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思念
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赵春军
帮 倒 忙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有
一年冬天,大清早,母亲要乘坐唯一一趟由崇礼县开
出,途径我们村啕北营开往驿马图的班车——解放牌
大卡车,为了安全,尾部还有一根粗铁链子将车箱两
边连接,到十里外的姥姥家——上四杆旗村。
五姥姥、母亲(唯一一张年轻时的照片)和姥姥
那个年代气候寒冷、滴水成冰,生活条件极其艰
苦。父亲是老师,吃国家供应粮,每月定额三十斤,
粗粮十八斤,细粮(白面)十二斤,二两麻油。我们
姐弟四人和母亲的户口在啕北营村,是那个年代特有
的、典型的“四属户”(见附件一),俗称“一头沉”,
口粮随生产队社员一起分配。多年来分到手的谷、粟
类粮食都是下风头——被风吹出来的,基本上是(粃)
瘪子,或者不饱满。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火红的年代,
受到这样的待遇也是平常的——因为你不参加农业生
产劳动,就是不劳而获。生产队分粮等物也有“公
平”,全队也有按群类区分的固定排序表:当轮到社
员在先分配粮食时,从上风头开始,颗粒饱满;当轮
到我们这些不是社员的人群先分配时,就从下风头开
始。总之,横竖他们说了算,我们这个群体不是女人,
就是未成年的孩子,干(粃)瘪的粮食一定会分到我
们这些人家。我是个孝顺的儿子。出生四天开始闹病,
母亲常说,生我前几天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父
亲的同学岳作亮(见附件二)给她抱来一个病孩子,
问她要不要,母亲说要”。因为我体质差和头一个宝
贝儿子母亲溺爱的原因,两岁了还和弟弟一起吃奶,
母亲一个腿上抱一个,常常是这样,我想吃奶了,就
在母亲怀里叫“妈,妈„„”长大一点后,我也总是
把好吃的东西,送到母亲嘴边“妈吃吧,妈吃吧„„”
这天母亲要去姥姥家,不知是主动,还是母亲让
我送她的,大清早我用稚嫩的小手提着黄色帆布提包
和母亲一起到大街上等车。
寒冷冬天的清晨,路上没有雪,放眼望去,天地
灰蒙蒙的。街上看不到行人,只有几缕炊烟袅袅向上。
从家中到等车点,也不过二百多米的样子,但这段路
程却是我永远难忘的。从热家中出来,稚嫩的小手肯
定没带(也没有)手套,开始几步还行,逐步冻手,
坚持、坚持再坚持„„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快放手,
提包扔到马路边,完成任务,袖手旁观。
那个寒冬的早晨及其当时的场景永远铭刻在我的
记忆中,不能忘怀:我和母亲哆嗦地站在路边等待着
大卡车的到来„„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发现了提包的
底部有湿的东西印出,急切地说“娘呀,把瓶子(医
用500毫升葡萄糖瓶)打了”。她赶快拉开提包拉链,
将东西取出,分开放置,玻璃渣扔掉,清理油污„„
哪个没有准备、特定的环境下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于
清理油污?没有。想想都难。我能想起母亲着急处理、
而又无奈的脸庞,但她没有责怪我。
一点儿一点儿地积攒、从全家人牙缝中一滴一滴
抠出来,送给姥姥的麻油瓶被儿子打碎了,麻油倒掉
了,留给她的是个沾着油污的提包和原来提包里(也
沾染了少许油污)的东西,怎样继续上路?印象中就
在街边居住的二表姐帮助了母亲。节外生枝这出戏并
没有阻挡母亲去姥姥家的步伐。
母亲、二姐、大姐和父亲
近四十年过去了,由于自己还小,不懂事,也怨
母亲事先没有告诉我提包里装的东西要轻拿轻放或者
将油瓶放在提包的中部或顶部,导致了这场风波。母
亲能告诉我吗?那个年代一斤麻油是很珍贵的。父亲
知道吗?我想不知道。他常年在外教书,当天是否在
家记不清楚了。这一切希望母亲托梦告诉我。
2012年12月30日
附 件 一:
四属户:是干部、职工、教师、军人这四种人员的家属,过去主要指干部、职工、教师、军人在农村(生产队)的农户。那个年代,农村有人在外拿工资的家庭叫四属户,“四属户”俗称“半边户”,意思为家庭主要成员一半在单位就职,一半在农村务农。四属户都生活在农村,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家里有人吃国家粮,拿工资,一般条件比较好。当时象保温瓶这样的奢侈品只有四属户才有,往往受人嫉妒。但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工分少,在生产队靠工分称粮的年头,每年超支,须向队上如数交“口粮钱”,是拿钱担粮,要拿现钱才能领到一家的口粮。
