打起仗来，美国导弹会首先攻击金日成主体思想研究所。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吗？不可能。我目测了一下距离，飞机来了就可以跳到鸭绿江，游到中国这边。 我觉得真是胡闹，你跟胡闹的人怎么办，真的跟他斗气说明你水平低；可是你要他不这么闹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常态，我们觉得变态他们是常态，你跟他闹你也就是变态的了。因此，这里面就带着紧迫感。

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经济增量？

核心提示：应当对新型城镇化有两个常识性的基本判断。一个判断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的大变局，真的实施好了，可以成为中国历代政权对农民、农业和农村态度的分水岭。另一个判断是，这是一次民营企业的机会，把新型城镇化交给民营企业先行先试，可以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政策法律环境，扩大就业岗位，带动实体经济，破解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难题。

对新型城镇化的讨论，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国家发改委牵头搞的规划，今年元旦以后正在着手调整，更多地考虑了县城和小城镇；一些地级市搞改县设区方案，准备把县一级的资源并进市里，县一级政府也在有针对性地规划撤县设市；户籍制度改革也箭在弦上，对居住和迁徙制度提出了新方案。我认为，大家把手中的底牌亮出来，有利于掌握下一步的牌局。

对于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什么时候召开，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我是一直反对仓促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如果不弄清楚一些争议中的重大事项，拿出一些更加清晰明朗的说法，这个会议就没有推动意义。我想，这个会议应当对新型城镇化有两个常识性的基本判断。一个判断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的大变局，真的实施好了，可以成为中国历代政权对农民、农业和农村态度

的分水岭。另一个判断是，这是一次民营企业的机会，把新型城镇化交给民营企业先行先试，可以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政策法律环境，扩大就业岗位，带动实体经济，破解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难题。

一、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目前谈改革的各种声音很多，但大多在宏观层面上谈，有的是泛泛而谈，说的大都是10年多前、甚至是20多年前的老话。我参加过这样的座谈会，发现这些改革讨论者都没有办法相互说服对方。这样下去，我担心这样一批人会失去方向感，因为他们讨论的与中央领导所关注的不在一个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损失。

我建议就新型城镇化这个问题，把这批改革讨论者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静下心来弄清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议题。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乡镇机构制度。城镇是社会的缩影，城镇化迷失了方向，连大家生存的国土空间都出现了大破坏，总讨论眼下不可实施的这改革、那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其实，新型城镇化所涉及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有利于实现从小而大、由点到面的改革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待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年~1978年，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税等强制性手段，用工业产品剪刀差支持国家工业化积累；第二个30年是1978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大规模的“伪城市化”剥夺了农民的土

地，土地增值收益大多归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所有。如果占人口65%以上的农民，普遍有一种被剥夺感，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事实上，新型城镇化正处在找大方向的状态当中，改革讨论者如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际上是一件历史性的憾事。中央领导已经把题目出在这了，各种意见也都亮出来了，争议还很多，你却看不见，这就是自己不作为了。我觉得，大家应当有一个大志气，表明自己是可以帮助中央领导出谋划策的，是可以拿出一些干货的。

二、新型城镇化是民营企业的一个机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的日子都过得很苦，资源整合国进民退，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称得上是满面愁容，一脸苦相。怎么为民营企业家找一条生路？我2010年在浙江调研时了解到，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85%的城乡就业岗位，最终产品和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占全国企业的60%。我们不能忘了，帮助民营企业才才能做实这个国家的基础，直接关系到2.62亿多农民工就业岗位。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有了一定积累后，由于担心财产不安全，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移民到国外，他们很多人都表示实在是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目前，中央财政由于大的经济形势不好，收入减少，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是一个难题。我建议梳理出一份系统的研究报告，把新型城镇化交给民营企业家先行先试。这件事情我想了好久了，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因为已经有了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中小企业29条（2009年），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2010年），

我们用新型城镇化这根皮筋，编一条政策的大辫子，是为民营企业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的初步设想是，可以挑选90位政治上可靠的民营企业家，比如省级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选择30个老、少、边、穷县，3位企业家对一个县。把县城建成20万人左右的宜居小城市，每个县再建3~5个10万人的美丽小镇。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建议召开一次或多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听听民营企业家怎么说，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政策。如果我们能拿出个可以立马就干的办法，中央领导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退一步说，试点30个县，成功了能趟出来一条生路，试点不成功，退回去也不会动摇大局。

我想，这个试点一定要达到盘活三农全局的整体效果：一是提高农民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与宅基地有关）、工资性收入（与承包地规模化流转有关）；二是发展现代农业，从政策上规范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养植和标准化生产，不再是一家一户耕种土地，孤立分散，靠天吃饭；三是改善农村环境，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再零碎地分散在68万个行政村、79万个自然村，不再搞“村村通”。

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改革，应当找到一种上上下下都能接受的话题。一些领导已经形成了“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思维，他们除了卖地，除了靠没有科技内涵的工业化，几乎不会再做事。但问题在于，所谓改革共识，没有部委、国

企和地方政府的认可，是不可能形成的。但他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动我原有的这一块蛋糕，动我的存量不行。因此，我们必须想出办法，另辟蹊径，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存量的情况下，通过新型城镇化实现增量。先妥协往前走，把事情干起来，阻力就会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