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思考

我对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思考

“高考”，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千千万万家庭来说其可谓是头等大事。似乎“一考定终身”的观念已经在老百姓中根深蒂固。我们都经历过酷热六月的考场厮杀，有人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幸运儿，然而，也有人失落了大学梦，有人从此改变了命运的轨迹，然而，也有很多人在命运的面前低下了头。1977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同胞获得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国家制定的少数民族地区高考优惠政策，在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证民族统一中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当下，这一系列政策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一直以来颇受争议。

2009年，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巫山县，成为此番“重庆高考民族加分违规风波”的“重灾区”。

在重庆市招办公布的31名少数民族成分弄虚作假的高考加分考生中，巫山籍考生就占了19个。

除被众人知晓的重庆市文科状元何川洋之外，何川洋的南开中学同学田中、就读于重庆一中的刘于涵(刘父系巫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都是系出巫山、在重庆市区求学的学生。[1]

一时间，何川洋被推上了分头浪尖，少数民族加分制度又重新回到人民的视线，是否保留这一传统政策，人们争论不休。如何杜绝何川洋和田中现象的再度发生，有个流行的观点：“少数民族加分的政策到了取消的时候了。”2009年腾讯网对此进行网络调查，其中80%网民（2130位）赞成取消高考加分，仅有20%支持不取消加分政策。然而，在“何川洋事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明确表示，中国民族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在未来不会进行调整。为何政府顶着压力依然坚持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呢？下面，让我们追根溯源看个究竟。

我国关于少致民族地区高考招生的优惠政策是从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开始，该文件规定：“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产业工人、干部和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从宽录取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实行优惠政策。恢复高考以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考生的优惠政策逐步恢复并有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国家颁布了《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及录取分散段．可适当放宽”。 87年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倒，该条例将对对少数民旗地区考生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化，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2003年，教育部规定：由省(区)招生委员会决定，对边疆、山区、牧区、步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考生，可在院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投档，由学校择优录取。[2]

在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边远地区，而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三节阶梯中的第三级，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相比差距甚远，东部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西部地区的4倍。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05年,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发表《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尖锐指出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资源配置为例,全国城乡中小学人均经费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99年,小学阶段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556. 9元;贵州农村323. 6 元) ,初中阶段最大差距达到12. 4倍(北京市5155. 2 元; 贵州农村416. 7 元) 。《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在少数民族地区上述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为例,黔东南教育扶贫研究课题组织2000年对广大苗族、侗族聚居的雷公山、月亮山的雷山、剑河、从江等七个县57个乡镇的调查表明,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2. 9年,文盲半文盲占64. 8%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13. 4%,初中以上人口只占12. 7%。这里除了教育经费不足,教育

硬件差,缺少必备的现代化设备等原因外,教师数量的严重不足,质量不高,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剑河县, 该县少数民族占全县人口的96. 2%,至2002年8月,全县在编中学教师仅665人。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初中师生比1∶18的要求,全县所有中学均严重超标,其中有的学校甚至达到1∶29。[3]

在我的家乡西海固——著名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贫瘠是这里的代名词，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发展受限，办学条件之艰苦是东部沿海地区所无法想象的。虽然近年受到国家的扶持，但是办学条件差仍是普遍现象。西吉县有些乡村学校上课用的粉笔也得一根根数着用，最为突出的是各校不同程度地缺课桌、凳。高年级（四五年级）三个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和一条长凳；而低年级（三年级以下）则四个学生挤在一起。师资力量始终是受教育环节中的核心力量，它的薄弱与强大影响着教育的发展程度。有学者调查发现：这里的小学教师以中师学历为主，而专科、本科学历比较少，且多为二次学历，甚至还有初中、小学学历的；教师用书来源单一；普遍缺乏专业教师，教师素质偏低。以将台乡牟荣八一希望小学为例：全校11名教师，中专学历占54.55%，大专二次学历占36.36%，还有1名初中学历的代课教师。在将台乡牟荣八一希望小学和硝河乡回民小学，“这里没有英语教师，只好将英语课变为其他科目。而音、体、美等课程主要靠其他科目老师兼任”。更为甚者，硝河乡回民小学唯一一台由教育部、“李嘉诚远程教育”配备的电脑停了三年是因为没人会使用。其次，学生生活困难也使学习上的一大拦路虎。“洋芋面”是这里老百姓的主食——将土豆切成条，水开后入锅，再放些面条煮熟后，加入盐、倒入醋、浇几滴油，这是西海固地区最常见的食物。没有课间加餐，没有牛奶面包，更没有见过麦当劳肯德基，这种条件下很多孩子却还要走近两个小时（单程）的路去学校，一般早晨带些馒头和水作为中午饭，下午放学回家才能吃上“洋芋面”。奶奶家在农村，当我问邻居家小孩：“你的理想是什么啊？”他诧异又单纯的看着我，“有一天可以不用去上学。”他把理想误理解为愿望，而这一愿望确让我如此心痛，仅仅是为了不用每天往返几里地去学校，中午回家可以吃到洋芋面填饱肚子。在这里，我强烈的感受到梦想是个奢华的遥不可及的东西。直到我来到上海求学才知道繁华如此书写，双语学校，先进的各种电子产品，上下学车子接送，我看到同一片蓝天下却有不同的命运。教育差距竟是如此之大。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提出，“因为社会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会因为社会、自然等因素而无法做到绝对平等;这就需要调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使它合乎每个人的利益,特别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尤其应当如此。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高考优惠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

