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第二节《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从创作背景看，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吏治腐败、社会混乱，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

从选材看，作品具有鲜明的倾向。（紧扣“冤”字，由歌颂到批判）

从组织材料看，有意指向社会原因。（非个人责任、非误会因素，社会悲剧） 从构建情节看，有意突出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

第三节《窦娥冤》的悲剧意义

第四节关汉卿的艺术成就

关汉卿的杂剧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如：与他差不多同时期的著名作家高文秀被称为“小汉卿”，稍晚一些的南方作家沈和甫被称为“蛮子汉卿”，关汉卿成为一代风标。其艺术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

第一，揭露社会黑暗残暴，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前面我们分析《窦娥冤》知道，关汉卿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立足于现实，紧紧抓住元蒙统治者的残酷、腐败和人民无可摆脱的悲惨命运这个现实生活的本质，在自己作品中予以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人物矛盾的典型性以及鲜明的倾向性，使关汉卿的作品成为元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他的作品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还闪耀着强烈的理想光辉，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与同时代的其他杂剧作家相比，他的作品独特之处就在于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苦难为满足，还着重写出被压迫者身上蕴藏着的反迫害、反奴役的斗争精神。关汉卿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处于弱者的地位，但他们敢于同各种恶势力斗争，并凭着他们的决心、智慧和力量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关汉卿善于写悲剧，但没有哪个作品是纯粹的悲剧。或者悲剧的主人公在喜剧的情节中转化为胜利者，或者制造悲剧的人最后受到惩处。即使是《窦娥冤》这样的大悲剧，主人公含冤而死，但她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终于使坏人受到惩办，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第二，善于塑造各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关汉卿是一位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在他的作品中，活动着元代社会几乎是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这些人物，

尤其是下层人物，大多数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关汉卿善于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窦娥天真善良、刚强正直的性格是通过她与蔡婆婆、张驴儿父子和官府的矛盾冲突逐步展现出来的。在《单刀会》中，前三折通过旁人之口极力渲染关羽的神勇忠义，第四折关羽出场，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最后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关汉卿在戏剧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主要又是运用行动描写、心理刻画和角色语言创造等方法。如《救风尘》第四折写赵盼儿将周舍离弃宋引章的休书骗到手，与宋引章扬长而去。周舍赶到，连骗带夺把休书从宋引章手中抢来撕毁。正当他得意洋洋地威逼宋引章回去时，赵盼儿从自己身上掏出真休书，挫败了周舍的阴谋。这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行动，同时刻画了周舍的奸诈，宋引章的幼稚和赵盼儿的机智老练。又如《调风月》中燕燕得知小千户另有所爱后，满腔悲愤，对着扑灯飞娥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好轻乞列薄命，热忽剌姻缘，短古取恩情。”“见一个耍娥儿来往向烈焰上飞腾，正撞着银灯，拦头送了性命。咱两个堪为比并，我为那包髻白身，你为这灯火清。”这段借物比兴、感叹身世的心理刻画，成功地表现了燕燕不拘于现状，大胆追求美满姻缘的倔强性格。关汉卿还善于用语言来刻画人物，他笔下人物的语言随着身份、性格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色彩。如《窦娥冤》的语言晓畅，《拜月亭》的语言清丽，《救风尘》的语言爽朗，《望江亭》的语言隽永，《蝴蝶梦》的语言率直，《单刀会》的语言豪迈，都与主人公的性格相符合。

