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_读后感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

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春秋晃眼，廿四虚长；无学无术，苟喘于世。但求执笔泄言，清心一片。南无阿弥陀佛！

至于“封建”之滥用、误用、错用，向是知其所以然。鉴于郭沫若先生文革期间之人品表现，相信“奴隶社会”的考证终究是子乌虚有的御用之笔罢了。而，今日捧钱穆遗作而阅，不想“专制”却是受了同样的莫须有之罪！！诚惶惶然恐矣！他日，向是知中国五千年之历史，由战国以下至秦统是一变数，亡封建，建私有；亦是知往后专制之愈盛、文化之愈柔而内省，窃以为此乃历经前朝兴亡之鉴，后世帝王士相汲取而行之，虽是专制愈盛，终究是在一个专制的框架里行事。不想，我中华历五千年之历史，真正的专制之王朝唯蒙古、满族所主之朝而已！历数秦下之其它王朝，于法理之上，帝及百臣各司其职：虽贵为天子，亦不可胡妄非为，帝职在于主礼、在于敬天（天心即民心），朝政兵家大事，若无群臣首肯，怕也是无可奈何，若无群臣首肯，亦无何权力下诏。黄仁宇笔下的神宗皇帝终其一生，尚不能随心，读之而怜而叹！

于是，何谓历史？《一九八四》的精彩在于告诫吾等：历史，终其所在，怕只是一种虚幻，历史的一切都在于材料，历史的一切的意义都在于头脑里相的错觉，于是材料改了、人心变了，历史怕也是变了，于是历史本来便无常，是可不是，不是可是——这就便是在职者五十年来之所作所为，而更痛者在于其毒尚存！教育乃立人之根本，根本已中毒，遗祸深远哪！

一年前书《美女导论》之心境与今日之心境已是回到了其篇首段之语——人生果然无常，不想又是回去了，回去了„

宽容！宽容过去，宽容历史！

当日，听杜唯明之讲座，突发其想：百年前及至今日，“自由”、“民主”等西方理念之深得人心，而我中国传统理念之不存，怕是人性使然。自由、民主不求个人有所作为，乃是赋予个人权利，虽有义务，但已被法律、制度替了过去，于是，个人在里面全是接受了权利；而中国传统之政治理念却是要求个人有所作为，且是大有所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何其难矣！古往今来，成圣者何曾多？这里相个人无所获得，全是付出，而付出代价却又是如此苛刻——历经千般苦难、诱惑而成一不为利、名、权所动之圣人！倘若两者皆能治世，由人性论，尚且选择前者，更况，近五百年来，西方赢了东方。

王朝之腐败，钱穆问责于人事，而认为法理完善。但，愚以为，倘若法理或制度是真正的完善，人事便无所兴浪。于是，在这里，法理之完善，怕只是纸头、形式上之完善，至于现实如何，怕是另一番景象了，看新中国五十年以来执政之术便可知之矣。于是，人事善而国善，人事恶而国恶。看来，五千来法理之善，终究是落了个“满罪的仁义道德，底子里却是一肚子的男盗女娼”的局面。圣贤之书恐怕亦是对吾等未涉世之人有所教诲罢了，而对于入世之人，终究是无所用用，最多是成了男娼女盗的伪君子的伪善的幌子罢了，五千年之历史，真正依圣贤而行事为

官者，好下场的又有几个？社会真正里相的面目却是圣贤不敢教也教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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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差几百页才读完钱穆的《国史大纲》，但是个人的感触却涌动于胸，不写不快，所以先于读后感写在前面了，可算作读中感。

历史有很多种，而《国史大纲》自然多半是政治制度的历史，再略带些思想、文化的历史。而历史主要学的和研究的，依旧不过是政治的历史。可以说政史是不分家的。而我也相信，每个学科甚至是行业，都有其开创和发展的历史，而那些历史，也可以说是一种传承。就如同文化也是无所不包一样，文化也有文化的历史。

记得读《国史大纲》开篇时，作者就提出了“温情与敬意”之说。这种说法是对人的，也是部分对事的（政治、制度、文教等）。由事及人，主要还是对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学历史，看待问题的角度是要站在当时古人的立场上的。而关心和研究政治史，为天下，为国计民生。那么真正能体会到这些，真可以算得上是以史为鉴了。