一直以来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也是少数民族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随着时间变迁，这一政策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变迁，以适合社会发展。我们看到大批少数民族大学生已经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中发光发热，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中流砥柱。今天的乌鲁木齐经济迅猛发展，2008年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跃过千亿元大关。中小学、高等院校、医院、科研机构等较为集中，人才队伍较为健全。在中国西部12个首府、省会城市中，综合竞争实力位居前列，被誉为“中国西部明珠”。“塞上江南”宁夏回族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人口的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区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20.75万人，占4.11％；接受初、高中教育的217.59万人，占43.1％；接受小学教育的178.41万人，占35.34％；文盲人口（15岁及其以上，识字很少的人）63.23万人。少数民族高考录取比例逐年上升，从1995年的22.62%提高到2007年的33%。(新华网银川6月19日，记着艾福梅，夏晨，《宁夏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录取比例逐年上升（成果）》)事实证明，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实施在平衡教育差距，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经得起实践检验。

然而，“何川洋事件”让我们重新提高警惕，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究竟合理与否？我认为

问题的症结并在于废除与否，而是如何调整使它更加惠及百姓的利益，

暂且不论“何川洋事件”，据西藏2007年的高考报道中揭露，西藏产生的几名“状元”中，少数民族文科第1、第5名，理科第l、第2、第4名均为假冒少数民族考生或假冒藏族干部职工直系亲属报考；汉族文科第2名、理科第l、第4名为假冒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加分或利用假户口报考(王淡宜，《西藏4名高考状元3人作假被取消录取资格》，新华网拉萨7月19日电)。在湖北石首市2005年公示名单中，共56名少数民族考生，分别是土家族，满族，彝族等，这些考生中，有不少是当地党政机关和公安、财税、教育、交通部门的领导、干部及企业负责人。（翟方，《石首市部分少数民族考生身份调查》，楚天都市报）。此类报道屡见不鲜，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加分政策真正的受益者已经发生了转变，大部分贫困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子依然没有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高干子弟却成为中间的收益者，陡然变为“少数民族考生”。这正是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监管不力。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却依然享有高考加分政策。在高考的战场上一分之差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少数民族学生若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成长，却要在原有高分的基础上再加20,30，甚至50分，这对于同地区汉族学生实在不公。据抽样数据显示，2000年北疆昌吉、伊犁、塔城、阿勒泰四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93元，而南疆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地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32.6元。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5-64岁的人口中文盲人口比重北疆为4.9%，南疆为6.2%，大专以上学历高级人才比重北疆为7.6%，南疆仅为2.6%。[4]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实行多样化的政策模式。对此，时代变迁，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先让我们把眼光投向美丽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国。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在“霸占和屠杀政策”、“同化政策”、“一体化政策”背景下，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一直遭受着白人的歧视和压迫。在“霸占和屠杀政策”时期，英国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实行斩草除根的屠杀政策，妄图建立一个纯种的澳大利亚社会。土著民族连最起码的性命都难保，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更没有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可言。在“白澳政策”的背景下，移民子弟同样被歧视、被排斥和被压制。直到1973年移民部长格拉斯访问加拿大而引入多元文化的概念，才给澳大利亚制定多元文化政策开了先河。《21世纪澳大利亚学校教育国家目标》明确规定：“学校教育应该具有社会公正性，从而使土著民族和托雷斯海峡岛屿的学生拥有均等的入学机会、均等的教育过程和均等地不断提高学习结果，与其他学生达到一致的水平。”联邦政府和地方明确规定：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需要参加各州统一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除英语和数学为必考科目之外，其他科目任选4--5 门并且多数为语言学科。高校招生时根据高考成绩和中学提供的评估与评定成绩决定是否录取，这就大大减轻了少数民族高中生的升学压力。此外，一些高校招生录取时还为少数民族学生制定了特殊倾斜的招生计划，如“百分比计划”等，以增加少数民族考生的入学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在普通大学设立了土著人教育中心，以便为培养高一级的土著民族人才服务。例如，堪培拉大学设有土著人与岛民教育中心(类似于我国的普通高校民族预科班)，通过特殊政策来招收土著民族学生。该中心有60名学生、4名正式教师、50名助理(辅导)教师，经费由政府从土著人与岛民资助项目中划拨。中心的任务是给学生讲授6个月的基础课程和一些发展课程并进行环境适应训练。六个月后，考试合格者就进入大学学习，不合格者则重读或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实施民族倾斜政策以来，澳大利亚的民族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土著民族大学生从无到有且数量逐渐增多。从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以下重要因素：

