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属对教学的认识

内容摘要： 摘要： “对联”作为汉语言独特的文学样式，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汉语文的特色和魅力，是汉语文 教育 的重要资源。属对是千百年来 中国 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语文教育界对这种传统文学样式应重新认识，为语文教学在传承 历史 并发扬光大方面作出合理有据的解释。

摘要： “对联”作为汉语言独特的文学样式，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汉语文的特色和魅力，是汉语文 教育 的重要资源。属对是千百年来 中国 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语文教育界对这种传统文学样式应重新认识，为语文教学在传承 历史 并发扬光大方面作出合理有据的解释。

一、由汉语文之“汉”谈及属对

文化底蕴的薄弱是当今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现今的语文学习中常常是不经意间就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质和量的积累，对传统文学样式的运用意识就更淡薄了。汉语文教学的“汉”字，被我们的教师和学者们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其实，这个“汉”字非常重要，几乎可以说是汉语文教学的“灵魂”。因为汉语文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语文的特色和个性，我们的汉语文教学理应重视并体现这种个性和特色，但近些年来的语文教学似乎比较注重“拿来”，“汉”字则被淡化甚至抹杀了。由于受到 科学 主义的影响，对于汉语文的人文精神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西化”的倾向比较严重。

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中说过：西洋的语法是法治的，中国的语法是人治的，所以不能以其法为万灵仙丹，而必须重视人的体味、领悟，神而明之。申小龙也在《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用学》一文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西方语言以丰满的形态外露，重形合，句中各种意群成分的结合都用适当的连接词和介词来表现相互关系，形式严谨而缺乏弹性。而汉语的组合往往采取意义支点的方法重意合，语义、语用的因素大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总之，汉语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是一种“神摄”而非“形摄”的语言。惟其“形摄”，治形之法十分管用，非学不可；惟其“神摄”，治形之法往往鞭长莫及，如果死抱住治形之法而彻底否定“神而明之”，往往只能望“法”兴叹。汉语言词的意蕴是十分丰富、复杂、微妙的，其交际的兴趣、能力极强。如表示颜色的名词“红”，却可分别和“着”“了”“过”搭配──“红了樱桃”“他红着脸”“从前她着实红过一阵”。类似言词的用法实在是太“野”了，野得语法管不住它，几乎到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地步，而这正是汉语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的优点，正如洪堡特所言：“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它的简洁、精炼的风格以独到的方式将生命力注入叙述和描写，并使情感的发抒获得某种表现力。我承认，汉语文本之所以会给我们留下惊人深刻的印象，更多的是因为它们如此鲜明地对立于我们的语言和句子结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奇怪的语言把精神引上了独特的 发展 道路，而它本身的形成也必然得益于这一发展方向。” ［1］ 没有被代替的那一部分 自然 是在语法的掌握之下，而被代替了的专靠“意合”的那一部分还得“神而明之”。当前的语文教学对汉语人文性的揭示不够深入，对作为客体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等语言知识比较注重，而对作为主体的人则有所忽视。对于以“人治”“神摄”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来说，这种在洪堡特看来以简洁、精炼而对立于西方语言和句子结构的风格几乎可以看成是汉语文教学的一种最为本质的因素。

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提出：

“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认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很显然，这是在强调语文教学必须遵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 规律 。这一正确思想虽然早有人提出，但是，把它作为教学理念写进《语文课程标准》这样一个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加以强调，却还是第一次。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必将对语文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基于此，有着文学文化传播者身份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所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想方设法唤起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在实践中兴趣盎然地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传承汉文化。而属对正是一种能充分体现汉语美的特质、体现汉语人文精神并且集语音、词汇、语法锤炼于一身及沟通古今的极好形式。对联的可讽可歌、亦庄亦趣且伸缩灵活、包罗万象的 艺术 特性使得属对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对联的作用实在是功不可没。

二、传统的属对教学

古之人对于属对是相当重视的。文史学家周劭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文学各种有韵之文的体裁中，如骈文、诗词、赋铭，都要以对联为基础。所以过去的读书人，无不以对对子为基本功，这门基本功练好了，才能进入各种体裁的领域中。”转引自曾伯藩《论对联的功用与意义》，《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1。周先生指明对联是各种韵文的“基础”，强调学好这个“基本功”大有裨益。

旧式教育盛行属对之风，上至尊荣显贵的皇族仕宦，下至凡夫俗子耕猎渔樵，无不视属对为体现个人才华素质的有效手段。属对的历史其实即对联发展、盛行之历史，其悠久从正史上可以追溯到晋代文学家陆云和荀隐初次会面时的“脱口秀”──“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鸣鹤、士龙分别为二人的字，这是一副艺术性颇高的人名对，被普遍视为最早的关于对对子的记载。转引自谷向阳：《中国对联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4。然而，将属对纳入语文教学当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则要滞后得多了。张志公先生在他的《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一文中说：“属对，古已有之，到了近体诗（律诗、绝句）时期，成了一种格律，诗里的某两句必须成对。属对这种语文教学方法的形成，显然和近体诗有渊源关系，然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作诗的范围，发展成一种教学手段了。” ［2］（135） 属对因为近体诗的盛行而盛行，但正式被定为语文教学手段就得推至宋代了。留存至今的北宋《京兆府小学规》制定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其对小学课程的安排有具体规定，在三个学业等第中，其中第二等的日课程安排为：念书约一百字，学书十行，吟诗一绝，对属一联，念赋二韵，记故事一件。转引自池小芳著：《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可见宋代小学教育已经明确将属对列入必修课程了。张老在他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中论及“蒙学”时更是详细说到：“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很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和评点本。”也就是说属对作为专门的读写训练方法是始自宋代的，并且有了相关的教材，这种教学方法自此便在封建社会的教育教学当中一直沿用了下来，因为“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属对的训练一直沿用下来。” ［2］（11-12） 诸如“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字姓》《千家诗》等就成为当时学子学练属对的最好的启蒙教材，正如南怀瑾所云：“《千家诗》是集唐、宋各家的名诗，比较偏向于初学作诗的课本。在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上，有的还附有李渔（笠翁）的韵对，如‘天对地’‘雨对风’‘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等等，很有趣。过去读书考功名，不管你有没有作诗的天才，一定要考你作诗。要作诗先学对对子。尤其到了清朝，作对子比作诗还盛行。这种风气，由唐代开始，一直到了民国，只要读过几年书，好诗不会作，歪诗也要歪几句。有人说，过去中

国，是诗人的国土。” ［3］ 可见在这个诗的国度里，对对子的确是一种带有全民参与性质的语文活动了，由对对子也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富于鲜明特色的语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