后世（也就是今天）研究历史，人们往往先看到了（所关注的）什么？儿时看到的历史是有趣的故事；青少年时学到、看到的历史是知识（为了应付考试用）；至于茫茫大众，对历史不求甚解只了解大概的人们，也许是将历史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大约就是当今的学者专家们抓住了茫茫大众的心理吧，所以大家再看历史，都有些偏颇地钻牛角地去看野史（解读野史）、看花边历史，研究历史上的桃色艳情罢了。又或者以今天的比较大众化的口语（或术语）白话历史，比如易中天品三国什么的。

而真实的历史是冷酷而无情的，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和噱头。而历史既然不容歪曲和捏造，当然也不容今人歪曲地解读了，我就曾经从新华网上看到有人提出林则徐也成了国家罪人之类的观点，自己也曾写文章批驳过。有时候觉得有些人的研究出发点或者说方向根本就错误了，那真是万万要不得了。

个人选择读《国史大纲》是因为曾经泡在某历史论坛上有一段时间，总能见有人推荐这部书。自己也下载过PDF电子书，但是因为该电子书全为实体书扫描出来的，所以阅读起来很费劲，故此狠下心买了正版的来读。我觉得如果是历史系或中文系相关专业的，就更应该来读一读。

这本书采用的字体都是繁体，竖排，小字插注，从左向右翻页的阅读方式。这让习惯于简体，横排，页注或篇后注，从右向左翻页的阅读方式的人们有些不适应，不过习惯习惯就会好了。该书的语言半文半白，引用的诗句或古文自在字里行间，而注释也不是针对引用的，而是针对一些地理、名词或观点之类的，我以为这样很好。

总之，该书的编排与内容都接近了古代书籍的样式，符合作为一部学术史书的气质和样貌。以大纲的形式将中国历代的历史概括出来，文笔精练流畅，观点清晰明确，让我深感敬佩。而其作为类似大学教材似的教科书，除了列出帝系年历以外，数据表格、地图也有，更说明了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

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史书，而又想学历史的话，就读这部《国史大纲》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既然选择了，就让我们放下个人心怀的对历史是非的一切偏见，带着作者钱穆先生提出的温情与敬意，认真从头读古人，体会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仅学到了知识，增添了新的观点，还可指导如今的看待事物。

此致个人（对《国史大纲》的）诚挚的温情敬意！

近日开始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现在将所读的心得体会记录于此，以求教与各位。

翻开此书，首先进入视野的是这样的一页文字，现摘录如下。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以上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以上便是钱穆先生所列四条信念。我们仔细的阅读一下，便会感到其中的深意。 首先第一条，这条回答了历史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历史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增强国民的基本素质。或许历史确实不如其他的学科有那样的直接的现实意义。历史不像理工科，能给人们带来科学革命，在物质上极大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历史也像哲学，能够给人提供方法论上的知道意义，甚至历史也不想文学艺术一样，能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但是历史既然是一门存在的学科，那它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历史知识对人的印象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若是稍微的具备一点历史知识，我想我们在看电影时，在开小说时，在其他的很多情况下，都会有一种基本的素质在做支撑，或许就不会有投名状里的那灰色的笑柄了。当然这是历史的基本作用，历史的作用可能远不止这些。出色的政治家，著名的科学家等等，他们或许从历史中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因此在现在社会上人们对历史普遍漠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分析其中的原因，其中历史教育的目的，历史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可能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漠视甚至是厌恶，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历史似乎就是陈年老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的一些拗口的东西。因此历史教育需要改进，而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的水平甚至还不如这本国史大纲，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条和第三条，钱穆先生说明了对待历史的态度，由于钱穆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原因，所以他特别的强调，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这个说法对于他成书的时代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对待历史应该是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包括所有的公民。我认为我们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平和的态度，带着一颗平常心来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来认识和揭示历史的复杂的面目。具体说来对于本国的历史，首先不能认为现在我们站在历史最好的时候，对以前的历史充满了不屑和谴责。这就是钱穆先生在第二和第三条上所强调的。其次，对于历史我们也不能过分的带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倾向，不能认为以前就是最美好的而且是难于超越的了。当然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折中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尤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要不先入为主，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来做判定或者评价。

