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之际]的背后(1)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 余英时 著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14年1月版

周言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陞，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编者按：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今年在台湾出版了新著《论天人之际》，这本书是余先生长年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起源问题思考的结晶。余先生的治学脉络在这部著作里有怎样的体现？曾出版余英时传记的年轻学者周言在此文中试图作出一个大致的梳理。

大约在三年前，我去普林斯顿拜访余英时先生，闲谈之余，他提及自己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我问及是否为之前曾经吐露过的关于唐代的高僧与诗人的相关研究，余先生给予了否定，并且说自己因为年长，加上2008年生了一场大病，所以这项研究被迫中断，而要出版的这本新书，与之前人们的猜测截然不同，他的新书名叫《论天人之际》。大约在去年，台湾《思想史》杂志创刊，发表了余先生这部大作的《代序》，余先生托朋友给我带了一册很珍贵的抽印本，随后在今年年初，得以见到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论天人之际》，这本书是余先生长年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思想起源问题思考的结晶，带有鲜明的典范意义。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论天人之际》一书的出版，正可以为余先生的学术研究做出一个总结，在书中，可以看出余先生治学的多重维度，一方面是其自少年时代开始对于西方学术思想、观念的理解和接受；另外一方面是余先生在美国高校执教期间对于中国先秦两汉历史的关注和研究，而最为重要的则在于，余先生在中年之后，开始集中用中文著述，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集中考察，便是在他中年之后。《论天人之际》，就是这样一部融汇了余先生少年、中年乃至中年之后各个阶段的思想结晶的书。由于葛兆光先生已经发表了《到“内在超越”之路》，对于余先生大作的精要已经做了准确的介绍和阐释，童子何知，只能在葛先生的文章之外，略谈一二。

一

要想理解《论天人之际》，必须回到余先生少年时代的思想历程，对此加以把握，余英时在书中提到，自己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读到了胡适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兴趣，随后找到梁漱溟的原文来读，也正是因为受到梁漱溟的刺激，余先生从那时开始，“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愿望被激发起来，而且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p2）而后余先生也提到，他对“轴心突破”这一概念初次接触时感到“似曾相识”，原因是在1950年代初读到了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p12）余先生少年时代对于西方思潮的理解和接受，其实在高中阶段并不明显，余先生对于西方思潮书籍的集中阅读，乃是1950年代在香港求学期间养成。

余英时之所以在香港时对于西方思潮产生兴趣并且集中性地阅读，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首要的原因是余先生父亲余协中和母亲尤亚贤的影响，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余先生194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曾经仔细阅读了当时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毕业于卡拉格大学和哈佛大学，回国之后接替蒋廷黻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曾经在1930年代出版《世界通史》三卷本，是民国时期影响力较大的世界史著作，而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一度被翻印作为教科书参考。而余英时的母亲尤亚贤对余英时的影响也不小，尤亚贤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40年代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其翻译的捷克史学家贝恩斯的《民主政治之现在与将来》，这本书对余英时影响很大，还曾经在其早年著作中多次征引，贝恩斯此著的具体观点，对余英时的少作《民主制度的发展》一书有着鲜明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发展》算是余英时第一本专著，因为在此之前余英时所出版的《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只是集合了在报刊上发表的专栏文章，较为零散，不够系统，而《民主制度的发展》则更为系统全面。余英时回忆写作这些著作的时代背景时指出，1950年代初期，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陷入一个空前的低潮，民主究竟怎样从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渐发展出来，当时一般读者不但不大了解，而且根本已失去了了解的兴趣，余英时当时住在香港，对这一情况体会得尤其深刻，因此《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这两册书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编写出来的。

从余英时在《民主制度的发展》书后所列出的参考书目可以知道当时余英时阅读西学著作的范围，这其中包括了亚当斯的《中世纪的民主》（George Burton Adams,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亚瑟·伯克的《公元五六五年前罗马史》（Arthur E R Boak,“History of Rome to A.D.565”)，哈瑞特的《民主的历史》（Harriet F Bunn ，“Story of Democracy”)，约翰·布理、鲁塞尔·梅格思合著《希腊史》（J B Bury, “History of Greece”，2nd.)，乔治·凯特林爵士的《政治哲学家史》（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 “A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亚瑟·伯维尔·戴维斯的《民主乃人类之广阔未来》（A Powell Davies, “Man’s Vast Future, A Definition of Democracy”)，菲利斯·道尔的《政治思想史》（Phyllis Doyle ,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基尔克的《中世纪的政治理论》（Otto von 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史蒂芬·金·贺爵士的《我们自己的时代，1913-1938》（Stephen King-Hall， Sir. “Our own times, 1913-1938”)，贝克尔的《现代民主》（Carl L Becker, “Modern Dmocracy”）。这些书出版的年份大多在“一战”之后，也有当时出版不久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