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春天要
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
浅谈《圣经文学》对中外文学的影响
二级学院:
学科专业:
学 号:姓 名:
班 级:
指导教师: 外国语 英语教育 [1**********]1 杨蒙 13 级普本2班 李智彩
2014年4月10日
《圣经故事》是生活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的古代希伯来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共同的正式经典。它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
《圣经故事》为了方便主日学的孩童方便记忆才单独从圣经中提选出的·严格的说不该用故事一词,而应该使用事迹更为恰当,仍旧是为了给孩童看才称之为故事·记载了犹太民族的形成发展,赞颂了犹太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这些美丽的事迹,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曾给无数的文学家、思想家提供无穷的灵感与启迪,至今仍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圣经》通常被描述为“最伟大的书”。这是因为它对历代人们的无尽的价值与影响,历史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对人文有如此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圣经》已被译成2018种语言,《圣经》每一年的销售量比任何一本书的年销售量都要多。
《圣经》本身包含总共有66本书,分为两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包含39本书而《新约》包含27本书,单词“约”意思是“协约”或“合同”。从公元前1450年到公元100年,整本《圣经》的撰写花了超过1500年。《圣经》是在上帝神圣的指示下完成的,作者超过25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包括预言家,牧师,渔夫,国王,征税者和医生。
我们在学习圣经文学的过程中,主要讲了这样几章
创世记,伊甸园,原罪,失乐园,该隐与亚伯,亚当的后代,诺亚方舟,巴别塔,割礼——立约的记号,杀子祭神,雅各前往拉班家,约瑟和波提乏之妻,以色列全家下埃及,摩西诞生,摩西逃往米甸,摩西承担上帝的使命十灾胁迫法老王,挥杖劈海出埃及,水、鹌鹑和吗哪,大战亚玛力人,西奈山凿版立法,军事整编,选立七十位长老,米利暗受罚,十二个探子,惩罚可拉一党,进军迦南,巴兰的预言,以色列人在毗珥,摩西最后的日子,过约旦河,耶利哥城陷落,亚干犯罪,攻取艾城,基遍人欺瞒约书亚,生擒五王,攻取迦南诸城,证坛风波,约书亚之死,以笏,底波拉和巴拉,基甸——以色列人的刀,绿林好汉耶弗他,参孙与大利拉,剿灭便雅悯,贤惠的路得,撤母耳出世,人民要求立王,扫罗遇见撒母耳,撒母耳膏立扫罗,扫罗登基为王,扫罗冒犯撒母耳,撒母耳与扫罗决裂,大卫战胜歌利亚,扫罗嫉妒生仇十艮,大卫逃难,大卫和亚比该,大卫出奔,扫罗之死,大卫当犹大王,南北对立,大卫作以色列王,以色列称霸迦南,大卫夺人之妻等等情节。
《圣经》从开始写作,到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大都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圣经》几乎是家家都有,人人都读的书,而且代代相传。
《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上说:“在英国,不论贫富,家家必备的一本书就是《圣经》。
尽管人们诵读《圣经》,有时不甚了了,有时失之浮光掠影,但读过之后,总是铭记难忘。”又说:“对于贫者来说,《圣经》就好比一所大学,是他们汲取历史、哲学及语言范例的源泉。”这本书在一九四一年版上甚至说:“要是《圣经》有朝一日从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坠落下来,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英国人的性格将与此同时败落。”
原因就是从耶稣时代算起,两千年来,《圣经》在西方国家深入人心,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就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文明。”可见《圣经》与西方文明及文化的关系之深。
一段时间的学习,圣经文学让我对西方文学,中外文学中的基督思想,圣经在过去、现在、甚至是将来的对生活的一个现实意义,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在完成论文之前就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就且简单地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一、《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周作人研究《圣经》的动因出自文学,而不是宗教信仰。他在《《希腊拟曲》序》中回忆说,他从一九O八年起学习古希腊语,目的是想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但他解释说,“我那时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触《圣经》是一九O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他受到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有时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同时,又受到杨仁山先生影响,读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楞严》和《维摩洁》,相比之下,对当时《圣经》会所出的“文理”文言译本不满意,就开始为翻译《圣经》作准备,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杭衡”。直到后来看到《圣经》“官话和合译本”,觉得翻译得实在很好,虽然译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着“慎重诚实的译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新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有了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在欧洲,《圣经》的翻译对文艺起到的是极为深广的促进作用,如英国的微克列夫译本和德国的路德译本,助成了本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而在中国,《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文学革命之前完成.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希望。因为,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破坏与建立的过程,破坏之后的建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特别是一种理想的语言的建立,须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验。《圣经》对新文学语言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给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带来帮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是这样说的:“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得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从文体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的新诗,短篇小说,也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圣经》文学中那些优美的牧歌和恋爱诗,可以帮助新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其中的抒情文学也可以拿来与《离骚》等比较,找到参照发明的地方;甚至《圣经》译本中标点符号的应用,也能给新兴的文学以规范作用。