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新技术催生社会组织形式创新

诸君：

昨天下午，我应邀拜访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受到中心助理黄秀华、实习生沈叶同学的热情接待。与执行主任师曾志美女教授，初步讨论了下半年为中心办的免费培训媒体记者班开设“改变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课程的可能。旋即顺便参与了由师教授组织的沙龙，第一次集会主题是“新媒体、新技术下的企业与NGO的边界”。在讨论之前，大家还制订了沙龙的初步规则。

沙龙是放飞梦想的地方。我一直祈盼在北京或上海诞生一个真正的沙龙，这是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我祈盼在这样的沙龙里诞生中国的亚当?斯密、伏尔泰和维纳……我们更祈盼在这里早日出现一位善于“经营”沙龙的埃蒂奥斯夫人——她凭借着自己的教养和优雅的谈吐，不仅能翻译牛顿的《数学原理》，将洛可可艺术推向极致，而且能将沙龙搞得有声有色充满魅力生机盎然！

或者，我冒昧地认为她可以命名为“共生沙龙”？

参加沙龙的都是来自企业、跨国企业、社会公益组织中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是霍庆川（淘宝网）、刘念宁（EMC2）、闫智勇（EMC2）、陶泽（CFC）、余民海（iGeey爱聚）、张幸（融创）、贝晓超（百度）、白丽（中欧社会论坛）、陈纪英（中国新闻周刊）等，他们个个谈吐不凡，对当下生活中发生事件的进步性与自己工作部门的关联性极为敏感，充满青春活力，给我诸多启发。我再次见证80、90后的一代，是富有历史感的一代！他们将不再被历史书写，而是书写历史的一代风流！

下面将我的感觉与受到的启发，谨志于后，就教诸君：

最重要的一点，我感到，是在新媒体、新技术（瞬间性、共时性、聚合性、裂变性、参与性、高度组织性）条件下依靠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占有不对称“三大不对称”进行舆情导向、利益垄断、政治操纵的传统政经模式开始受到挑战，而相当一部分大型企业尤其是IT业的发展战略，已然据此变化调整了或正在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这一点可以说明企业的可塑性远远超过政府的可塑性）。比如，他们将“可持续发展”及相关指标纳入评价企业发展的重要参量，比如，不少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直接将公益事业（公共利益或公共权益）纳入评价企业发展的重要参量，有的干脆成立公益部门（如基金会）与经营部门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使之共济、共栖、共生，绵延百岁、千岁、万岁……。

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出现，让我看到了2008年末我应奥一网和南都报邀请在深圳科技馆作演讲时预言的未来社会组织形式——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之雏已然诞生，正在成长。

一种崭新的公民社会及其组织形式即将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各国公民都将创造性地基此重新理顺一切社会组织形式。

第二，讲到“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我想必须先讲清楚公民社会与第一部门（政府）、第二部门（企业）的关系，讲清一、二、三部门，各自在公民社会生活中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厘清这些由公民参与其中的组织形式、形态的职能和作用。而要讲清这些，对中国而言还有必要回过头来讲清：“公民”是相对于“臣民”、“人民”、“群众”、“百姓”、“草民”、“P民”等集合体以及“私民”而言；“社会”是相对于“天下”、“朝廷”、“国家”、“政府”、“党团”而言；因而，“公民社会”是相对于“私民社会”而言的，“市民”、“市民社会”只是公民、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还要讲清中文“公”字的井田制由来，“天下这公”的“公”与“私”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文的“公”字中有私情、有贵气、有规矩，才能真正理解“当代性”意义上的“公民”，是社会公共性承载者的内涵。

