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

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

林华瑜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内传统学术研究逐渐复兴并日臻于盛。几乎与此同时，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也全面拉开了信息时代的大幕。如果说数年前人们还对二者的关系将信将疑，那么如今的现实发展已经表明，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术研究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第一，现代信息技术有力改进传统学术的研究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个体的身心负重

号称为“国学”的传统学术研究初兴于上世纪初，近一个世纪来取得了大量令人欣慰的成果，但众多的大师和学者也为此皓首穷经，呕心沥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二十余位学者，连续十一年摸索于书山字海，经历常人难以想见的艰辛，终于编纂完成一千余万字的《尔雅诂林》，该书出版后获中国国家图书奖。数位主编副主编为此身罹绝症，出书前夕，谢先俊、黄毓仪教授相继过世，实在令人扼腕。在《尔雅诂林》的出版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说：“现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人，跟古人相比，有大大不如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读古书没有他们读得多读得熟。要超过古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显然，现代信息技术就是当今研究者最为有利的条件。比如在文献整理方面，数字化存诸可以将从前的大型图书馆搬进研究者的书房。一台家用普通电脑的硬盘即可以轻松储藏下收书总数约3500种，总字数达7.5亿的电子文献《国学宝典》！而文本与图像扫描、快速检索等技术手段则可以代替研究个体大量繁杂的文献查阅和抄录工作。

事实上，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改进是全方位的，比如通过检索和统计分析软件，研究者可以比较容易地对古代典籍某方面作出量化分析。生活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研究者与同行的交流合作也变得更为通畅容易。通过网络数据库，研究者可以了解国内外同行研究者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成果，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及时与同行交流。可以想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传统文献信息化的进一步完成，类似《尔雅诂林》编纂者的悲壮可望不复再现。

第二，现代信息技术将带来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与视野的转换，促成研究范式的更新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应有一代之学术。回顾国学研究的历史，正是西学涌入国门的时代语境，决定了王国维从西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那里寻获思想资源，并采用近代西方新方法来治国学。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则直陈自己“受二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

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十年代胡适大力倡导“整理国故”，在提倡的同时他还提出研究的新思路。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呼吁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他指责清人的经学研究范围太窄，反对传统学术研究者把眼光与心力过多地聚焦于几部儒家经典，而把其他古书视为是经书附庸。胡适主张用科学方法治经，整理国故，视诸经为史料，将《诗经》定为文学作品。他的学术主张为传统学术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对古史辨学者的疑经、疑史研究产生直接影响。

现代信息技术不仅给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改变，而且也促使人们形成和接受新的思维观念——比如，开放、交流与自由对话成了信息时代人们的共识。就目前发展态势来看，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可能不亚于一场类似上个世纪的西学冲击，甚至会促成研究范式的更新。哲学家兼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产生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原来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之间就会出现“方枘圆凿”的尴尬，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和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来做出阐释，这就必然导致范式的转变。

传统的国学研究范式确立于二十世纪，一位网络评论家写道：“20世纪，科学与民主的范式，曾铭刻在工业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上；21世纪初，知识与自由的新范式，将飘扬在信息文明的新旗帜之上。”二十年代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并不主要为了“昌明国粹”，他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即使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东南大学《学衡》杂志也明确宣称其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在今天，国际互联网产生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载体，它也是一种新文化。在此新文化下，传统的学术研究目的、手段，研究的理路，研究群体的传承，内在的话语模式，文献与思想的不同倚重，以及学术自身的观念及价值意义等方面，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这种调整在量的积累下将最终对传统的研究范式形成冲击。

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将融入传统学术研究本身，为国学研究提供新质内容 任何一种传统都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在流动中不断汇入新质内容。“国学”的未来发展必然要将今天的研究融进其“研究传统”。从目前情势来看，人们还多倾向于将现代信息技术看作工具性的“器物之利”。自洋务运动起，围绕着“中学”、“西学”曾产生过纷杂的“体用之争”，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体用”难以截然分开，“用”的变化也必然改变“体”的形态。

现代信息技术既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器物之利”，但同时它的方法与成果、

它的理念与精神也会逐渐融入学术研究本身。而且这种融合不是两个因子的简单相加，而是如盐入水，化为其有机的部分。当前各类文献成果数据库的建立，《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光盘版的出版，《国学宝典》、《国学备览》等大型文献信息化工程的完成等，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国学研究方面的直接成果。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全球化浪潮，更使得国学研究从未有过地直面世界。它所带来的世界性视野正在促使当前的研究者对国学研究的本体生发新的思考。这些研究成果与研究理念无疑将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的未来“传统”。

此外，作为整体的国学研究也包括其研究机制与研究环境，在这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融入的特点将愈加明显。比如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众多的研究群体，从而告别传统研究的精英模式。由于被数字化的学术文献可以光速传输、无限复制和长久保存，这意味着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机会更为快捷、均等，这样就可能形成一个异于学院派的研究机制。再比如网络空间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论辩交流环境，这种宽松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各种分歧的学术观点展开自由的、交互式的辩论。当然，从目前来看，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入只是一个开端，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它的未来。

第四，现代信息技术也对传统学术研究构成挑战，如何应对其负面影响是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首先是传统学术研究如何将现代信息技术付诸应用，尤其是内部深层的创新研究，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做得还很不够。由于内部研究者（懂学术，缺技术）技术能力的欠缺，现有的文献数据库与文献信息化工作大多由一些外部研究者（懂技术，缺学术）完成，因此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待提升。同时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也应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有力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将进一步加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会促进传统学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因之研究中如何理性审视本民族文化，找好学术研究的价值基点，这在当前尤为迫切。楼宇烈先生认为中西文化比较时，“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但是，要在学术研究中真正实现这点并不容易。

最后，现代信息技术说到底，仍然只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延伸，如果研究中过分倚赖技术则可能造成研究主体的精神缺乏。“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主体意识是不能没有的，否则出主而入奴，势将沦为它种文化的附庸。”（楼宇烈）现代信息技术本身亦具有双刃剑特征，既可以为我所用，也可能为彼所伤。应该承认，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是建立在西方科技理性思维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整理国故”或对传统文化的再诠释，也大都以西方科技理性思维作参照系，

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梳理传统文献，这在一定范围内确实促进和提高了“国学”研究水平。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信息技术及其代表的西方科技理性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和思维特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隔膜。因此，传统学术研究者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仍非常有必要保持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国学”的民族本位意识。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挑战，同时又不失我们的文化根基，进而实现传统学术研究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