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研究pdf

2005年第1期　　

(总第159期) 社会主义研究SOCIA LISM STU DIES N o. 1,2005Serial N o. 159

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徐延辉

【摘要】　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 缩小贫富差距, 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 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行, 福利国家的这些目标实现得都不太理想。本文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 分析了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 在其制度设计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制度运行所可能产生以及已经产生的后果; 通过对福利国家实践经验的分析, 为我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某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　福利国家; 棘轮效应; 福利刚性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3【作者简介】　徐延辉(1965-) , 女, , 站博士后, 主要从事福利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研究。福建厦门　　一、引言:福利国家的危机

如果从1948利国家”算起, 世纪的风风雨雨。, 福利国家承担了其公民的绝大部分生活费用。为了有效地管理公民的社会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计划, 最终使福利国家具有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 其中, 福利制度最完善的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国又被称为北欧社会主义。在这些高福利的国家中, 瑞典的经济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渴望得到的经济奇迹。瑞典是福利国家的“窗口”, 所以瑞典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效果如何对所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瑞典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政治理念构建了一个福利国家, 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慷慨的和昂贵的福利计划, 承担了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生活费用。为了维持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就需要不断地增加公共财政支出, 扩大政府在工业生产中的份额, 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税收比例。而越来越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越陷越深的财政债务危机以及越来越低的管理效率等等, 促使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在1990～1995年期间, 瑞典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5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 4%, 其中1991～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数, 失业率从1990年的2. 1%上升到1993年12.

5%。90年代中期以后, 瑞典被迫放弃了以扩张公共部门为

, , 因为瑞典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经典体现。所谓“第三条道路”, 就是介于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

[1]

主义之间的道路。

(P 208)

瑞典福利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对任何

一个已经建立或试图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为它至少会引起关注社会政策实施效果的人们进行这样一些思考:

———国家应不应该把公民生活的一切重要事情都承包下来, 在提高公民生活福利方面, 政府与公民各自责任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国家介入个人生活太多, 会产生哪些负面效应?

本文即是对上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采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对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风险及其运行的后果进行理性思考, 以期为我国构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某些参考。

二、福利制度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即已意识到社会福利制度存在严重弊端, 这些弊端在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均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暴露出来。比如在美国, 早在1982年就有媒体大声疾呼“社会保障制度要破产了”, 因为各种社会保障津贴的持续增加和经济危机使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及其缴纳的税收急剧减少, 也即保障支出长期以来的增加与保费收入在短期内的减少使当年应该支付保障津贴的信托基金全部用光, [2]

(P 88)

基础的充分就业政策, 削减了其广泛而普遍的各种福利权利。英国学者斯赫特等人认为, 瑞典福利国家已经处于危机

这些问题迫使

人们重新认识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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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各种福利津贴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受益者而言是一种资产, 但是对于福利国家提供者而言, 它显然是一种负债。如果按照私人物品的资产———负债平衡标准来评判, 那么社会保障制度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当然, 社会保障制度不是私人物品, 而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 当这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收支状况出现不平衡时, 政府可以运用政治及法律手段, 通过增加税收等手段强制筹集资金以弥补支出缺口。通过对公民社会生活长期而系统的行政干预, 国家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而其财政赤字也越积越多。

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行不通呢? 也就是说, 在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过程中, 有哪些风险是制度设计者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呢?

福利制度设计过程中存在许多技术风险, 这些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人类对于知识和信息的搜集和加工运用能力有限而可能导致福利制度设计过程中存在某些先天性缺陷。从福利制度设计者的角度来看, 主要有两类风险在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一类是退休金支付风险, 另一类是福利刚性风险。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内容之一, 而退休金保险又是养老保险的核心, 因此, 整个社会保险制度能否持续发展问题家的运行状况来看, , 合理。

退休金支付制度在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奉行两个原则:第一, 要享受社会技术进步的物质成果, 因而要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退休金支付水平; 第二, 基本退休金实行指数化。这两个原则综合起来可能会产生两种棘轮效应。

第一种棘轮效应主要产生于同一代人之间, 英国著名学

[3]者尼古拉斯・巴尔曾经对此问题做过简短的论述。

(P 73)

因此, 退休金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代际契约”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现在的在职劳动者养活现在的退休者, 未来的劳动者养活现在的在职者也即未来的退休者; 今天的纳税人能否得到、何时得到以及能够得到何种水平的退休金完全取决于未来的纳税人。那么, 已有的和将要面对的代际之间收入转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情况很不乐观。比如在美国,1950年, 每一个领取福利津贴的人, 有十七个人为其纳税; 到1970年只剩下了三个人为其纳税; 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 到二十一

[4]

世纪初, 最多将只有两个人为其纳税。

(P 108)

未来退休者所面

临的退休金支付风险可能是福利国家即将面对的最严重的制度危机。

对于退休金支付风险,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景天魁等人的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为80%以上, 几乎世界上最高的替代率, 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位居世界前列, 而中国退休年龄在世界各国当中却属较低之列。这几项因素综合起来就使中国养老金支付在

1998年出现50多亿元缺口100

。, 景天魁等人的研究,1996年, 北京市人年则迅速增至700余元, 增长的幅

[5]

。

(P 73)

福利制度设计之初没有充分考虑的另一类风险是福利增长具有刚性特征。福利刚性主要是指个人对自己的福利水平具有只能允许其上升但却不能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 它的产生具有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实际上, 早在马克思当年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时就曾明确指出“, 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 因此, 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 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

