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符号的柳
经年累月在西安南郊的小雁塔晨练，院内那个不大水面的近旁，有一排垂柳。每到早春，总有那么一天早上，走进小雁塔西门，远远朝东望去，一天以前还了无生机的垂柳枝条之上，竟忽然现了活力、添了色彩，呈现出一派朦朦胧胧的鹅黄嫩绿，让人立马感受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愉悦。老杜有句：“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正是由于具备着给冬尽春来时的大地涂染第一抹新绿的神奇能力，形而下的柳树便有了形而上的文化意义，成为了报春使者这么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文化符号。 不过，柳树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不止此。大到晚清名将左宗棠从甘陕边界一路栽植到新疆、被誉为“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公柳，小至南海观世音菩萨手中那根看似柔弱的柳枝，其中的文化内涵，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铺排清楚的。不过，在我看来，在中国历史上，最被人推崇和歌咏慨叹的，是折柳这么一种文化行为，是送给即将远行之亲友的那一根作为“别情”具象物的柳条;而历史上折柳、送柳最有名的地点，就是西安的灞桥。 灞桥位于古长安（今西安）城东12公里处，横跨灞水，宋人程大昌所著《雍录》一书指出：“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i、潼两关者，路必由之。”据清代《西安府志》言：“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这说的是清代的景况;但史载，灞桥多柳，自古已然。不管官家民间，凡送别亲人好友东去，一般都要走到灞桥后才止步。唐代在这里设驿站后，就更是如此了。不知道是哪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多情种子，在桥头折下柳枝，把满腔的离情别绪寄托到这个通体翠绿、身姿婀娜的具象物之中，赠予远行客。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送别方式，显然很快就得到大家喜欢，效法者众，久而久之，“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为长安城独有的一种习俗。南宋人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载：唐代诗人雍陶有一次送别故旧，行至灞桥，问随从曰：“此桥为何称情尽桥？”随从道：“因送别到此为止点，故称之情尽桥。”雍陶不以为然，咏出七言四句：“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诗题名曰《折柳桥》，灞桥与折柳，遂成为浑然一体。 仔细想想，柳树能够在人的感情寄托、感情交流中，担当起如此重任，倒也是有缘有故。 首先，中国人历来喜欢在字的谐音上搞一点儿名堂。柳和留谐音，折柳赠予远行者，用以表达自己依依不舍的挽留之情，颇为恰当。也正是缘于此，这种始于汉，盛于魏晋南北朝，经唐、宋两朝沉淀和凝固，成为被文化精英与市井百姓共同认可的世俗奇葩，是货真价实的雅俗共赏，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次，柳是一种易栽易活、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树种，坊间俚语“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展现的就是柳树这种落地生根的高超本领，也因此，明人王象晋编撰的《群芳谱》，才称其为“易生之木也”。折柳赠予远行者，希望他在远离故土以后随遇而安，从容应对，其情殷殷，感人肺腑。 第三，柳树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柳絮、柳芽、柳叶、柳枝、柳皮、柳根、柳屑（柳树虫蛀孔中的蛀屑）皆可入药。春秋之前，人们患病，常常找“巫人”医治。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开始逐渐摆脱巫术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巫术的影响，却长久存在于这个行当之中。这使得富含药性的柳（不仅仅是柳），就会被古人视为祛邪驱鬼的利器，常常被用来充当吉祥物。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虿毒。”而民间，则有“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等俗语。所有这些，均能映证折柳赠别的辟邪寓意――远行者带上它，可以使鬼魅望而生畏，远远躲开，旅程的平安得以确保。 拥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形而下的柳树成为形而上的文化符号，理所当然！ 随着历史的大步前行，灞桥折柳这种存在并延续了上千年的送别方式，已经荡然无存，这让人惋惜。但灞桥（包括新桥和古桥遗址）还在，历朝历代数以百计的以灞桥、以折柳为内容的诗作还在，灞桥折柳，依然是西安人心中无法抹去的文化符号。我们应该让这种内涵丰富的美好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精美的艺术品活在当今现世――在舞台上，在荧屏上，甚至在已经与古代面目全非的灞桥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