工分少,只能吃队里的平均口粮,口粮定量低,往往粮食不够吃。那时候,在外工作月工资很少,大多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十元钱工资。由于工资低,家庭人口多,是既没钱又没粮。还有人多劳少户,劳力不齐,家里小孩多,困难更大。经常有交不起超支,称不到口粮的情况。
改革开放后,四属户发生了质的变化,四属户这一词语正渐渐淡出历史。
附 件 二:
读 懂 母 亲
2002年初冬的一天我回到了在崇礼县乌拉哈达村
的父母家。母亲一直怕冷,又是“不拦火焰”的人,家里始终是暧暧的,不知寒意。火炉在里屋,烟筒从里屋的墙中斜着出来穿越整个外屋后,才从墙中出院。里屋窗户处放置有木质大通床,紧挨外屋后墙也有一张双人大小的平板木床,靠左墙角放置,可从两侧边上下,距家门口近,出入方便,空气流通好,又能看到街门口,视野开阔且敞亮,是我们大家首选的入住床铺。
七十一岁较胖、大肚子的母亲,每天早早从被窝里稳稳的坐起来,有时还露着屁股,用多年使用的大半拉棕色被脑油长期浸蚀了的木箅子梳理着她那满头花白的头发,津津有味、深思熟虑地开始和我们搭话,内容多为一些生活中的,房边左右,邻居家鸡毛蒜皮的小事、小情。我很愿意听母亲说这些,积极响应并说出我的理解,母子俩是能说到一起并有说不完的话。白日一整天的忙碌,她已经很累了,晚饭及家里院里常规“检查”歇心后就早早的稍稍斜躺在了被窝里,占了很大的地方,主要活动就是看电视。她多次跟我念叨:“岁数大了,利索惯了,成独根草了,占了大半炕”。有时外甥们、孙子、孙女睡在身边,她还觉得“挤”、“热”。
外屋也有一台21英寸彩电,条件应当更优于里屋。每当躺在被窝里的母亲咳嗽或嗓子干,发出了响声,我无论坐着还是睡着,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在她身边,总是第一时间给母亲送上一点开水,怕烫着她,有时少兑一点儿茶缸里的冷开水,但她总是提醒要烫的。喝不了多少,润一下嗓子,剩下的有时放在她的头起。现在想来,一点儿开水从暖壶中倒出来,到茶缸里,再到母亲嘴边,实际上已经不烫了。这才是母亲总提醒要烫的原因。可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兑冷开水呢?为
什么不亲口尝尝?只知道为闺女亲力亲为,在母亲身上却差了呢?
这一天晚上,外屋并不冷,其实整个冬天也不会
冷。母亲对着在外屋床上看电视的我说:“哥儿,睡吧,外头冷,跟妈进里头睡吧。”我说:“不冷,就在外头睡呀。”她没有答话。我心里想:外屋自在,一个人睡一个大床,又有电视,下地又方便,又不冷,妈净瞎说。
一会儿过去了,又传来母亲柔和、语气诚恳的声
音:“哥儿,睡吧,外头冷,叫你爸爸去外头睡,你跟妈进里头睡吧”。我轻蔑地说:“净瞎说,不冷,妈快睡吧”。继续看电视,干我自己的事情。
又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开始低声唠叨并带出了怨
气,语调中已加入了一种只有我能听懂的母亲不能再容忍的声音:“哥儿,外头冷的,你跟妈来里头睡吧,让你爸爸去外头睡,不听说的”。
不能再不听母亲的话了,我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了,拗不过她,就关闭电视,抱着被子进了里屋,睡在了她的身边。心里想着:“等妈睡着后我再出去”。
很快,母亲睡着了,我又悄悄回到了外屋,边看
电视边睡觉,天真地认为:这样可以瞒过母亲。
第二天早上,我是在母亲自言自语中被说醒的,她坐在床上念叨着:“跟妈在里头睡吧们儿,非不听”。一边用木箅子梳理着她的头发,一边继续念叨说她:“今儿有点头疼”。我啥也没说,心里有点儿替母亲难受。
随后我就回到了单位上班。但很惦记母亲的头疼,并开始追想母亲那天头痛的原因:心爱的儿子回到了她的身边,她要找借口让儿子睡在她的旁边,就像儿子小时候一样,满足她做母亲的心愿。而事实是:儿子未遂了她的心愿,一夜睡得不踏实导致头痛。真有那么重要吗?
十年来,我时常在追想„„时间越长,越能证明自己的猜想的准确性。可惜的是没能在母亲在世时与她应证这一切。
2006年5月12日21时许,母亲离世。当晚,我睡在了母亲的身边,力求和她挨着近些、再近些„„静静的一夜,我的心里很踏实。可是,母亲和我已阴阳两重天了。
2012年12月30日
前言:2006年5月12日,她走了,带着对生的渴望和死的恐惧走了,没有给儿女留下一句嘱咐的话。今天又是5月12日,母亲节!我把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以此作为对母亲深深地怀念并祝所有的母亲幸福安康!
谁不犯错?愿勤俭持家、操劳一生的母亲原谅我!