第三，善于组织设置紧张尖锐而又富于变化、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关汉卿是位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精通舞台演出规律的艺术大师。他深知戏曲演出除了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动人的情节外，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这样才能产生吸引观众、打动观众的艺术效果。他的作品往往开始后不久，就使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迅速展开，然后不断发展，最后引入高潮，并在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如《窦娥冤》“楔子”中交代窦天章无力还债和进京，只得将窦娥典与蔡婆做童养媳。第一折开场后就展开了戏剧冲突：蔡婆讨债，赛卢医赖债害命。张驴儿父子救人后乘机要挟，要做上门女婿，窦娥坚决拒绝。对立的双方矛盾冲突由此而急剧发展：张驴儿霸占窦娥的贼心不死，企图毒死蔡婆，不料却毒死自己的老子。张驴儿乘机进一步要挟，窦娥坚执不从，桃杌糊涂断案，窦娥屈打成招。窦娥抒发胸中冤屈悲愤，控诉人间不平，谴责天地鬼神贤愚不辨、

清浊不分。剧情至此进入高潮，看来难以有新的发展。然而在法场，窦娥突然提出三桩誓愿，象异峰突起，使剧情又拓开新局面，窦娥的反抗精神发挥到了最高点，观众或读者的情绪也达到了沸点。第四折写窦娥鬼魂复仇，窦天章昭雪冤案，着墨不多，全剧也戛然而止。

第四、戏剧语言本色当行。关汉卿是位语言艺术巨匠。他善于以大众口语为基础，并吸收古典诗词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锤炼，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戏曲文学语言。这种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而又富有表现力。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不用华丽的词藻，浓艳的色彩，也不假借夸张和铺叙的修辞手段，以本色见长，历来被推为本色派的代表。如《窦娥冤》中不少唱词就象家人对话一般，保持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它的用词明快、生动有如口语，而无口语的生涩、粗糙；精炼、遒劲有如诗词，而无诗词的典雅、难懂。作者还经常运用一些熟语、成语，更增加了表现力。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以唐诗喻之，则关汉卿似白乐天。„„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又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第四章：王实甫的《西厢记》

第一节《西厢记》作者及题材的演变

一、王实甫，与元代大多数汉人作家一样，其生平可知者极少，只知他是 大都人，字德信，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在当时有极高声望。根据有关资料，他曾写了14种杂剧，现存作品除代表作《西厢记》外，还有《破窑记》、《丽春堂》，另有《贩茶船》、《芙蓉亭》残本。

二、题材的流播：

《西厢记》最早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主要写的是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宣扬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论调。

宋代时《西厢记》得到文人推崇与传播：秦观、毛滂都有以此为内容的歌舞曲《调笑转踏》，赵令畤据此改写为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皆为西厢故事输入

了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出于传播的需要，《西厢记》 进入说唱，民间艺人创作南宋话本小说《莺莺传》、宋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院本《红娘子》等。金代董解元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对西厢故事的思想主题、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作了创造性改造。元代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崔、张故事进行了带有总结意味的再创造，以代言体的戏剧形式予以完美表现，写成了《西厢记》杂剧。虽然《西厢记》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实甫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发展在于：第一，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使结构更完整，情节更集中。例如，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一事占了相当长的篇幅，它实际上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王实甫将它压缩得很短，这样就使主线更为分明突出。第二，使主要人物的立场更鲜明，从而加强了戏剧冲突。在《西厢记》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阵营，一以张生、崔莺莺、红娘为代表，一以老夫人为代表。王实甫将这两个阵营的人写得泾渭分明，态度毫不含糊，并以此来展开矛盾冲突。第三，在情节安排、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更为精致完美，并增加了一些喜剧色彩。例如，利用景物来表现情感是《西厢记诸宫调》的一大特点，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也大量运用了这一手法，但比较一下两部作品的“长亭送别”就可以看出，王实甫写得更细腻，更优美。

三、《西厢记》的矛盾冲突

《西厢记》的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它赞美了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是情的颂歌 叛逆者的赞歌。但这还只是它的表层意义。《西厢记》之所以长演不衰，还另有其原因，即它表现了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现象——自由与规则的冲突。人有各种欲望，这种欲望本质上是向往自由的，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为了种种目的，往往制定出许多制度、观念来制约人的欲望，因而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冲突。这种冲突往往能穿越时空，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共鸣。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是爱欲的代表，老夫人等则是人类规则的代表。《西厢记》的戏剧效果就来自于这两者的冲突。

