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历史剧与侠文化的现代改造

作者：王本朝

求索 1995年12期

　　一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史记·游侠列传》又对“侠”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后世人们谈“侠”的特征都基本上依此而引申。今人刘若愚在他的《中国之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助人为乐、公正、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爱惜名誉、慷慨疏财。①尽管侠的外在形态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但重义尚力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而成为侠文化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是基本特征。

　　侠的原初形态中的“义”拥有墨家的“摩顶放踵为天下利”的精神，后逐渐丰富为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等多方面的内涵。但是，传统侠文化中的“义”也常受之于封建观念的浸蚀和规范，如忠、孝等礼教内容。如果说《史记》、汉唐诗歌、《水浒传》等小说丰富地表现了侠文化的正义感，勇敢无畏和忠于朋友等多方面内涵，但到了清代的《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侠义已变成为封建孝道和忠君观念。并且，随着历史的变迁，侠逐渐由英雄向流氓堕落，由求生存而滑向追求享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如张籍笔下的游侠，“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由反对束缚、秩序到捣乱，由好武功而转向施强暴。鲁迅曾称这种变化为“流氓的变迁”，由“老实”的墨侠到汉代“取巧”的侠，再到“替天行道”的强盗和奴才似的保镖直至性质完全变了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②

　　侠变成了流氓，“义”也就成为虚伪和反动，“力”也不过是强暴的工具。这样，传统侠文化逐渐走向历史和价值的反面，也就亟待需要对它进行现代反思和改造。

　　郭沫若与传统侠文化之间拥有多方面的精神联系。他从小就生活在拥有浓厚侠风的家乡环境里。郭沫若乳名文豹，寓有胆大、勇武、敏捷之意，又号尚武，含崇尚武功的希冀。他接受传统侠文化的影响不能忽视司马迁《史记》的中介作用。他很早就直接或间接了解到《史记》中的一些故事。1906年寒假期间他重新读了一遍《史记》，他说：“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信陵君传》、《刺客列传》等等，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无上的同情。”③ 历史上的项羽、廉颇、蔺相如、信陵君都具有任侠使气，崇力尚武的侠性精神。《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聂政、荆轲、朱家、郭解更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性人物。其实，司马迁自己何尝没有一副正义、复仇的侠义心肠，他的《史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④和“发愤著书”本身正充分显示出他的儒侠心态，至少是一种侠性情绪的宣泄。郭沫若在小说《司马迁发愤》中准确地把握了司马迁的侠性眼光和情绪，司马迁说：“我赞美游侠，赞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侠，都是急人危难不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间上哪儿会有不合理的权势存在？”⑤郭沫若抗战期间创作的六大历史剧，其中四篇都直接取材于《史记》，可见郭沫若对《史记》侠性精神的重视。

　　历史上杰出英雄人物的精神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郭沫若侠文化观的形成。如屈原的“士为知己者死”、王阳明的“任侠淑世”，夏完淳的“绿林满地知豪客，宝剑穷途赠故人”，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等都曾在郭沫若心灵里产生过深层的共鸣和影响，他常常崇拜、歌颂这些杰出人物，屈原王明阳等对郭沫若一生影响之大自不必多言，就是近代的一些革命志士，他也曾仰慕之至。他说：“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可是怎样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⑥这些近代志士仁人都具有舍身取义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影响了郭沫若侠文化意识的形成。

　　二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尤其是抗战历史剧充分显示出郭沫若侠文化意识的自觉，也标识着郭沫若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阐释和改造。

　　郭沫若抛弃了传统侠文化纯粹的替天行道、打抱不平的复仇思想以及被他人所养的依附性、奴才性特点，主张任侠救世，以力抗暴。具体地说，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中的壮烈和个体觉醒；“含生取义”里的决绝与道义内涵。

　　几乎郭沫若的全历史剧都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卓文君》中的红箫为卓文君的爱情而死。《棠棣之花》中的聂嫈、春姑为聂政而殉身，《屈原》里婵娟为屈原而献身，《虎符》中的如姬为信陵君而牺牲，《孔雀胆》里的阿盖为段功而选择死亡，她们显得非常壮烈而慷慨多气。聂嫈是聂政的孪生姐姐，与聂政一样具有远大抱负，任侠淑世，“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当她听到聂政自杀身亡，担心她受牵连时，她毅然决然前往寻找弟弟的尸体，并自杀在聂政身旁。她说：“我虽然是个女子，但我是不怕什么的了。人到了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如姬为感谢信陵君的替父报仇和信陵君的“把人当成人”的道义而勇敢地选择死亡。她窃取虎符，同情、支持信陵君的救赵行动，她说：“我为了要报他的恩，也为了要救他，什么危险我都是置诸度外的。”“只要能够帮助你，就是需要我的生命，我也是不爱惜的。”在临死前，她吟咏的“七首颂”鲜明地表现出她的“轻死重气”忠于知己的侠性情怀。她赞叹道：“啊，你灵妙的七首！你是我的解放者。人把你制造出来，创造了死；人把你制造出来，也创造了生。你，死的创造者！……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有意义生。”“七首”在如姬夫人那里成为生命意义的提升，显示出人的尊严。“人是能够自行创造死的，这是人的尊严，这也是我的尊严。”士为知己者死的最终目的却是指向人的尊严与价值，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与超越。