当清晨第一缕曙光普照大地,新的一天来临时,“妈:
你去哪儿了?”
我、母亲和酒
作为一个男人,喝酒多了难受是少不了的。年少
气盛根本听不进母亲苦口婆心地劝告的。她常说“哥儿,少喝点,喝多了难受”。话语中充满了对儿子的心疼和惦念。
1987年春节,初六,我们家在崇礼县林业中学(石
嘴子)家属区居住。午后,我执意、擅自将距家八里的上四杆旗村母亲的亲属---我的姑舅兄弟和胡文美姐夫,开着他们的拖拉机接到了家中。我想:见到她的亲属,母亲会高兴的。
不料,当天下午,亲属们到家时,里屋,母亲已
经请了父亲学校的校长、老师和邻居们在喝酒、吃饭。私自接来的亲属们在外屋坐下,方桌上开始摆满了碗筷、酒菜。
全部是母亲一个人在做饭做菜。重要的是突然出
现的外屋的一桌人,怎么应酬?大冬天,那个年代,家中能有什么?能储备多少东西?刚愎自用的我替母亲想了没有?没有。
为了显摆自己,频繁敬酒是少不了的。客人散了,
我也倒在了里屋的床上,怕我头朝窗户边,受冷,母亲又把被褥厚厚地挡在了我的头起。不一会儿,胸中百万大军涌动。母亲站在床边,心疼地话语又在耳边响起:“哥儿呀,不少喝点儿,叫他们来做啥。”父亲从不打骂我们,只是脸色有点不好看。掌灯时分,酒劲大发,我把身体一百八十度旋转,头朝向床边并对母亲说“妈,我要吐呀。”她迅速地用盆子挡住了我的嘴,准备迎接突如其来的已经进去被酒精浸泡了的又非要回来的管不了的东西。
旧的,多年的,白底小红花,有几处磕碰后露出
片片铁锈痕迹的,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用脸盆改作的尿盆。这倒好说,关键是铁皮经尿液日夜浸泡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产生新物质的味道实在不好闻。无奈、由
不得自己:吐的空隙,我总是把嘴探出盆边,离那味道远点,这时,母亲总勤快地紧追不放,积极跟进,盆不离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
第二天,我跟母亲说“妈嗫,把个尿盆子唔在我嘴上,别说喝醉酒了,就是好人,他也得吐呀!”
母亲会心地笑了。
2013年5月12日晨
父母亲、俩姐姐、弟弟和我
前排:赵铼 赵婧 中排:母亲 父亲 后排:春军 二姐 大姐
后记:多年积攒在心中对母亲的热爱,现在只能用文字表达了,希望与同志们一起分享,更希望大家能从中领悟到什么就更好了。
2013年5月13日
针 线
1932年6月16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母亲曾多
次说“姥姥没告过那天养的”),母亲出生在崇礼县上四杆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姥姥和姥爷只有我母一个闺女,全家人对母亲的疼(喜)爱程度可想而知,非同一般。为讨母亲欢心,我总是提及幼小时在姥姥、姥爷家时的一些事,有时也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向母亲说明或求证,娘俩的话越说越多,时间长了,母亲总是说她:不想姥姥,就想姥爷,五、六十岁的母亲常常说“心里惚嗒嗒地想”,这时母亲的说话声音也变得有颤音了,流露出情感难仰的样子,她是真的动心了。为不让母亲难过,我总是差开话题转移情绪,说点别的事情。等到母亲去世前的几年里,我已经有意识地不再提及姥姥、姥爷了,免得她伤心。
2004年后秋,母亲腹部做了大手术。术后我问医
生:母亲手术的怎么样?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医生随口说到“那个部位就没有良性的”,那她还能活多长时间?医生头也不回地说:“半年”,我不想接受这个说法,一再试图说明一些特殊情况,期待奇迹的出现。那个年轻女医生看着渴望母亲能健康生活并用渴求语气和眼神与她对话的我,抱着不想伤害别
人的口吻,平淡地说“最多一年”,并补充说“手术只是将胆管接通,身体表面不会再发黄了,但肿瘤并未触及”,也就是说:手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假的,而母亲却很高兴,全然不知这一切,在期待明天美好日子的生活里,又活了一年半,在给我还清房子的首付后,好象是下一个月就病倒了。这一年半不知我是怎么度过的:心里明知母亲不久就会离我而去,可也无能为力。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的全身,使身体日渐消瘦,她自己有时捏着裤子向我们左右抖动着,裤子已不合体了,说她“瘦子”,我们明显地看到她粗胖的大腿、小腿已不复存在。那年的春节,七天假,我回去四次,每次与母亲的相见,其实在我心里就是生离死别,心里默念着:母亲千万不能说肚子有问题,一但病倒在床,亲爱的母亲就难逃厄运:癌细胞疯狂发作,吞噬了她肌体里的那些坏细胞,导致母亲一年半的天气,连个感冒也不得;同时,它也吞噬了母亲肌体里的好细胞,从而直接导致她的死亡。真正病倒时,自己反复对单位的同事说“我不久就会失去母亲,成为没娘的孩子”。但跟母亲却什么病情或是身后事一句也没交流过,倒是她在一次输入人血白蛋白后,感觉不错的间隙,我们将她扶坐起来,母亲凝望着玻璃窗外的地里已有近半尺高的小葱苗,用心反复搓看着