[6]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 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P 368)

个人为

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必然要提高个人占有的福利水平, 而福利水平一旦被提高到比其原来所属群体更高的群体水平之后, 个人立即就会按照新的群体的福利水平来衡量自己的地位, 进而产生更高的福利需求。

综观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史, 我们发现, 在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下的每一项子制度中, 都能找到福利刚性的表现形式:最低工资法确保了工资刚性特征; 退休金的“双挂钩”原则导致两种棘轮效应; 社会救助已由最初的“济贫”发展为覆盖全体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医疗保险更是突飞猛进地变成福利国家没有底线的福利黑洞。福利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社会保障项目越来越多, 覆盖面越来越大, 社会保障支付水平越来越高, 使政府要保的风险不但没有减小反而变得更大了。

三、福利国家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消除贫困, 缩小贫富差距, 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 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但是现在看来, 福利国家的这些目标实现得都不太理想。在福利国家上述目标当中, 消除贫困、控制收入不平等是福利国家最主要的政

退休

金指数化主要是指将退休金发放与物价变动挂钩, 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棘轮效应”, 也即在任何一年里, 如果物价上涨率超过了收入增长率, 实际退休金就会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增长。

第二种“棘轮效应”产生于代际之间。第一种棘轮效应主要是由于退休金与平均收入和物价变动挂钩而使同一代人对自己最初领取的退休金产生了越来越高的心理预期; 第二种棘轮效应则是由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退休金“现收现付”支付制度引起的:公民总是将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税当成自己的养老储蓄, 社会保障税越高, 个人储蓄率越低; 当前退休者领取的退休金越高, 在职劳动者对个人未来的退休金期望值亦越高, 从而在退休者与在职劳动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棘轮效应”。实际上, 在现收现付制条件下, 现在纳税者与未来领款者并不是同一个主体, 现在纳税者供养现在退休者, 而现在纳税者也即未来退休者则要由未来的劳动者来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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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但是, 在最近20年中, 福利国家却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系统化的收入不平等倾向。英国学者怀恩斯的研究表明,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由于连续几任英国财政大臣都不愿意提高税收起征点, 财政困难一直困绕着各界政府。为了获取充足的财政收入, 政府开始要求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缴纳所得税。由于所得税责任、国民保险分担额和贫富证明救济金的相互作用, 英国的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微乎其微, 低收入家庭努力增加名义收入的最好结果也仅仅是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有极少量的增加,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贫困家庭陷入了“贫穷陷阱”之中。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美国遭遇了与英国相似的

保障制度运行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社会保险的实行方式却没有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 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危机, 尤其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对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具有的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欠发达的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的人口大国,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快, 但是可用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并不多。而在西方学者看来, 中国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实际增长率, 比如美国学者拉迪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官方统计值为5%～

6%, 但若以80年代的市场价格重新计算, 则1957～1976年

[10]

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略低于4%。

(P 219)

问题。美国采取的调节措施是实行负所得税政策, 也就是通过税收形式, 对应税所得低于起征点的贫困家庭以累进形式给予补助。由于累进机制的作用, 收入越低, 贫困家庭“自动”得到的补助数额就越大, 从而消除了定额补助条件下, 家庭收入位于“临界点”即起征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以及高额

[7]补助的负激励作用。

(P 126-128)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国家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决定性变量, 并且由于福利刚性的作用, 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总是等于甚至大于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可控制的变量, 因为经济增长有其内在的周期和规律性。, 在, , 。因此, 中国学者景天魁等, , 经济水平提高了, 中国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仍然应该是基础性的,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走西方福利国家之路[5]

(P 56)

实行负所得税政策的结果是消

除了税收对贫困家庭的不利影响, 但是却产生了另一个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由于有了最低收入保证, 美国婚姻解体和家庭破裂的比例比从前大大提高了。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福利国家代替公民承担父亲责任的结果, 只是父亲的经济责任, 能为力, , 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福利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 旨在结果均等的社会福利政策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社会目标, 相反, 却进一步扩大了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家庭在财产收入方面的差别。不仅如此, 不同收入者从社会服务中所得到的好处也在两极分化:最高收入者得到的好处最多, 最低收入者得到的好处最少。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社会政策标准引起的, 因为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政策实行贡献标准, 收入越高意味着贡献越大, 从而从国家手中获得的补助就越多。比如, 收入越高, 退休时的养老金就越多; 子女就学时间越长, 从教育部门获得的各种补贴就越多等等。而低收入家庭则有可能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因为低收入家庭必须寻找低价格的住房, 低价格的住房通常伴随着低质量的社区环境和低质量的教育水平, 而教育水平通常被认为是穷人自救的最好出路。因此, 家庭收入低可能导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少、时间短、质量差, 从而减少了子女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鉴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 近年来有关福利国家危机方面的文献不断增加。比如, 周弘曾把福利国家的危机概括为六类, 即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老龄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

[8]机。

(P 143-150)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也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并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方式做出了许多调整, 比如, 在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公共部门内部引入市场机制, 强调市场在提高居民个人福利方面的根本性作用等等。福利国家的这些举措无疑为我们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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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重构[J].社会学研究,200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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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屈恩格认为, 福利国家已经处于危机

(P 21)

之中, 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全球化, 而且是由于人口老龄化

[9]

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而造成的。

发展出版,1999.

后两个因素也是人们

[责任编辑　王建国]

对福利国家能否持续发展的最担心的根源。因为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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