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一二·三事件:当"城管"遇上文革--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7]

梁思然爸爸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澳门“一二.三”事件，香港“六七暴动”，无疑和文革脱不了干系，然而不能和文革简单划等号。港澳本地的劳资矛盾、官民矛盾，在北来的政治大潮激荡、利用下演化为一种红色社运。这是读史须知的语境。梁文道先生曾写过一篇《为香港的左派招魂》，建议一读，有助于理解梁思然所讲的澳门故事。

我爸爸于1966年阳历12月15日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大江镇梭榔村。梭榔村四面环山，十几年前才刚通了两车道的水泥路，从县城开车进村约二十公里，一路蜿蜒曲折。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里成长的爸爸告诉我，小时候他和其他村民获取消息的渠道，一是靠村里的大广播，二是生产队仅有的两份报纸：《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

于是我查阅了爸爸出生当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现了一条跟广东有关的新闻，标题长达50字：《广东城乡人民纷纷集会和游行示威警告澳葡当局必须全部实现我方主张澳门同胞的一切正义要求必须全部彻底实现》。

新闻里，广东从“数千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广民兵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到“台山县各界人民”，都连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澳葡当局的“血腥暴行”，“坚决支持澳门同胞反迫害的正义斗争”。旁边另一篇长标题则写道：“有七亿祖国人民作后盾，有红卫兵小将的支持澳门同胞决心取得抗暴斗争彻底胜利”。

今日平和包容的澳门竟有过这等“血腥”历史？我翻阅更早的《人民日报》，回溯这场由建校引发的血案。

“城管“来了

六十年代初期，氹仔岛上的孩子们大多随着父母在爆竹工厂里干活，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白天工作，学习时间只能挪到晚上，工人夜校应时而生。

随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1966年4月，工会和坊会决定扩大当时已加建在工人夜校原址上的坊众学校，选了位于氹仔施督宪正街的三间旧屋准备重新修缮。6月，扩建申请已递交给政府。没想到，那却是半年无果的等待、三个多月的社会动乱乃至癫狂、以及半个世纪澳门命运转折的开始。

政府和民间交流渠道的缺乏导致了冲突。11月，离递交工程申请已过去近半年，政府毫无回音。为赶在开学前建好学校，坊会决定按照民间“惯例”先行搭棚，一边等候政府的动工许可。11月15日，招摇的棚架终于引起了葡人行政局局长晏德地的注意。他派出一个警员了解情况并制止施工，未果。于是他派出另一批警员劝止，双方在现场发生冲突。

《人民日报》12月1日报道称，“警察厅第一副厅长颜端尼（即晏德地，作者注）指挥大批武装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居民进行两次大规模毒打。当场殴伤工人、农民、教师、护士、老人、妇女、儿童等四十多人，其中有十人伤势严重……同时，还逮捕了十四名受伤者和两名在场采访的《澳门日报》记者。”然而也有其他的历史记录显示，当天受伤人数为24人，一名记者被拘捕。

无论数字几何，民众流血是事实。护理总督施维纳是强硬派，对事件未做任何表态与善后。三天后，愤慨的澳门人民走上街头，提出五项要求：惩凶、允许修校办学、赔偿、撤销被拘居民罪名和保证不再殴打居民。这番抗议，表面上是一时警民冲突的后遗症，实际上却是多年殖民统治下潜伏着的沉疴宿疾。而当积久的民怨遇上对岸大陆高涨的文革之火，整个澳门社会都会瞬间激烈燃烧。

红卫兵的声援

冲突发生的时间很不巧。强硬的施维纳只是代理总督，下任澳门总督嘉乐庇正在上任路上。面对施维纳留下的烂摊子，嘉乐庇履新四天后即接见工商会代表，承认处理失当，并承诺建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但他已错过挽救事态的最佳时机。

澳门的左派组织已开始行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实为港澳工委书记）、广东省政府驻澳门的代表机构南光公司都派人到澳门鼓励民众，指挥抗议行动。四百多名各界代表在11月22日举行座谈会，组织去医院探望伤者，向他们赠送毛语录。工联、学联、妇联等团体抗议集会此起彼伏。每天都有人在澳督府门口抗议，读毛语录，希望跟嘉乐庇见面，要求政府明确回应五项要求。

12月3日，冲突达到临界点。澳督府警察受命，动用警棍驱散府内读毛语录的人，随后还出动了防爆水车。此举激怒了群众，很快澳督府广场就聚集了一万多人，在广场上敲烂铜像、打砸警车，甚至冲击市政厅，将历年澳督画像连同其他文件、家具统统扔上街……

在警厅的对峙中，防暴警察首次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枪声响起，催泪弹模糊了人们的双眼，水喉向人群扫射过去……当晚，澳督宣布实施戒严宵禁。

12月4日《华侨报》报道宵禁之后的状况：“繁盛之马路已经为警察及军人驻守，防暴警察持藤牌及长枪，排队分批再接上巡逻。入夜之后，整个澳门沉寂如死。”