刚刚拨下针头的手背,自言自语,说她自己“要是那两儿天(前几日)不行了(死了),这两儿天,早就把你(称她自己,被)挖掘儿出去了(下葬)”,说明母亲已意识到了危险。我跟母亲说:“妈,等过几天,好一点了,咱们去大医院住两儿天”,“嗯”,她爽快地答应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在自己身上大气、不怕花钱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想给母亲花钱却花不出去的时候,其实那是在哄骗母亲:因为我不知如何给母亲看病。外甥女李琪不了解详情,眼睁睁看着从小哄她长大,已昏睡不省人事的姥姥,心急如焚,连续三次电话质询我:“大舅,„„姥姥不是你一个人的姥姥„„”,试图给姥姥争取上一条活路。
赵鹏、赵铼、母亲、李琪、赵婧、父亲、李超、赵婷
上排:李超、母亲、二舅妈、一孩子、大舅妈
下排:卫卫、李超、母亲、江江、二舅妈;母亲抱着李琪
又一天的下午,一只乌鸦在院子边的树上嘎、嘎、鸣叫,非常凄凉,那是告诉我:母亲不行了。可是我却任其下去,一筹莫展:眼睁睁看着母亲离我们而去。我常常看到身边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同事,总是联想到我的母亲,我们肯定都有同样的感受,一种思怜之情涌上心头:我四十三岁时失去母亲,尚且如此悲伤,何况他们?谁不思念失去的亲人?
母亲是在被宠爱的家庭中长大的,但这并没有让母亲的意志消沉下去:她向她早早就当上童养媳的嫂子们学习做饭和针线活,尤其是她二嫂,我的二舅妈,对母亲、对我们两家这些做晚辈的影响都非常巨大。这个小脚二舅妈,眉清目秀,和蔼可亲、幽默滑稽、白白净净(母亲的脸不白),聪明贤惠,她的待人接物,有礼有法,真正是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的农村妇女的典型和优秀的代表。
这个二舅妈有一个妹妹,几十年来就住在母亲的
前一个院,中间隔一条村中马路,母亲亲切地称其为三姐,每每当我回到家而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就会直奔这个三姨家寻母。一个小姑子,与嫂子及其她的妹妹,三人之间,几十年相处,亲如姐妹,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是因为啥?到底是嫂子贤惠、忍让、包容,风趣幽默,还是小姑子聪颖、能干、吃苦,让我们这些局外人明显地能看出和感受到她们之间如此的热乎劲儿:互相追捧(逐)、牵挂和亲密无间,或是她们共同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素质?如今,她们铁三角仨人均已作古,在天堂那里,她们不会因为在人间时候没有吵架、拌嘴而相反变成仇人吧?二舅妈活着时常说是:在给孩子们铺路,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她说的
这句话的含义。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定要不辜负她老人家的期望。不好也不行呀:怕她回来给你讲经说法。
三姨、母亲和二舅妈
二舅妈是个全才,她的针线活不仅好,而且是一个大家闺秀,农村妇女的优秀品德她都拥有,时不时地还可以给你相相面,看看手相、黄历、阴阳五行,掐手算卦,讲讲小迷信。她是母亲的启蒙老师(傅)。有了这位耐心细致,无微不至的好嫂子,母亲的进步是相当快的,并从中受益匪浅,影响深远,再加上母亲的聪颖好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婆家不仅要为老的缝穿,还要给我三叔、小姑姑缝穿,回相距八里地的娘家时常还要带上她,母亲做的针线活,件件受人称赞。她常常在煤油灯下,自己用八吊儿捻麻绳、
