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领袖与自我超越

　　但凡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型号不同的毛泽东，但在网络文明时代，能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复杂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杰出代表，则是浙江号毛泽东――马云，2800亿美刀市值就是最佳证明。

　　毛泽东创造了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与个体生命的极致辉煌，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在他那里得到了最全面而充分的体现，这就使有先祖崇拜传统的中国人，无论从文化情感还是理智偏好上，都有充分理由把他当作一个“神”。这也常常使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不单崇拜他的权力、权威，也崇拜他的思想、智慧以及翻云覆雨的权谋和雄霸天下的心态与作风。

　　熟悉毛泽东生平的人都知道，他和蒋介石都极端崇拜曾国藩，但不同的是，毛早在1935年的大渡河边就已经从思想上超越了曾文正，从而避免了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蒋公中正先生则不仅在大渡河边自诩“曾文正”，而且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曾国藩的身影。

　　时代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网络文明正扑面而来，一个全面开放日新月异的全球性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如果说毛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于他超越了曾国藩，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历史性辉煌，就是邓小平超越毛的伟大成功。

　　摆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企业家面前的问题是：能不能超越毛泽东？能不能走出毛的历史身影，从而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个超越未必是单纯建立事功的数量超越，也未必是冠绝天下的个人权欲的更大满足；或者既不是雄霸天下的虚荣心膨胀，也不是卑躬屈膝的曲意迎合，它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向毛的致敬，也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对毛的扬弃，是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理性升华。它更需要在一种平和与平等的心态下，尊重基本人权，让每个人充分展现基于基本人权和个人自由的生命辉煌。

　　网络文明时代的中国，已经呈现出诸多新特征。一是泛政治化的政治运动已成为历史，国内政治事务日趋多样化、程序化、官僚化和操作化，有效治理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二是作为单纯意识形态的政治事务已被消解，公共行政以及经济事务越来越成为日常政治生活主题，“务实”成为一种更基本的社会治理要求；三是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及国际政治潮流的影响，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各种信仰、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已在全球范围自由传播，各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经从技术上完成了对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彻底解构，“开明”成为一个时代性和趋势性的社会要求。

　　与战争或非常时期的情形不同，平凡而琐屑的和平年代，企业家成为“时势造英雄”时代精神的承担者，新形态的浪漫情怀与英雄创举，更需要激情、理性、细心、体察的修养功夫与良好心态。这也是一种超越，而且是一种更难把持的“超越”。这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自愿选择，是选择平等创造而不是自甘平庸，是自我节制而不是固步自封，是任劳任怨而不是无所作为，是淡漠名利而不是随波逐流，是坦荡宽容而不是偏狭固执。这是老子治国理想与林肯治国实践的跨文化结合，也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网络化综合。

　　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生活方式，已成为世界潮流与中国人自主选择的必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自发产生的外来生活方式。三十多年曲曲折折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使所有参与市场经济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实际意义。人们已认识到而且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由选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也是市场经济生活最基本的要求；政治人格的平等不再是食洋不化的附庸风雅，而是合作交易的基本前提；政治民主不再是徒有虚名的花样翻新，而是公共生活的共同规范；宽容友爱不再是虚荣伪善的小资情调，而是缓和竞争性社会矛盾的重要道德屏障。当实际生活与政治观念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当市场经济真正成为一种不得不选择和参与的基本生活方式时，“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市场经济的隐含前提才会获得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实际含义。

　　如何在全面开放环境下，创造属于自己时代的历史？如何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创造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生存意义？这是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每个人无可替代的生活，每天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因此，超越毛泽东不只是政治家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第二代企业家是一批个人素质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大多经历了毛时代诸多社会动荡，对革命运动所掀起的盲目崇拜和浪漫热情感同身受，并成为他们知识结构和人生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翻云覆雨波诡云谲的生存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他们洞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并逐渐掌握了操纵利用的技巧。他们许多人从这里开始，通过崇拜和学习毛泽东，逐渐学会了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如何进行企业经营管理和运作的本土经验。因此，他们大多自然成为毛的崇拜者或模仿者。这些企业家中，既有风光一时的牟其中、吴炳新等，也有历久弥新的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他们无论成败，都曾有过事业上非常精彩的一笔，但他们运作企业都带有浓厚的毛式政治色彩和权谋安排，尤其在企业文化和管理实践中，更摆脱不了毛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市场，这种做法在相当一个时期非常实用而有效，尤其是在企业外部经营方面，策略以及战略的市场权谋甚至是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长期把这些东西奉为圭臬甚至当成组织内部管理的最高理念，而没有适应性的创新与超越，就会导致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相算计的恶性博弈甚至敌对关系，使企业无法达成基本的职业信任，丧失管理的基本道德前提。中国企业无法做大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企业组织缺乏有扩展性和适应性的文化共识与共同价值支持。生命的有限规定性注定了第二代企业家行将翻过属于他们的一页，我们需要向他们致敬。

　　中国人在网络文明时代的创新活力，不仅在于从基本心态上超越毛泽东，更在于建设性地不断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