　　如果说聂嫈、如姬表现出的是郭沫若“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的历史剧创作方法，那么，《屈原》中的婵娟则充分显示出郭沫若对侠性、侠骨理解的丰富复杂性。

　　作者称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形象化”，是受“屈原精神的暗示”而创造出来的。⑦可以说，婵娟是一首诗，是屈原和郭沫若共同创造的，只不过人们常把这首诗理解为优美的抒情，而忽视了其身上拥有的壮烈与侠性。其实，婵娟的骨子里是具有“侠节”“侠义”的。婵娟平时带有少女的天真与温柔，在屈原面前，“安祥得就像一只鸽子”，但一旦到善恶争斗、成败兴亡的关键时刻，她就显示出慷慨大勇之气，置生死于度外。她与南后相遇的一场戏揭露南后是陷害屈原的祸首，吃掉太阳的天狗，大胆地指出所谓“淫乱宫庭”的真相，大义凛然，侠气冲霄。真是“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的完美形象！作者曾说，婵娟和那“卫士”是“两种诗的感情或两种诗人性格的象征。婵娟是象征着优婉的怀旧的感情，卫士是象征着激越的奋斗的感情。”⑧如果从精神上去看，应该说婵娟与卫士都是相通的，都是带有壮烈而献身的侠性精神的。

　　在传统侠文化思想中，“士为知己者死”强调的是报恩和复仇，或为养育之恩，或为知遇之恩。《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从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也说：“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如归。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这鲜明表现出行侠者重情尚力，视死如归的复仇精神，尽管侠的复仇里有着立气作威的豪强个性，但却易失去价值意义规范，而滑入为复仇而复仇、被他人所利用的工具。郭沫若历史剧的“士为知己者死”主题基本上已不是个人或家族恩怨复仇，而是个性独立的觉醒标志。《棠棣之花》中的春姑并没有欠下聂政什么，但他受聂政侠义精神的感召而主动走向死亡。《虎符》中的如姬作为帝王夫人完全可以坐享福乐，安生乐命。即使信陵君对她有恩，她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去报答，或者当作理所当然；但她却选择了殉身，以死亡写出生命的价值图景。他（她）们选择死亡的前提背景不是感恩，不是所养，而是“知己者”把他们当成人，尊重他们的独立价值。郭沫若阐释“把人当成人”的含义是：“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上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⑨这鲜明显示出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人道主义内涵。所以，郭沫若历史剧“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性具有一种现代价值内涵的意义。

　　在郭沫若历史剧中，“士为知己者死”与“舍生取义”紧密相联。“义”是侠文化特征一个基本内涵。在郭沫若历史剧中，“义”主要指反对侵略和分裂，主张民族独立和团结。

　　《棠棣之花》中聂政刺杀侠累是因为他引秦国入中原，分裂魏国。当严仲子说明事情真相并请他去刺杀卖国贼时，聂政毅然决然地接受下来，并立下誓言：“你请相信我，我是可以代替你的。”《虎符》中的信陵君“有担当、有勇气、有智谋、有良心、而且不怕死。”他既有“把人当成人”的仁道大义，又在危及于国家民族安危时刻大勇不惧，把生命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南冠草》里的夏完淳，作为历史人物他就是一个尚侠崇勇的人，他以诗言志道：“轻生贵任侠，英爽殊逼人。功名尽一剑，壮志苦不伸，纵横一世间，卓荦谁比伦？”（《咏金司马》）。作为戏剧形象的夏元淳更显示出“挺立两间扶正气，长垂万古作完人”的义侠气概和精神，作品虽然没有表现他的“独剑宝囊，三江浪迹。人容鼓史之狂，世笑愚公之癖，混缁羽之高贤，结屠箫之豪客”（《夏完淳集·大哀赋》）的行侠使气经历，但选取了夏完淳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舍生为国的描写，充分表现出他的壮烈与道义精神。

　　总而言之，郭沫若历史剧既注重对“义”的爱国利民的升华，又充分表现出“舍生取义”和“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与辉煌。

　　三

　　如前所述，侠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力和义，前者多指“侠气”、“侠行”、“侠节”，后者偏重“侠义”，“侠情”、“侠骨”，二者不能简单分开。如果没有“力”的行为和气概，那就可能混同于儒士的“可以死，可以无死”，“大丈夫能屈能伸”、“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圆滑，或者是道家的尚柔与守雌；假如仅仅是“力”的横行，缺少“义”的规范，那也就使侠失去伦理道德力量，肆意强暴，为所欲为，世界到处充满血腥味，与恶霸毒少相差无几。郭沫若对侠文化的改造与推动也是从“力”和“义”两个方面入手的。