纳鞋底,时不时地还要用针锥在头发间划一划,可能是止痒吧。小八吊儿是用羊小腿骨头做成的,很简单:在骨头中间钻一个细洞,穿一根粗铁丝,再在铁丝两端做个弯头就行了。左手拿线将八吊儿吊起悬空,右手旋转八吊儿,线绳逐渐拧紧成型延长,盘在八吊儿中部,右手再不停地加线,重复上述全过程,一条长长的线绳就加工好了。如需粗的绳子,同样的办法,可将上面的三股绳子合成一股就行了。不断加进的线如果均匀,出来的绳子也将是粗细一致的,如果加进去的线不均匀,出来的绳子就象是蛇吃了鸟似的,一轱辘粗,一轱辘细。手工捻绳的活,看似简单,实则可不容易。全家老的、小的的缝穿,全要靠母亲一人承担。为纳得结实,好用力,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拿着针锥扎眼后再穿针引绳,针锥要穿透厚实的鞋底,需要用很大的力,这就要拿腿部的弯曲处在上面挡住鞋底,右手将长长的线绳在腕上缠绕几圈,长度适合后停住,还必须得带上用多层布做成的厚实的护垫,借助弯曲的腿部挡住鞋底,来死死拉紧每一条麻绳,经过这样处理才能做出结实耐穿的布鞋。娴熟、飞针走线的动作和那一排排纳成的整齐划一的针脚儿,历历在目。虽不算是什么商铺,在家里还为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们吊小大衣,裁剪衣服,絮棉花,吊里子,
上领子,挣手工每件五元钱,为的是给我们兄弟俩在外念书挣点买烧饼的钱,一再念叨、嘱咐:别饿着,别饿着。我初二到崇礼县第二中学念书就穿着母亲手工做的棉布鞋。过去老家的大红柜中保存着母亲用牛皮纸或报纸剪成的衣服样本,一卷一件衣服。类似裉浅裉深,先缝外片后缝里片„„这些做衣服的术语我小时候就懂得很多。合理利用边脚料,俭省节约,也是母亲做衣服的一大特点。
现在想起:一块布、棉花、羊皮、买好的毛毛领子面,经过母亲剪裁,根据布的大小再弹上棉花(花絮飞得满家全是),全部手工一针一线,逐片缝合,到组装成品,母亲要用多少精力和时间才能挣到五元钱?一想起这些就很心疼母亲,但她说过:“一心拉扯(抚养)孩子们长大,没感到苦和累”。
2006年4月的一天中午,吃过饭,和煦的春光照在床上,加上浓浓的炉火使整个家里异常的暖和。母亲被扶起,已染病在床多日。正好我穿的是一件浅黑色的棉运动衣,上衣没有一个较放心的衣兜,同时也想让母亲活动活动,更重要的是想让母亲再在我身上留下点想情,跟母亲说后,她马上答应了,我把针线和布包放到母亲怀中,她开始进行选料、裁剪并给我缝好了左右两个内部衣兜。我用手试了试:天呢,这那
是母亲的手或是一个裁缝的手做过的活?外面缝痕明显,已影响到美观,且针脚儿大小不一,漏洞百出。深深地感到母亲没有能力再为我办好这些事了:肆虐的癌细胞病毒已完全侵蚀了母亲的肌体。和母亲坐在对面的二姐和我都笑了并要母亲再给缝缝。这时的母亲已没有精神了,她的表情、眼神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耐烦,甚至是厌恶,并说让你二姐缝吧。最后是二姐给做了加工,衣兜才算不漏东西,成为名副其实的衣兜。这是母亲留在世上最后的针线活。
在崇礼县第一中学上高中时,天气寒冷,母亲为我还买了泛浅黄色的反毛皮鞋,尽管每天的袜子上全是白色羊毛,仍能感受到母亲的用心。
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无法抗拒。可为什么还总
是怀念母亲?
不知道。
她生养了我,我能拿什么回报母亲?
没有。
2013年11月16日
离开母亲的日子
妈:您好!
今天是2014年的大年三十,按我们家惯例今天上午要把对子(春联)贴上,父亲要将早已准备好的红纸拆成对子或斗方,在我小时候,孩子们还需要为父研墨,后来条件好了,直接买墨汁就可以了,在炕(床)上摆放着我们家的小红方桌,父亲写好,我们给凉开,往往全家大面上全是红纸,还有的是给别人家写的,用刷子涂抹上自己家用铁或铝盆子在火炉上用白面做成的浆糊,用量少时,也可用做饭的铁勺子直接放到火炉上做成。过去的年代里,春节期间,往往天气寒冷,家中准备好后,跑步到院中,还没等贴上,浆糊就冻在一起了,冷风一吹,保不准还得再加固一次、二次。我们现在都改为用透明的胶粘带了,很利索、很方便。今年的天气格外不冷,多少年不遇的一次,一冬天也没有下一(点)场雪,今天已是五九的第四天了,就再没有冷的天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大门口开始还要挂上红灯笼,直到正月十五过后。今年党中央严格厉行节约,反对奢靡浪费之风,我们单位将过去年里常会有的春联、挂历、小灯笼等全部取消了,妈,这肯定是您没有想到的吧。