第四条钱穆先生则将历史的传播，上升到了国家向前发展的层次上了。这就是所谓钱穆先生希望大家通过历史学习，都能受到启蒙，从而成为先知先觉之人。

以上便是我读这一页的体会，还请大家多多批评。

上古尧舜及三代之郅治，历来为学者所津津乐道。可上古之时，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水平远不逮汉唐，无论今日，何以称郅治哉？学者谓，上古三代国柞之长，后世莫逮。最长周代八百多年，夏商两朝也有六七百年，而后世最长汉代四百多年而已，不可相提并论。三代长治久安之道理何在，究其根本曰道统治统一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既为王者又为圣人，内圣外王一也。圣王定礼乐，四海宾服，天下郅治。郅治之极，有东征而西怨，西征而东怨之说。三代后，道统治统渐分，王者不再出圣人，圣人不复为王，内圣外王不再合一。

何以三代前治道合一，后世治道分离呢？首先三代为贵族社会，教育不普及，几乎为贵族独享，平民受教育程度低，故有官学无私学。学在王官，故圣人只能出王官，治道合一。东周为我国史上一大变局。一方面王室衰微，导致礼崩乐乱，贵族王官道丧学绝。另一方面，时出身没落贵族之先圣孔子首倡私人讲学大起，有教无类，打破教育之贵族平民界限。如此一来，受教育的平民遂成新兴的士阶层。与庞大的平民士阶层相比，王官贵族远处于少数，故后世圣人即称第一流人物常出至下士平民。故后世治道分离难合。

如此严格的治道合一，即圣王一体，应视为理想状态，后世只能遇而不能求。然而，国运之长治久安，则仍为全体国民之期待。学者唯有着眼现实曰克己复礼，致君尧舜，直追三代之隆。实际，三代以上能称圣王的也只有上述几位而已，其余多为守成令主。故学者力求将经学礼乐等外王之道安于上以配合帝王治统，也可称一统。

治道一统，国运大兴，天下大治。反之，治道背离，则天下乱象不止。春秋时，秉拨乱反正之志，孔子订六经，述先王之道，周游列国期以行其道于诸侯，以匡王室平天下，然不见用。其间，有管仲之尊王禳夷九匡诸侯，孔子赞其行，然又曰其器小。五霸没，战国时，天下更乱，仁义尽丧，完全陷入弱肉强食的混战中，民苦不堪言。亚圣孟子出，倡孔夫子之学，提出王道重义保民等匡世道人心，仍不见用。终东周世，上失其道，国运衰乱。

秦灭六国，尊法家之学为官学，弃先王之道，焚书坑儒，国柞极短，不过15年而亡。汉代学者吸取秦亡教训，重拾经典，复兴礼乐。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为官学，经学大盛。治道中绝几百年后，重新合

一。政治走上正轨，国家强盛，四夷归化，充满生气。其间虽有王莽之乱事，然人心思汉，不久光武中兴，再造强汉盛运。东汉经学更盛，学者始定三纲五常为，不易之道，以安天下。东汉社会重气节清议，汉末党锢之祸，诸士不惧黑暗势力，慷慨赴义。体现经学道统之信仰捍卫社会正义的力量。

曹丕篡位，为我国史上又一大变局。先前莽身败名裂不足道，曹氏父子之成功，实颠覆经学信仰之根基。由于，其得位不正，故忠字不敢提，只能举孝。对人则曰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同时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曹氏始做俑，后有司马氏，宋武帝等接二连三借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社会道德再次沦丧，有薄汤武非周孔之说。甚至开始怀疑尧舜之事。经学道统失落之同时有西域之佛教传入中原，本土道教也同时兴起。整个社会宗教气氛弥漫，陷入玄风清谈，不再关心现实政治。山林隐士也比前朝增多，许多人为逃避黑暗洁身自好不出仕。此时国运则处于长期的大分裂和战乱中。西晋虽有短暂的统一，然不久又大乱，北方中原第一次陷入胡人手中，大量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虽有几次北伐，均功败垂成。故曹操实为千古名教之大罪人。