由此，作为公民社会必要条件的人权、事权、物权的依次提出，就顺理成章了（去年两会期间，我应新浪网新闻中心邀请写了《百年民生路，亟订》及《解决民生问题，为什么要制订？》可惜他们只是叶公好龙，只是摘取一些他们认为没有风险的内容发表，尽管发在头条。我只能表示理解）。回头再看政府、企业、NGO（在我们“中国特色”语境中，总感到这个表述缺憾不小）即第三部门，各自职能及其关系，就会更加清晰，也更容易发现中国现在的问题结症何在，应当从哪里入手加以解决？比如现行“政府公司主义”、“公司政府主义”、“准NGO”等等边界含混却又实属中国主流组织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将成为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问题和造成“中国问题”的问题。郭美美、卢美美事件只不过是新媒体、新技术与社会不满的耦合引发的一个小小预演。今天我们的主题的落脚点即“企业与NGO的边界”（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对立的），也属于这个问题。继续这样“中国特色”地含混下去，倘若真的暴发新媒体、新技术下的社会大革命，再强大的政府、再富裕的企业、再有后台的“公益组织”都将乌呼哀哉毁于一旦（官员和富豪不可能都跑到国外去，真去了他也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这也是我2007年在一些集会（包括在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询“上海社科界代表”意见的座谈会）上何以反复提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因。

社会建设，即公民社会建设与公民社会成长，亦即在宪法法律框架下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非但不应当再是个问题，而且，为了解答“共生，还是革命？”这个中国特色的时代问题（相当于莎士比亚笔下16世纪的“王子之问”：to be or not to be?），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应当也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代“社会元勋”！

但这一切，不应再仅仅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语境，也不再仅仅是在东方“后现代性”话语语境中讲，而是在世界走向共生的“当代性”、“当代主义”语境中来讲。因为，复制或选择复制前人、古人、外来创造“取法于上”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中国公民必须活在当下。

最后，我明显地感到，我们中国过去和今天遇到的许多争端，如左右之争、东西之别、阶级之斗，排除执政者与国民的特殊利益偏向因素，都与一个更深层面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普遍”（包括“普世”）、“特殊”（包括“多元”、“多样”）和“无限”（包括“开放”及内涵与广延上的可能存在）的关系。人们在这三者关系上各执一端，连篇累牍打口水点，搞人身攻击，浪费媒体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是最大的不“低碳”。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必要回到黑格尔同志，黑格尔大约还是不能跨越的思想之槛。黑格尔指出：普遍必须寓于特殊之中，但任何特殊都无法穷尽普遍“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只要把广延性（广泛延伸到最根本的状态，亦即本质存在）引入这个“无限”中，即把“内涵与广延”统一为可塑的“当下背景”，黑格尔的话就全活了。比如，“公民社会”这个现代性、后现代性中蕴含的普遍性理念，必须寓于“欧洲公民社会”、“美国公民社会”、“东方公民社会”的特殊之中，但是任何特殊的公民社会都未能穷尽“公民社会”这一普遍理念的“无限丰富的可能内涵”与无限拓展的可能存在，这样，就为“好东西”的普及与创新提供了余地，也为每一个特殊生命，即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在其特殊“背景”下发挥其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行动力、领导力、影响力、文化生殖力、更化鼎新力）拓展了现实空间。也为必须尊重、善待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共生哲学的显现与朗照开辟了通道。

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由于新媒体、新技术全面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占有不对称“三大不对称”已然被迅速打破，公民生命自组织力的发挥，离不开公民意识的自觉与诚挚，特别需要用

精神、

思维，来以

待人、待事、待物，即以

为本心——MY SPEECH IS GOLD！这里的GOLD，金，就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唯其如此，才能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从关系的共生缘（即善缘，亦即良好关系、联系、联盟），提升我们的思想力、行动力、领导力、影响力、文化生殖力、更化鼎新力。尤其是领导力、影响力的内涵可以有若干界定，且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其不变的内核，永远是价值观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即以

为本心！

昨天的沙龙，也让我反观到自己的思想成长与时代的同步性，不妨罗列一下过程，向诸君作一简要汇报：

1、1969-1977年前，躬耕田亩的我主要关注乡村居民身体疾苦，潜入中医药研制应用，常常体验解除别人痛苦后那瞬间的无比欢乐，并在田头地脚阅读马恩列孙斯毛鲁曹；

2、1974年始，关注哲学对人的心灵能量与智慧的激发，1978年参加县委党校举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班”后策划组织知青场生产结构的调整改革，初尝思而行的快乐；

3、1980年，关注社会生活与历史的动力机制及东西方文化比较；

4、1982-1984年，关注“三论”及科学史，探究思维科学与思想力机制，并凭论文参加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慕名到中国科技大学拜访温元凯，并在他的工作室接触到Apple PC机；