按传统规矩,今天的日子举家要和您团聚,也不能实现了。还有换新钱,您在的时候,我会换好多好多小面值的新钱,把它做为孝敬妈的内容之一,越来越重要的是,您还要当一回二道贩子,再换给身边众多的亲属、周围的街坊邻居,已成了过大年必须做的事情和固定的生活方式。妈走后,街坊邻居又向父亲追问还要继续兑换新钱,可是永远不灵了,她们那里知道,您不在的日子,我已没有心思再做这些令我伤心的事了。那些年月里,家门口卖烧饼、卖小商品的人也说:这个老太太净给新钱。闺女在您身边读初中时,早晨一睁眼就会发现在她的枕边有一个苹果和一枚崭新的五角硬币或纸币,那是您给她的早点钱。这一系列的规定,随着您的不在,也都全部取消了。 妈:有您在的大年三十,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的一天,儿孙们围绕在您的身边,转来转去,没有忧和愁:半扇的猪肉、还有生猪头„„东面小房子里放满了农村人家各式各样的吃的、喝的,有买的,也有小辈们各家各户送的,也有自己家加工的,如炸糕、粉条、麻花、蛋糕、豆腐、多种山药饭等,我在晚上趁着洗锅,还要给您清洗一下所有的茶杯、碗、筷子、盘子等吃饭的用具。有时间还要擦擦玻璃,扫扫院子,清理一下院里的积雪,尤其是妈经常要走过的固定小
道上,砖必须平,不能有一点积雪。我们一边劳动、干活,一边还要回顾一下这一年的开心事。
妈:过去的2013年,孩子去秦皇岛念书了,也长大了,懂事了。我今年也五十了,也长大了,也懂事了,妈就放心吧。我全年除去应该扣的外,实挣了七万七仟元,长这么大,今年是挣钱最多的一年,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八万元存款,要是您还在的话,我要把存单交到您手里保存和使用。
妈: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也是
必不可少的,睡得晚点,大年初一清晨,您也要多次提醒让我们“哥儿,起吧,今儿嗫是大年初一,白天再睡”,这天的早晨,也就是太阳没有升上来的一段时间里,不(让)能揭所有的衣柜,也不让往地下洒水,我想:用意也就是怕把财富跑掉吧,包括尿盆也要等太阳出来后再倒,往往由于不经心,不注意而记不住,水倒在地上了或把衣柜揭开拿东西了才想起妈说得话,可这时已经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
这天还要准备初一早上笼旺火用的柴草,常是父
亲用玉米杆、谷桔或其它木料扎捆成直立的柴草堆,等一家老小聚齐了,我们全家一块在院中央开始笼旺火。大家在火堆旁,边说笑、边取暖、边放鞭炮,常常看到妈伸出双手,张开十个手指头在火堆上方取暖,
妈也常会戴上用酱橙色毛线织成的较厚的帽子,长长而又高大的火苗映照着您那方方正正、慈眉善目而又红润的脸庞„„
妈:我流泪了„„
妈:我现在该出发给您去烧纸、磕头了„„
大儿
2014年1月30日晨
墓志铭:
这里深藏着我们无尽的怀念和最爱,无论天上人间,我们永远是一家
你带走了我们的家
清明遐想
2014年4月5日,清明节。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跪(坐)在母亲坟前良久,思绪万千。
我小时候,母亲常喝、也常备有开胸顺气丸和木香顺气丸,这两种药均褐色、圆形颗粒,用小纸袋装着,颗粒大小一致,类似自行车轴上用的珠子,每袋装多少颗不记得了,但包装袋的颜色、大小还记忆犹新。有时也叫住在村南头傅美丽(二姐的同学)的父亲傅登九(村医)大爷来家中给母亲打针、号脉或扎针。有一年的春节期间母亲生病,就是这位医生来家坐诊,母亲做不了饭了,我开始和姐姐们学做饭:擀饺子皮,给医生包饺子吃。那些年,母亲还熬中药汤配合着治病,脑海里常常闪现母亲脸部流露出的难以下咽中药汤的痛苦状,有时还要上扬一下或二下脖子以利下咽,也有时还要准备点儿吃的东西,去除嘴里的苦味。为不浪费中草药的药性,一副药往往要熬好多次,家里有熬药的沙壶,如药凉了,还要将盛有药的碗放到锅架上稍微热一热再喝。
父亲的冷漠、木讷也许是导致母亲心中不快、憋
气的主要原因。
我今年五十岁了,而那时的母亲也不过四十岁左
右,记得在冬季的晚上,母亲穿着蓝色小皮袄,脖子上围着绿色的长围脖,武装的严严实实,我们一家人簇拥在母亲的身旁,有搀扶母亲的,有给母亲拿椅子的(二姐夫赵万星手里拿着椅子,嘴里还调侃母亲说:“就象佘太君”)到大街上看电影,一百米的路程,母亲因上不来气,中途还得停一停,歇几歇儿。
1982年起,五十岁的母亲随着外甥们一个个出
生,开始了新生活,做起了孩子们的保姆:看着一个个活泼、可爱、可亲的小脸在一天天长大,她心花怒放,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们的身上,逐步把吃药给忘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感谢这些孩子们。
十多年前,我看到药店在春季时常备有好多用塑料袋装着已熬好的药:中败毒,就想给母亲买,下下她因季节更替而积累在身上的食火,说:“妈,春天火大,我给妈买点中败毒喝吧,给妈下下火”,母亲说:“哥儿呀,你可千万别给妈买,妈这辈子喝够那黑汤了”。
以后再没和母亲提起过此事。
2014年4月5日
“五一”节来到了,向劳动者致敬!