北朝士人则被迫与胡人合作，尝试在胡人政权中，重建经学道统。至魏孝文帝时，去胡风全面推行汉化，北朝社会终于走上正轨。这是经学道统和中国文化的大幸。与南朝社会的萎靡不振相比，此时的北朝开始充满朝气，至隋时北统南局成。中国终于走出分裂，重新迎来国家统一的盛运。

唐代仍奉经学为道统，太宗诏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为官学，自此科举取士即明经科相沿遵用。盛唐天下大治，声威远加四方之穷极，为中国史上又一盛世，后世并称汉唐。然唐代科举中还有重诗文之进士科。由于明经仅责背诵为士所轻。唐中叶后，科举出身渐以进士为荣。经学道统，再次没落。且科举本以利禄诱人，唯才是举，无育德之力。晚唐进士，尤以轻薄著称，难堪重任。晚唐国运士气再陷入衰败，不可收拾。残唐五代，又为中国史上之大分裂黑暗时代。黄巢，朱温肆无忌惮，又有沙陀，契丹等胡人入侵，朝代更迭频繁。有冯道竟历经八姓。真天地毕，贤人隐。直至宋太祖开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天下始定。宋时，社会道统之说再起，先前唐韩愈曰孟子后，先王之道不传，提出以文载道主张，程朱大儒更以天下为几任，曰继往圣之绝学，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始创理学，又始取礼记中大学中庸进孟子配论语，曰四书配五经，总曰十三经，定注疏，号称经学统一。科举始创以经义取士，终宋一代文运之盛空前，人物士气远超唐朝，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无大的内乱。然因宋开国时，惩唐武人方镇割据，防范过甚，导致武功不竞。加之，五代时燕云16州失，北方无险可守。南渡后，又杀岳飞，国势终不可振。1289年，中国全部沦为胡元。

元兵所至，多少名城沦为废墟，大量中原农田变成蒙古人的牧场。元代社会，中国人列于三四等公民，地位卑微。读书人则有九儒十丐之说，可谓斯文扫第。许多读书人的才智遂转移到戏曲小说之创作上。直至元仁宗时始复科举，分蒙古汉人两场，然不久便罢，且选务混乱。终元世，无道统可言，忽必烈后武功盛极而衰，王室内乱不已。不到百年，红巾军起，明太祖扫尽胡尘，恢复中华。

明代起立朱子理学为道统，中国社会又迎来光明的盛世。成祖时，内修永乐大典，营建北京，筑长城，外平安南，亲征蒙古，恢复汉唐疆域。派郑和下西样，建万国朝贡体系。即使万历年，中国武功不堕，支援朝鲜荡平倭寇。明代社会书院遍布城乡，讲学之风浓厚，学子士气不减宋时，商品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物鼎盛。惜太祖废相，政府失去中枢，导致太监专权，一手遮天，败坏朝政。崇祯帝时，内外患并至，不可收拾。

清代，中国再次沦为夷狄。汉人被迫剃发易服，华夏衣冠礼仪中绝。满洲统治者又造文字狱压抑自由学术，宋明理学中绝。士人埋头于故纸中，以考据为务。考据愈深，则疑点俞多，伪经伪学之论层出不穷，经学的信仰基础再次动摇。清代康乾百余年，虽号称盛世，实社会仅粗安，经济文化不得与汉唐宋明，相提并论。乾隆好大喜功，社会危机蕴埋。嘉道中衰，西方坚船利炮入侵，中国大败。洋务派起曰中体西用，师夷人之道以制夷。然甲午又战败，时又有立宪派起曰变法图强。然统治者曰利中国不利满洲，又不成。最终酿成民族革命。终清之世，因道统不明加以夷狄控治统，面对西风东渐，束手无策。时日本则提出尊王禳夷等成功转型。

民国时，中国采西制，废除帝制，中国道统治统均大变，社会愈加陷入不稳定状态。新文化运动救亡太切，竟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曰打倒孔家店等，将中国千年史定位为封建专制，至此中国道统完全沦亡，至今积重难返。失道统又易治统的民国国运可想而知。

今汉服运动，重见我国传统衣冠礼仪，应视为恢复礼乐道统的初步，读经运动，则应视为恢复经学道统的基础。道统终复，国运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