所以,文学革命一开始,一些作家就流露出对《圣经》的模仿痕迹,以至于有反对白话文的人说,这样的文章并不算新,无非是从《马太福音》中出来的。对此,周作人说,“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吻《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象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那么深广,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曾读过《圣经》,并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较为突出的有冰心、许地山、老舍,他们是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甚至郭沫若、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也曾一度成为基督徒;其他如鲁迅,对引日约》有过系统的研究,茅盾,写过几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巴金,作品中的基督
教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及写了一批教会题材小说的张资平、肖乾;其他如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田汉、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叶灵凤、胡也频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甚至沈从文这样不懂西文的地道中国派作家,最初也是从《圣经》的反复阅读中学习写作的,他称《圣经》是他的“师傅”。
二、《圣经》文学研究
周作人认为欧洲文学有三个来源,一是希伯来思想,二是希腊思想,三是中古的传奇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三支潮流会合,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古代希伯来文学保留在《旧约》之中,《旧约》本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书,经过了历史批评的研究,从文学上讲是希伯来国民文学的总集。他把《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作了比较,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③周作人对于《旧约》的研究,受到美国神学博士漠尔(GeorgeF.Moore)的影响较大,观点也多引用漠尔的《旧约之文学》,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认为其中“亚当夏娃的故事”虽是神话,却对近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历史书描绘了犹太社会家长制度时代的情形,反映出一定的禁欲思想。《旧约》中的预言书是抒情诗,其中《约伯记》被漠尔赞为“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咽.《路得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是纯文学方面的小说,周作人特别欣赏《路得记》和《以斯帖记》,说它们“是古文学中难得的作品,一《以斯帖记》有戏剧的曲折,《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⑤,而他最为赞赏的是《雅歌》和《传道书》,称之为永远流传的不朽之作。周作人至少在四篇文章里论述了《雅歌》,并把《雅歌》与《诗经》相比较。《雅歌》作为《旧约》中的一本爱情歌集,犹太人说这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咏颂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基督徒则认为这是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有关于神与灵魂,或者新妇是马利亚等说法。周作人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赞成漠尔的观点:“那些歌是民间歌谣的好例,带着传统的题材、形式及想象.这歌自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我们相倩当是一部恋爱歌集。”“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颐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吻周作人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中,根据《圣经》作了这样的论述。夏娃的故事解释了古代农业的辛劳,女人生育的苦楚的起浑,《旧约》中历史书反映出男权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以斯枯记,和《路得记》中两个女主人公,是当时犹太的理想中的模范妇人,她们以忠心和爱心供奉家族的民族,但是还没有现代女子的独立人格。而《雅歌》中的女主人公能自由表达爱情,却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在有粉禁欲思想的希伯来文学里,能出现这样热情奔放的恋爱诗,充分说明了人性中的灵肉二元并存.周作人在论歌谣情诗的文章中,也总是忍不住要引《稚歌》,他从另一个角度对它所表现的愈义作了说明,“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
吻。由此可见他对这个篇章的酷爱之情.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在《新佛教》基怪教批评号,看见片篇《基督教与妇人》的短评,指责说《稚歌》一章虽寄惫不在妇人,然而他把妇人的人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并引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说这“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周作人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子,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若说男女的不平等,那在古代是无怪的,在东方为尤甚:即如印度的撤提也是一例,但他们基督徒也未能引了这个例,便将佛教骂倒,毁损他的价值。中国从前有一个‘韩文公’,也不看佛教的书,却做了个什么《原道》,攻击佛教,留下笑话。我们所以应该注意,不要再做新韩文公才好”。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对西方的《雅歌》研究和中国的《诗经》研究进行概述,以欧洲《圣经》文学研究的发达,反证出中国经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没能摆脱正经古训的观念,不能用纯粹的历史批评的方法,把经书作为国民文学进行研究,常常把恋爱诗按服“美刺”观点来解释.所以,他认为,圣书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一个极大的教训和帮助。三、文艺与宗教的关系周作人对于文艺与宗教关系间题,显然赞同文艺理论中“文艺起镶于宗教的祭坛”这一观点。认为文艺的最早撅头与宗教仪式密不可分,即使在后来的发展中形式上分离了,两者在表达情感和宗教精神上仍有其共通点,甚至有时互相合一。原始社会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如唱歌,跳舞,绘画等,除了一种生理的满足外,还表达一种祈祷的意义,即包含着对超自然力量的期待。与此相关的是他对神话的理解,他反对“神话养成迷信”的说法.即使是原始宗教,也与神话是有区别的。首先,宗教反映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期待,而神话则是“在‘图腾,时代,人民相信灵魂和魔怪,便据了空想,传述他们的行事,或借以说明某种的现象”。其次,宗教在后来依然是被许多人相信的,而神话则是“在发生的当时大抵是为大家所信的,到了后来,已经失却了信用”。