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规训与惩罚
按：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才会成为党棍，对儒学一知半解才会成为儒棍，对东方文化一知半解才会说人是西奴。
近年来，传统文化很热，或者说国学很热，但这种热度，未必不是又一轮的造神与回潮。
首先，传统文化和国学这两个语词，话语层面极度笼统，缺乏明确的具体表义和指涉关系。何为传统文化？哪些才是传统文化？传统的时间段多长？区分传统与非传统的时间点在哪里？这都是一本糊涂账。具体举例，清朝的训诂学属不属于传统文化？难有定论。而且，传统是相对性的概念，今天视为传统的，当年未必不是“叛逆”，大而化之的看，伟大的批判者李卓吾应归入传统文化序列，但他的很多观点放到今天，也相当“潮”，也会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同样，今天某些看似难以接受的观点，数百年之后，未必不是归为“传统”的精神食粮。此外，何为“国学”，更是不清不楚，中医算不算国学？如果根据地域区分，源自印度的佛教能不能算国学？既然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应该归入国学，那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归入国学？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情境解读会不会百川入海，最终汇入国学大流？对于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多数国学热的追捧者是无法回答，甚至从未思考过的。就连毫无疑问的狭义国学范畴，也存在儒家法家的分歧，墨子荀子的争议，不进行明确界定，大锅乱炖，化在一起，却无法成形。
此外，强调传统文化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思想，更不能借此认为东方文化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以天朝上国视角自封武林正宗，要万国来朝远人来仪更属于意淫和癔症。应该反对文化上的盲目自卑，全盘西化要不得，也应该反对文化上的盲目自大，固步自封也要不得。“国学”是吸收融合的产物，“国学”难以为中国特色背书，更无法与普世价值泾渭分明，传统文化从不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和反义词，和而不同却又互为表里。自由、民主、人权不是西方思想的专利，从孟子、庄子到李卓吾、黄宗羲、王夫之，中国自己发展出了一套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体系。所以，认为中国人不讲自由民主的西化主义者，和一提自由民主就要批评“西方文化渗透意在和平演变”的帽子公司，是一路货色。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才会成为党棍，对儒学一知半解才会成为儒棍，对东方文化一知半解才会说人是西奴。另外，“民族的”与“世界的”往往遥相呼应，我们有智仁勇，印度也有般若慈悲无畏，我们有韩非子，意大利也有马基雅维里，甚至叙利亚的山中老人也可视作墨子的另类映像，包括军事学方面，我们有孙子，普鲁士也有克劳塞维茨，当然，东西方“兵圣”侧重点不同，孙子重战争的艺术，适合进阶，克劳塞维茨重战争的技术，适合入门。只有学贯中西，方足以臧否思想，自成一家，要谈“国学”，固然要精通三坟五典，也应该遍读西学，以相印鉴。
所谓传统文化热，本质上是对发展的反思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自启蒙与理性的文艺复兴时代以降，启蒙精神带来了璀璨的文明。科学作为神话的解药，现而今已经成为了新的神话，理性本身的功利因素使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反面。完全启蒙，完全理性，不允许疯癫与放荡，本身就是种非理性的暴政。福柯与萨德的意义在于对理性有效的补充。而且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功利色彩会导致工具理性，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逐渐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单向度的人比比皆是。建构在科学至上主义上的常识，即为桎梏，当出现新的发现，使常识颠覆，此刻的怀疑与迷惘就会使理性没落，没落的理性将使人群质疑启蒙的虚伪，启蒙开始向反方向倒退，失去了启蒙的正面作用，启蒙的负面作用就会凸显，导致批判指向了自己，终结一切批判，最终导致国家组织的彻底毁灭。从常识的颠覆、理性的没落、启蒙的倒退、批判的终结到国家的毁灭，再重新在失去活力的旧社会组织的躯体里结构新的组织，再度介绍常识，宣扬理性。希腊与罗马，再到文艺复兴，无不是这一过程的循环。也正是如此，自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思想家对工具理性和世俗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同样，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了拜金主义、世俗功利主义等思潮，传统文化热，便是对此的回应与反思，国学热的出现，是一种时代性的必然。