1． 实行形式多样的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这是保证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有利保障；

2．有比较完善的财政资助制度。这是实施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的经济保障；

3． 有一支很强的师资退伍。这是实施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的根本保障。首先，通过大规模地集中培训来提高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尤其是在土著民族教师的培训方面更为突出。其次，对于从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教师给予优待照顾。譬如，土著民族教师的年薪要比一般教师高2000--3000澳元；组织土著教师免费旅游，等等。[5]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跳转到启发澳大利亚的加拿大，同样，加拿大也是多民族大国，在民族政策方面与澳大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对比之下，我发现，首先，比较完善的财政资助制度是实施少数民族教育倾斜制度的前提。加拿大的民族教育经费由印第安及北方事务部(mAC)直接负责。印第安及北方事务部(IN．AC)明确规定：非土著民族保留区的土著民族就读各省大专以上一般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经费由[NAC统筹支出；而土著民族保留区的土著民族学生自愿就读一般省内大专以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INAC在交通和食宿方面提供协助。其次，切实可行的就业政策是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出口的根本保障。加拿大政府特别强调把少数民族传统技能活动向经济转化，以其增加少数民族民族职业选择的机会，或者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率。

对加澳而言，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的实施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缓和民族矛盾的核心所在。我国高考民族倾斜政策是对民族学生实施的特殊招生政策，是基于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在尊重民族差异存在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平等而实施的一项补偿性的民族教育政策，我国实行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是针对群体平等，目的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 期之内通过实现缩小群体间差异达到逐步缩小个体间差异，实现最终的人人平等|。虽然从表面上看，我国的民族教育公平问题与加拿大种族问题相关程度不大，但是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解决之道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国际化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少数民族高考政策，从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中得到启发。

首先，我认为，面对中国国情，我们存在各种各样徇私舞弊事件的发生，说明我们的制度执行存在严重问题。国家有必要制定并不断完善一套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并将其上升为民族高等教育法规。杜绝类似何川洋事件的再度发生。例如，建立一套严格的少数民族身份审查制度，追究假冒少数民族身份的考生法律责任。

然后，我们看到，目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少数民族地区加分政策较局限，较单

一。如果继续针对同一地区不同教育条件不同经济发展却实行同一的高考加分政策，势必会造成一部分考生利益受损，违背少数民族高考政策的初衷。这种情况下，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应根据具体情况出台更多样化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教育水平进行广泛调研，绘制教育发展等高线，根据不同等高线地区设定不同政策及教育投资。

其次，进一步完善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投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条件落后，资源有限，因此，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可以从根源上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水平。并且，国家需作出相应法律法规，由国家设立专门部门监管资金落实情况。另一方面，我们需加大人才引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例如，改善和提高民族高等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在住房、工资补贴、劳保福利、医疗保健、职称评定、家属工作等方面给予倾斜，以稳定民族高等教育师资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建立竞争激励机制，明确奖惩办法，增强教师的责任心和职业自豪感。优化教师职称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四是加强同外界的交流与学习，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再次，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资助的力度。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是政府应设立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专项基金，以重点保证无力缴纳学费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二是政府应该建立较高的民族奖学金制度，以保证少数民族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三是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政府和学校可以采用贴息的办法，实行无息或低息贷款，并且在贷款担保和还贷方式上制定

特殊的倾斜政策。

最后，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倾斜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可以刺激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放羊，娶媳妇，养娃，放羊”的传统观念中走出来，让更多人接受知识的熏陶。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回首走过的路，或许艰辛，或许曲折，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少数民族地区高考优惠政策在不断完善，不断改进，虽然有怨言，甚至是愤怒，但是我们要相信在党的不断努力下，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会日趋完善，为少数民族地区考生搭建一个更公平的展示才华的舞台。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我匆匆走过教学楼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来自西海固地区的脸，希望有更多印着高原红的孩子可以坐在3108的教室里听历史的声音激荡，看智慧的火光碰撞；我希望，有更多的力量支持他们成为搏击知识海洋的勇士，有更多的大手为他们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

参考文献

[1]《重庆高考加分乱象：去年裸考分排第六者被挤出北大》2009年07月22日新民周刊

[2]郎维伟.高考招生录取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权利平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5总第201期

[3]杨经华.作为公平的正义——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存废解读.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2期

[4]马琼，喻晓玲，虞海萍.新疆区域经济分异规律实证研究.塔里木农垦大学学报，2002年12月，第14卷第4期

[5] 教育部赴澳民族教育考察团．澳大利亚民族教育．中国民族教育，2000，(1)：42---43．

[6]包满都拉.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高校招生民族倾斜政策的共同特点及其启示.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0年第1期（总第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