其三,两者都含有浓厚的文学因素,只是,宗教不能与文学互相替代,它们在精神上有一定的相通柑融之处;而到了现代,神话已经不被人相信,“于是转移过来,归入文艺里供我们鉴赏”⑧。周作人认为神话如同心理学中的“梦”,初民以梦为真,而现在应该还它原人文学的本来地位,应该视之为人类潜意识的显现,去研究其中情绪的,感觉的因素,以及隐密的动机,而不是武断地视为迷信、因为根本就无所谓信,更谈不上迷信。对此,蔡元培的观点是,原始宗教与文艺因为情感功能的一致性而密切相联。但是到了现代,宗教的认知功能已被科学取代,意志功能已被文化取代,艺术的世俗化导致了艺术与宗教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激发美感的情感功能应该被美育取代,因为宗教利用了美的艺术,却是要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把具体世界忘掉.而美育可以培养人普济救世的利他主义,和把自我与宇宙合一的超越意识,这就是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⑨.周作人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他在《外行的按语》中说:“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和;我别的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 ‘宗教的目的是在保存生命,无论这是此生的或是将来的生命”。他认为,文艺与宗
教仪式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与宗教,或宗教意识的分离。原始部落举行仪式的时候,有旁观者以鉴赏的态度来观看,表达对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感情,却不再有祈祷的意义,或对感应的期待,这时艺术就与宗教仪式发生了分离.但是,艺术与宗教之间“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周作人用耶稣的话来说明这种共通点,“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这一点上,周作人说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根本上很是正确”,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的相互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⑩周作人最后总结说,即使不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看,它与真正的文学里的宗教感情,根本上有一致的地方。周作人的这种观点,使他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注重其中包含的宗教精神,那是一种人文化的宗教精神。比如,在他论述到俄国国民和文学时,他首先从宗教方面着眼,看到了深藏在俄国社会中的原始基价教思想,认为这是形成俄国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本所在。他说,“俄国人的生活与文学差不多是合而为一,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的气象,令人想起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和耶稣的故事.”0他赞赏这样的有着丰富宗教内蕴的文学,认为这样的文学能够培养对于人类的爱和同情,爱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对社会丑恶的揭露中又带有浓厚的忏悔意识。
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周作人对待一切思想的态度是他所谓“平心静气地研究”,带着这样的研究态度,他接受了许多思想的影响,包括“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0,他希望能将这一切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行的大路。他反对轻信与攻击,认为怀疑与宽容才是必要的精神。在一九二二年爆发的风起云涌的“非基”运动中,周作人站的立场是,“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0,如果再加上一句,他实在是一个对宗教有兴趣和有研究者。他对出于迷信而攻击迷信的“非神话”者,和那些一种教徒党同伐异的作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评价说:“非耶者还是一种教徒,非孔者还是一种儒生”。.出于对宗教本身的研究,而不是盲目的迎合时代的某些偏激的潮流,虽然也“怕有拥护宗教的嫌疑嗯,他还是独发异声,对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了疑问。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论述了《圣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时,从精神层面上谈到了基督教对世界文化带来的影响,认为《圣经》中希伯来思想是近代西方文明一大源泉,文艺思想变迁的情形都可在《圣经》中找到来撅。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也差不多都是从基督教精神中出来,要理解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个佩泉上来注愈考察。如《约拿书》表现的是高大宽博精神;《以西结书》表明神拥抱一切的慈悲.耶舞的登山宝训更是有粉“何等博大的精神户耶稣在《圣经》中的言行,
便是墓借教爱的福音的基调。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他思想也产生了影响,首先,拱尚人道主义的周作人相信。这种精神是从荃督教而来。虽然,他并不相信耶稣是一个“神之子”,他赞赏耶稣那爱的精神,却是一个反抗因袭社会的革命者,正象鲁迅把耶稣比喻为被庸众谋杀的“精神界之战士”,周作人说:“这正是一切革命思想的共通运命,耶稣,哥白尼,尼采,克鲁泡特金都是如此。呛他在很长一段时期考虑过基任教对中国的改造问题。特别是他看到中国民间对鬼神的迷信盛行,其意义都是出于世间的利害打算,目的无非求福免灾之类的人世应酬.从祭神赛会也可知道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是对待官长礼有余而情不足,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周作人在下面一段话中就表示了引基督教作中国新宗教的观点,但又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在甘路旅馆买1一本《万松歼人言善录》,这本书出了已经好几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见。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墓誉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板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杜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忽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好蜜戏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断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砚念去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立大帝;共二策切不可造成教闷,去舫害自由思怒的发达。这第一第二的及撤,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昨两力免去不可。—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女慧之光的照雄,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不为传统所囚的大公无私的新宗教家,国内有几人呢?仔细怒来,我的理怒或者也只是空怒;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袄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