出现功利色彩社会现象的深层次成因，在于人文关怀的不足和科学精神的缺乏。工业社会强调科学技术，而失落了科学理性，唯数字唯效用唯金钱唯GDP，都是工具理性的产物。正因为缺乏科学精神，才会把科学视为新的神灵，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一切，以科学作为唯一准绳，只要科学无法认识，就是谬误。真正的科学精神需要理性的看待理性，科学的对待科学，辩证的剖析辩证，逻辑的验证逻辑。以上帝为神和以科学为神，同样都是迷信。但是，反思科学迷信，并不意味着要倒退回神学，否定之否定，并不等于肯定否定所否定。
《弟子规》热乎了也有好几年了，最近有某些地方教育部分，甚至将其作为小学必修课，我认为大可不必。不否认，《弟子规》强调忠恕孝悌，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但本质上，《弟子规》的意识形态属于程朱理学，有待考量。原儒和荀学之争，一直是儒学发展的脉络，我认为程朱理学属于荀学，而非原儒。朱子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因有欲望，才有向善可能。“灭人欲”只会有利于统治，不会有利于和谐，寡妇殉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此灭的不仅是人欲，更是人伦，更是人性，天听自我民听，不人性的“天理”，又怎么可能是天理？允许人逐利，才可以导人向义，物欲是人欲的延伸，正是由于饮食男女基本人性长期被压抑，于是畸变为以名利为载体的物欲。故率性方能格物，只有个性解放才能回归本源，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心性一体，不率性何以正心？所以宋儒理学，未必是精神的修行，更像是肉体的规训。
当然，很多人认为中国熊孩子遍地，以《弟子规》规范其言行很是必要。但我认为，教《弟子规》并不能解决问题。诚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太多问题，但问题不在孩子，而在教师与家长。没有好的教师和家长，怎么会有好的学生？有人会说，学《弟子规》的孩子长大就会成为好的教师和家长，那今天放任熊孩子的家长、毫不掩饰向家长伸手的中小学教师，难道他们小时候就没有学过思想品德课么？正因为他们学过。教育是引导和启迪，而非规训与训诫。片面强调相信与服从，不许怀疑，只能接受，只强调义务，不强调权利，这是邪教和传销的特征，也是中小学教师的特长。也难怪二十世纪几大邪教头子，大多有中小学教师的从业经历，比如公主岭李XX，比如阿城赵XX。不经过思考，哪怕是怀疑，所谓的相信，不过是洗脑式的迷信。不难想象，《弟子规》在我们的小学教师手中，会成为规训与惩罚的又一利器。
教鞭本身就含有强烈的器物性暗示，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接受服从教育，手要放好，不许乱动，一件事有几个步骤，听到信号要令行禁止，一旦违背，就会受到形式多样的惩罚。从此刻开始，人虽然保有肉体的所有权，却让渡了肉体的支配权。而《弟子规》也绕不开这点，要求服从，告诉你你的义务，你该做什么，却没有告诉你你的权利，你能做什么。权利义务，当有对应，只强调“子孝”，不强调“父慈”，只要求“臣事君以忠”，不要求“君使臣以礼”，孩子学不到契约精神，规则意识也无从谈起，只会将今天的服从视为权力的产物。从小被如此教育，待到进入社会，目睹怪现状，难免童话破灭，“再也不相信爱情”，滑向“社会就这样”，开始随波逐流，利用手中权力，挥舞教鞭，为渔私利。熊孩子并非缺乏服从，没有“规矩”，而是缺少对他人物权的尊重，这种缺乏，折射出熊孩子家长对他人物权的漠视。窃以为，将《弟子规》作为小学必修课，不一定好过将《三剑客》作为小学必修课，让孩子从小明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想必好过“长者先，幼者后”。
且不论传统文化的界定问题和语义体系，即使弘扬传统文化，也不该让小学生都学《弟子规》。不注重个性养成，统一学习《弟子规》，只会培养服从的顺民，未必能培育有责任意识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