四、人物形象

作品中的老夫人时规则的维护者与执行者。她严肃地维护着封建礼教，固执无情； 莺莺，是正当妙龄的少女，情窦初开，天然地有着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但她地贵族少女的身份，从小到大的束缚，形成了她独特的性格：外冷内热，犹豫不决。

张生是一个饱读圣贤书的文人，他的身份和使命也约束他必须遵守维护封建礼教，但来自青春的欲望和对美的天然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执着却又有些软弱的书生。红娘归属于社会下层具有下层劳动者特有的机智泼辣。她表现为礼教的拆除者，或许与儒家思想对于社会下层约束力相对较小有关。

五、《西厢记》的语言艺术

总结：《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作为剧本，《西厢记》杂剧表现出的舞台艺术的完整性，达到了元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明初的贾仲明环顾剧坛，提出“《西厢记》天下夺魁”，一锤定音，充分肯定了《西厢记》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西厢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表现在：

第一，《西厢记》突破了一本四折的杂剧体制，有所创新。它打破了元杂剧规整严格的体制要求，由五本二十一折组成大型连台杂剧。它也打破了每折只能由一人主唱到底的成规，不仅有轮唱、对唱，还有合唱等多种表演方式。体制的革新，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能力。

第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作者既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同时也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惟妙惟肖，纤毫毕现。比如作者紧紧抓住崔莺莺既爱又怕的心理、张生大胆又带有书生酸气的特点，将人物写得极有个性。例如第三本第二折（俗称“闹简”）写红娘从张生处带回给崔莺莺的书信，崔见信后勃然大怒，对红娘说：“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等到红娘真要将书信交给老夫人时，崔又说：“我逗你耍来。”稍后又写回信给张生，约他相会，但却对红娘说：“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等到张生读信后，真的赴约时，却又遭到了崔莺莺的一顿训斥。其中的两句唱词“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

生”正典型地表现了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心理。此外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

第三，作品戏剧性强烈。整部作品情节结构宏伟紧凑，张生、莺莺、红娘和老夫人之间两种冲突，两条线索交织发展，艺术节奏上张弛相间、波澜起伏，剧情组织上悬念迭起，作者在艺术手法上也采取了虚实相生、明暗对照的方法，使戏剧情节变幻多姿、引人入胜。

第四，语言优美。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西厢记》的唱词华丽典雅，宾白则是鲜活的口语，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充满生活气息。正因为如此，《西厢记》往往被人当成“文采派”的代表。如第四本第三折中的[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煞]：“春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这些唱词因为语言的优美，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虽然文风华丽，《西厢记》的语言也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合乎人物性格身份。整体上《西厢记》形成了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后人总结为“剧中有诗，诗中有剧”呈现独特的艺术风采。

第四节《西厢记》在爱情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地位：《西厢记》是爱情文学史上一部出色的戏剧。在爱情剧中也是传播最广、流传最久，最受人喜爱的作品之一。它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这个主题，在整个爱情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第一次以戏剧的形式勇敢地肯定了爱情的伦理价值，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

二、影响：禁毁与模仿

《西厢记》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之长演不衰，“家至户到，无处无有之”（金圣叹），成为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常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

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但《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也备受打压，遭到封建正统力量的禁毁、歧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淫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依于胡底”封建统治者的态度，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西厢记》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了许多作者，人们纷纷效法学习。有人甚至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其文辞，套袭其情节，像元代的《东墙记》、《梅香》，简直像《西厢记》的翻版；《倩女离魂》写折柳亭送别，也因袭《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场景。有些作家则善于从《西厢记》中汲取营养，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在继承《西厢记》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创造，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

王实甫之后，明代李日华又创作了传奇《南西厢记》，直到今天，题材的沿用与翻新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