母亲从风沙中走来
4月16日和17日,天空稍显灰蒙蒙的,低垂的雾霾,细细想想,这已是2014年春季里最显空气质量不好的日子,18日下了一整夜的细雨,19日晨继续在下而且还不小,早上醒来的时候,躺在床上就能听到窗外滴答滴答的下雨声,这场没有惊雷的春雨,把温暖的大地清洗的干干净净,20日,经过洗礼后的天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蓝天、白云、青草、鲜花„„
自然环境的改变都是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营造的结果。1978年国务院批准了在三北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工程。我国西北、华北及东北西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农业生产低而不稳。大力种树种草,改变这些地区农牧业生产条件,是一项战略措施。三十多年来,已使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5.05%接近到14.95%,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
而三十多年前的四月天却不是这样的。
那年月,大黄风刮呀„„刮呀„„刮,连续几天
的从早刮到晚,天旋地转,昏天黑地,卷起院里的一切杂物、尘土,勤劳的母亲身穿浅蓝色上衣,黑色裤子,带着罗圈的腿、迈着不急不慢的步伐、劈头散发、面容紧蹙、步履蹒跚地从风沙中向我走来„„
俗话说:春风不刮,杨柳不活。
让我们的记忆回到1982年,母亲为了帮忙带刚出
生的外甥女李琪,举家从啕北营搬到了乌拉哈达,先与大姐家一个院,之后她们将后院买下并搬过去居住,前后院是连通的。她们家由一头奶牛逐步发展到一群奶牛,期间,母亲担负着管理牛官、登记奶帐、收取奶款,有时还要细心照顾刚出生的小牛,她即怕小牛、又怕大牛挨饿,往往还要给牛喂草、喂料,当牛官的助手和监督者(内线,打小报告,既是一个“管理者”,又是一个劳动者)。
牛和人一样,一天也少不了吃喝,大年初一也是
如此,这就意味着母亲没有一天是休息日。照顾大牛,关心小牛。黄沙天如此、下雨天如此、下雪天也是如此„„在那些年代里,无论什么时候变天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母亲又要在这样的天气里忙碌了,望着窗外的恶劣天气,心里一阵阵酸疼,一幕幕母亲在风中、在雨中、在泥里、在雪里的劳动场景就会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一个个难忘的日子她是怎样度过的?
风沙天真能刮来钱。
这又是一个大的黄风沙天,清早开门出来让人感到身体轻飘飘的,好象有人在推着你走的样子,那是风的力量。母亲向后院走去,这时候,只见一拨一拨的打奶人已经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奶桶就在院子的中央放着,大家自己动手订多少打多少,无人看守,大姐一家四口仍在睡觉,只有时醒时睡的大姐从镜帘中窥探一眼就又去睡了。再大的风沙也没能完全遮挡住母亲的双眼,只见她不时地弯腰捡起地上被大风刮来的满地的五角纸币,第二天我回到家,母亲给我展示了用皮筋束着的一叠整齐的二十多张五角纸币并告诉我这钱是怎么来的。跟我说:这是泉泉(大姐的儿子),把家中的奶款据为私房钱,悄悄地压在了院子窗台上的砖头下备用,黑夜里大风将砖头掀翻,钱散落一院,妈捡钱的时候,已有好多人经过了,说明砖头下的钱一定比这还要多。大风刮来的钱不花白不花,当天送母亲去宣化的弟弟家,十一点前就到了同在宣化的大表哥陈世景的闺女小琴的单位,我、小琴和母亲一同在她的幼儿园里吃了午饭,我到门口买的猪排骨就用的是大风给刮来的五角纸币,全花了,一张也
没给母亲剩余。饭后,母亲等着弟弟去接,我返回崇礼。
生活的艰辛里也有欢乐的时候,有一年刚生下来不足一个月也许就是几天的小牛意外触电死了,母亲给我们煮小牛肉吃,那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嫩最嫩的牛肉了,真好吃,尽管牛才出生不几天,但它的肉却一点也不黏,是真正的舌尖上的美味。
大姐从后院搬到新买的地皮上盖的新房后,后院
大部分时间不住人了,但牛一直在院里住了近二十年。牛全部卖了后,后院彻底空了。再后来,有些季节里,也不断住着一些在她们家打工的女孩子。母亲又多了一项管理、照顾、保护这些孩子们的任务。
虽然这些女孩子们和母亲前后院住着,但出出进
进,一天不知要见多少面。时间长了,孩子们免不了有个头痛脑热的,母亲还要给她们送药、送水、送饭„„为了这些琐碎事,结合电视里看到的一些实际事例,我没少和母亲“论理”,我不反对母亲关心、照顾这些孩子们,只是希望母亲注意方式方法,防止好心办坏事,不能凭主观想法办事。比如送药就不可取,村里的“陈佃明”诊所就在眼前,三五分钟就能走到,给人家送药,如果有什么不良反应或后果,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到那时可就不是什么好人好心做好事的
问题了,妈可以给钱让孩子们自己去买,都是大孩子了,完全能自理了„„母亲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也没有明确说出她的态度,我想,在母亲心中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把心放正,一心为了孩子们,能有啥错?