5、1986年，基于耗散结构理论提出“公民个人权利优先” “重建公民共和国”并试图建构“作为整体主义的共和国公民学与作为个体主义的共和国组织学”；

6、1990-1997年，关注东西文化撞击后在各个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近代诸子”的作为，并策划组织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国学大师丛书》，以期激发当代学人的创新精神，体验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的快乐,在朋友的帮助下1996年终于拥有一台奔3PC机；

7、1994年初，关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体与用之争，为解决此所谓“文明的冲突”，提出一种“背景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8、1998年，关注准政府型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应邀出席由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版协召开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座谈会，提出“取消一切非政府组织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的命题；

9、2000-2003年，感受生命在官场与商场的双重挤兑中成长，回应一位居高位朋友关于“三个代表”的提问，指出中国社会未来三十年可能的四种前途；

10、          2003年，与朋友策划《中国共产党官德读本》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读本》未果，2005-2007年，关注生态文明形态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总结前三十多年的体验、观察和思考，陆续刊发在华盛顿《新世界时报·枭阳通讯》，后经朋友整理成册出版《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与《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

11、          2007年9月，发表“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及“共生主义理念”，应邀出席中宣部中央舆情局组织召开的“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目的是为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意见），在会上正式提出“以社会建设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2、          2008年10月，出席“中欧社会论坛”欧洲筹备会议并作总结发言，年底应邀在深圳科技馆第一次向公众作演讲，主要谈“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我期待出现一种超越“利益共同体”的全新组织形式：“公民共生体”；

13、          2009年，关注有影响力的人倡导“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14、          2009-2010年，关注世界气候政治与无核世界提出“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理念；

15、          2010年后至今，回到关注全民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着手筹建思想库并希望创办一所当代性大学和一个已经注册中英文域名的共生网……

我发愿：致力于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改善和提高身心灵健康；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公权组织，臻趋善政与良治之正果。

如果中国公民社会能顺利成长，中国能较快较顺畅地理顺自己的内部事务，如果中国注定要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崛起，成为继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后，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那么，中国带给当今世界的，绝不再是以军事强权、政治强权和经济强权为先导的文化，而必是一种更加上进、更具兼容、更有德性的可与法兰西之“自由、平等、博爱”，美利坚之“民有、民治、民享”媲美的全球“良知、文明、共生”的普世福音——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共生主义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普及！

我相信，良知、文明、共生三位一体，将成为中国和中国人新世纪新时期受到普世欢迎的文化标识或文化名片，而它的背面写着三个字——中国梦！

我将在与诸君的交流激发中继续努力，请诸君帮助我、鼓励我，愿我们一起走向共生，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谢谢诸君！谢谢师教授！

钱  宏敬上

2011年8月23日晨志于天通苑开关居

一点说明：

有感于现实生活中的“诚信危机”意欲重振中华道德风尚，于1995年11月2日创作《“

”的精神》一文，并收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本人的文集《爱与思语——追寻可能的世界》（1997年12月）。

是的，当今世界，诚信，作为人的第一美德规范，从来都没有这样需要啊！但汉语双音词“诚信”被心口不一言行分离的人们用得太滥，以至于它本身就没有诚信，所以，需要创造一个新的载体，来承载其作为第一美德的含义。我冒昧地以为，就是这个“

”字。它不只是一个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思维，一种人所特有的价值取向，一种灵魂性的东西！有了这样的精神和灵魂，中国执政党率先全球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所承载的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社会、共生世界——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才有根基。

2008年12月初，在德国萨阿布吕肯欧盟学院一次论坛预备会上，我作为中欧社会论坛的首席顾问和中国大陆的唯一出席者，受会议主席卡莱默先生委托，做了一个总结。当我谈到中欧社会论坛的宗旨时，我由衷地指出：在中欧社会关系建设，乃至世界社会关系建设中，“对话、理解、行动、建议”固然是我们必须抱定的宗旨，但是，我以为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就是“诚信”，即我所谓的“

的精神”。于是，我和全体与会者（来自全欧各国及香港代表）分享了这个新汉字，并冒昧提议大家一起念：“

（Yǜ），MY SPEECH IS 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