　　首先，郭沫若强调侠文化“力”与“义”的统一。在他的历史剧中，聂政、信陵君、高渐离、夏完淳以及如姬、聂嫈、怀贞等，他们的“舍生”与“献身”等“力行”与他们的爱国、把人当成人的道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既没有肆意逞强，随意施暴，也没有退缩和消遥，追求自我享乐。在他们身上，道义与力行是相得益彰的，因其合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道义而使他们的形象变得伟大，因其壮烈的力行而使之变得崇高。在历史小说《齐勇士比武》中，东郭勇士与西郭勇士都“好勇斗狠”，但缺乏“义”的道德规范，“他们平时在决斗上尽管勇敢，但临到国家危殆的时候却不肯去打仗，他们都逃起了难来。”他们逃到青岛的海边互相比起武来，由饮酒到相互切对方身上的肉吃，最后倒下都成了狗的肚中之物。我们以前忽视了郭沫若的这篇小说，其实，它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侠文化中的“力”与“义”统一的观点。齐国的两个勇士都具有侠之“力”，好胜斗气，但却缺乏“义”的价值，最后只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

　　其次，郭沫若强调“义”的为国为民在侠文化中的价值。是为国家、为民族而舍生取义，所以他们的身份或地位在郭沫若那里并不重要。春姑是一酒家女，婵娟是一婢女，她们与帝王夫人如姬和怀贞一样都被作者抬到崇高者的地位。如果细究起来，春姑在剧中向人们宣讲为国为民的大道理，婵娟对屈原精神的高深之见都可能给人拔高的嫌疑。这些在作者那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都是为国为民的“侠义者”。郭沫若改造传统侠文化中“义”的偏狭与个人性，抛弃了“义”的虚无性，而注重“义”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内涵。在《楚霸王自杀》中，项羽虽然是一个很有侠性的人，但郭沫若表现的不是他的侠气逼人，而是侠的末路——自杀，原因在于“他始终都是为的他那个‘自己’。没有想到我们天下的人，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由此，我们可看到郭沫若对侠文化中“义”的为国为民的强调，在他看来，仅仅有“义”的规范还不能使传统侠文化向现代转化，而且还需要一种爱国为民的大义，才能生成现代侠文化。

　　一般人们认为，侠墨间有许多共同处，《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于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的重力、尚义、救世都可能影响到侠的行为与观念。郭沫若否定了侠墨的混同，认为：“儒墨自儒墨，任侠自任侠，古人并不曾混同，我们也不好任意混同的。大抵在儒墨之中均曾有任侠者流参加，倒是实在的情形。”⑩“认侠为墨，也不过是在替墨子争门面，然而大背事实。”(11)郭沫若对墨子的分析是一分为二的，肯定了墨子的兼爱精神和忍苦毅力，并认为这正是墨子人格的伟大处。同时，他又批判了墨子的天命观和反人民性，认为：“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12)所以，郭沫若很少表现墨侠的侠，如果从侠的道义规范角度看，郭沫若笔下的侠义更接近儒爱的“仁”与“义”。近代章太炎极力主张“以儒兼侠”（《答张季鸾问政书》），就郭沫若的抗战历史剧而言，似乎可以说具有“以侠兼儒”的文化特征。

　　再次，郭沫若强调了侠文化中“力”的个性意识觉醒和价值。在郭沫若的侠文化意识里，尚力使气的侠行不是打抱不平，慷慨疏财，而是体现行侠者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通过“力”而确证自己生存的意义，追问自己的价值依据。如姬、聂嫈、春姑、怀贞的牺牲充分而真实地显示出这一点。就是高渐离的“击筑”刺秦也标志着他的主体自觉，他希望后来者不能再以个人暗杀的手段去拯救民族和国家，反抗强暴，而应该成为火种，把其他人也号召起来共同斗争。鲁迅在《流氓的变迁》里称《水浒》是“侠之流”，但他们“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3)以后的跟着官员或钦差大臣，“奴性也跟着加足”。这样，中国侠文化的变迁是逐渐失去个性意识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了侠文化的个性独立和觉醒，标志着现代意识对侠文化的浸润，也使传统侠文化向现代靠近和过渡。

　　综上所述，郭沫若承传、改造了中国侠文化，表现出丰富复杂的现代侠文化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激烈而多变的社会斗争中，郭沫若曾主张任侠淑世，以暴抗暴，这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同时，他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侠文化审美世界，蕴藏着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跌宕的激情以及那飞扬燃烧的生命魅力，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和向往，这却是超时代意义的。

　　注释：

　　①参见该书第41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9月版。

　　②(13)《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③《少年时代》，第12页，第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汉书·司马迁传赞》。

　　⑤《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第2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⑥《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6卷。

　　⑦《〈屈原〉与〈釐雅王〉》，《新华日报》，1942年4月3日。

　　⑧《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郭沫若论创作》第40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⑨《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97页。

　　⑩(11)(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485页，第486页，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