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克诚所得的教训
2009年10月1日,是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父亲黄克诚107岁生辰纪念日。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父亲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是一个用自己的大脑思索的人,从不盲从,从不见风使舵。从湘南暴动反对大杀大烧起,他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说他“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没有不提意见的”。 从到红三军团后,他反对打中心城市,反对杀“AB团”,中间被批判撤职差点丢了命,到长征时因提意见又被撤职,在苏北抵制“抢救运动”,到东北反对守四平。他说:“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父亲没有上山开会,后来通知他开会,是要他去批彭德怀。他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彭德怀可能挨批。他上山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认为彭德怀的基本意见是对的,有的地方写的不妥,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利益,仍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父亲等人还是器重的,认为父亲是能“独当一面的好干部”,否则不会让他当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特别找他和周小舟、李锐、周惠几个人谈话,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希望他们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在这个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刻,一贯敬重毛泽东的父亲仍然实事求是地一条一条地反驳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肯落井下石批判彭德怀。父亲说:“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在庐山会议上,在顾全大局的重压下彭德怀和父亲都被逼违心认罪,心中耿耿,无日得安。父亲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庐山会议的教训使父亲在“文革”中无论处境多恶劣都不肯再做任何违心的检讨、认错。 对于个人的待遇,父亲从来不跟那些比自己境遇好的人比。他记得的是那些被敌人杀害了的和那些无辜惨死在同志手下的英勇的战士。“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屡遭劫难而不改初衷是因为他早就懂得了革命不是一条坦直的路。他相信历史在算总账时是公正的,却不指望每个人都“善有善报”。他知道,为了一个合理的事业,有时必须付出不合理的代价。治病动手术也要流血的。 思远志坚 父亲的胸怀就如大海一样宽广厚道。用人,做事,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就去做,他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绝不计较个人恩怨。 他用自己的经历去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提出对林彪的历史评价要功是功,罪是罪,指出写历史的人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学习司马迁。父亲从不揽功诿过,他说过:“我在任时,所有我没有反对,又参加开会的错误决定,我都有一份责任,下台以后的事,我就没有责任了。” 对人的处理,只要不危及事业,他都采取最温和的措施。 吴法宪是父亲的老部下,1959年时为了解脱自己,保官位,向上爬,诬陷父亲私吞一笔黄金交给母亲。父亲的清廉是全党全军有名的。此言一出,立即掀起大波,甚至有人诬指父亲要用这笔钱养私军叛国。政治上挨批,父亲问心无愧,但这件事使父亲寝食难安,怕账没了。 这笔钱是大军南下时经李富春书记批准,父亲带到湖南去安置烈士遗属的。幸亏管钱的翁叙文叔叔把所有的账和李富春的批文都留着。专案组查的结果,按改币后的钱算,近千万的钱,只有几百元的白条没有入账。 而“文革”后,父亲对吴法宪等人老年生活仍作了特别批示,指出要安排好,使老人生活无忧,不得牵连无辜的子女。 但父亲绝不纵恶养奸。在刚进军东北时,时局艰难,军队挨饿受冻,为了严肃军纪,在东北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使部队不至于动摇军心,父亲也含泪处决了几个严重犯纪,组织闹事、逃跑、抢火车的老兵。 我有时想,像父亲这样受教育很少,又在闭塞环境长大的人,是怎样炼出来对国内外局势深邃的洞察力呢? 他说:“各根据地分散,不能事事靠党中央指示。”长期的战争生活和独当一面的工作使他很有全局观念。 在苏北时,他说:“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他专门安排几位懂外语的同志收听英美等国的广播,自己分析国际形势。 抗战刚胜利,他就向中央建议进军东北,此举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基础,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摘自《我的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