从动乱当日到戒严八天里，8人遭枪杀，212人受伤，62人被捕。

事件一经新华社香港分社报道，香港和大陆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澳门同胞。国内舆论的声援响亮。整个12月，《人民日报》总共发文24篇声讨澳葡政府，最多的一天是12月10日，一次性发表了四篇文章。

24篇报道标题用词频率

我统计了这些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发现“红卫兵”、“革命”、“小将”频频出现。红卫兵在事件里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12月7日，广州大专院校数千红卫兵集会，声讨葡澳当局。会上，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人表示，澳葡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执行澳门同胞的五项要求，否则一切后果由澳葡当局负责。”他还宣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会后的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澳葡当局法西斯血腥暴行”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此后，这样的集会一连举行过多次。

与澳门一衣带水的广东抗议声势尤其浩大。一批广东和各地的红卫兵甚至蜂拥至珠海市和澳门之间的拱北口岸，试图冲破解放军的阻拦，进入澳门解救“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

澳门的群众似乎也受到了鼓舞。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澳门同胞得到广州红卫兵强大支持增添无穷力量坚决同澳葡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报道澳门工人群众的声音：“红卫兵小将说得对，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澳葡当局必须偿还血债，彻底低头认罪。”而“葡萄牙帝国主义如果胆敢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就一定要打断他们的脊骨。”有了红卫兵作后盾，澳门人民“充满着百倍的胜利信心”。

事件背后的三大家族身影

中共也通过官方渠道发声。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对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和四项要求，前三条是立即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提出的要求，向中国赔礼、道歉，严惩主要肇事者，而最后一条十分玄妙：保证今后不允许中国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

此后澳门政府节节退让，不仅“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以及澳门亲北京社团所提出的要求，且撤了陆军司令兼市政厅长施维纳、警察厅长傅基利的职。这其中，不仅有本地左派发动罢市的功劳，据说更是因为中国军方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部署，宣称准备断绝澳门的饮水供应，造成的高压效果。

而在澳门政府与广东省外事处的斡旋中，有几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参与谈判的华人代表：马万祺（左二）、崔德祺（左三）、何贤（右四）

参与谈判的何、马、崔，是澳门三大家族的核心人物。他们是成功的商人，也掌握了澳门华人事务的控制权。其中何贤和马万祺经营黄金和银号起家。崔德祺则是建筑业的一把手，澳门建筑置业商会的创始人。

凭借华人社群的领袖地位，他们在葡澳政府治下，充当着上层与华人社会的润滑剂。在一二三事件爆发之前，何贤曾拜会施维纳，请求他谨慎处理建校中的警民冲突。

但他们的另一层身份，“爱国富商”，在事件中的作用更耐人寻味。早在1955年，何贤曾应邀回内地观光。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一次宴会上，他被安排和毛主席及钱学森同桌。而马万祺与中共元帅叶剑英更是自1950年相识，私交甚笃。

事件发酵初期，港督提出设立调查委员会时，澳门中华总商会并没有派出代表参与澳督提议的调查委员会，导致伤人事件调查和追责无法进行，这成为抗议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长正是何贤，崔德祺则担任副会长。沟通渠道阻断，加上左派造势，这把火愈演愈烈，想来并非偶然。

1月28日下午，总督嘉乐庇到澳门中华总商会礼堂，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复》，“一二·三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而此前澳门政府已于1967年1月2日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禁止悬挂被视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旗帜、徽章、标志等。”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在澳门设置或支持的机构和团体，接着也被查封，中国国民党在澳势力被全面清除。

1967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庆祝这一胜利，描述澳门“全市万众欢腾，五星红旗迎着红日，乘着东风，飞扬在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飘扬在海面一排排的大小船只上”。而人们高呼着“全澳同胞大团结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并“向着北京，向着天安门，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文章称，澳门同胞“翻开了随身带着的最最心爱的革命宝书，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并“正时刻准备着同帝国主义进行新的斗争”。

“新的斗争”机会很快到了。1967年5月6日，香港的一场工人运动由罢工演变为流血冲突，香港左派群情激昂之际，已是左派天下的澳门也发声支持。5月1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澳门同胞涌往“英国领事署”等处，愤怒抗议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同胞，他们“严正警告港英当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同胞是不好惹的”，要求他们迅速无条件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否则“澳葡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港英当局的“下场”何如，我的同班同学沈哲凡已在他的文章里尽述，不妨一读。而澳门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999年澳门回归并没有遇到香港那般的移民潮，可谓前所未有的顺利。走马上任的第一位特首叫做何厚铧——他的父亲，正是那位曾斡旋于葡人与中共之间，参与1966年那场谈判、改变澳门命运的何贤。崔德祺曾参与回归前《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而今天在任的澳门特首，正是他的儿子崔世安。

作者介绍

梁思然，2015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新闻硕士毕业生，目前在香港大学担任研究助理。

下期预告

1969年初，经历了此起彼伏的红卫兵造反，这个冬天格外肃杀。然而，前方的道路更加凶险。马玥在妈妈生日当天的四份报纸上看到了同样一句话，它代表了什么？又将带来什么？

请继续关注8月1日第五十八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清阶”往事——马玥妈妈的生日报》。

编辑丨王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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