这些孩子们虽给母亲添了不少麻烦,但客观上也
给母亲增添了许多乐趣,各式各样的故事,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太多了,与母亲见面的日子,也是听母亲讲这些故事的日子„„有这些一批一批的由素不相识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子们与母亲做伴儿,她的晚年生活会更丰富、更多彩,当然,操心也大。
父母利用前后院的空地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时令蔬
菜,有豆角、黄瓜、金瓜、香瓜、圆白菜、长白菜、西红柿、长萝卜、圆萝卜、胡萝卜、水萝卜、茄子、菠菜、香菜、韭菜、生菜、黄花、葱„„还有草莓、玉米等,这些农作物全部是纯正的绿色食品,没有一点农药和化肥。父亲负责种植,母亲负责采摘,二姐基本上是全程陪同,整个秋天全家人吃的蔬菜都是来自前后院地里种植的,根本不用出去买。
这些在后院里住着的女孩子们有时利用夜幕掩护
偷摘地里的黄瓜、西红柿等到手洗洗就能吃的东西,她们利用白天路过地边的机会记好位置,晚上再带上
手电小心翼翼地出来“作案”。时间一长,母亲就发现准备自己明天吃的东西一夜之间不见了,恍然大悟。她没有责怪过她们,常跟我们念叨:“一个吃的东西,管它的了,就让孩子们吃吧”。有一次,母亲发现有一处的几个黄瓜较大,想着孩子们肯定也会盯着的,果然不出母亲所料,晚上她们蹑手蹑脚地来了,利用手电的光亮在寻找着她们白天记下的东西,都以为这时的父母睡着了,实际上母亲就坐在床前,稍微掀开了一点镜帘在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母亲屏住气息,生怕惊吓了她们,更不敢大喝一声“住手”,静静的黑夜里,母亲的心急促地咚咚咚地在跳,仿佛母亲在偷东西一样„„类似这种情况远不止一次、二次。
工人们来了一批又一批,象走马灯似的,各式各
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提起母亲都说:“那个老人可好了”。
后来,大姐家在新址又建立起了冰棍、冷饮厂,又脏又乱,破烂不堪的碎钱、破钱,有分币、有角币,也有残缺的一元、二元等都到了母亲手里。对于她来说票面再小再烂的钱她也是爱不释手的,一张也舍不得丢弃。
母亲一开始经常用手蘸嘴里的唾沫整理烂钱,我
发现后一再和母亲说烂钱是最不干净的东西并在母亲
手下放置了一块湿毛巾供母亲使用,她接受并改正了不卫生的习惯。当时我还没有更不会用电脑,就请单位的系统员用原始的WPS制表工具给母亲做了一张大的奶表,每月一张,以前都是母亲利用废旧的绘图纸自己用尺子比着划表。为了能完全胜任这项“工作”,母亲开始了学习认汉字、写汉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她在婆家上明校、上夜校学习汉字以来,又重新开始了学习,她很用功,也很认真,先是模仿,后来也有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字体,到后来基本的姓氏、名字都能写出和认得。母亲写的字还真不能说难看。看着她戴着老花镜象小学生一样虚心地请教我,极其用心的样子,心里倍感温暖、自得:“我比母亲有文化”!
2014年入春以来,温度上升较快,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暖春,以至于停止供暖后让我们没有感受到室内的阴冷日子就快到“五一”节了,这要是在遥远难忘的我的童年,“五一”放假这几天,也是我们这些缺少劳力和农具的家庭开始种自留地的时候,而这时农民家的田里也许已长出了绿油油的小苗,母亲又该忙里忙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又是个真正的大男人、劳动者:这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农村妇女,养鸡、养猪,给猪凿石槽子;打炕、垒灶、说媒、宝藏„„哪一样她都是一把好手呀!
她的勤劳、她的善良将永远驻留在她曾善待过的人们的心中。
母亲永在。
2014年4月24日
拐 棍
母亲也是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的直接受益人。
二十多年前,在崇礼县乌拉哈达村。那时的李超
(大姐的儿子)上小学,还是上初中已记不清楚了,村里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购进了大批各种果品树苗,堆放在了路边的河滩上,准备移植、倒裁。细心的李超不是在路上捡到,就是在人家使用中的树苗里物色到的,总之是拿回了家并交到母亲手里一棵能做拐棍用的小树苗,跟母亲说“给姥姥做拐棍吧”。
这棵果树苗一米多长,最粗的地方直径二厘米左
右,质地结实、坚硬;根部稍粗,长约十五厘米,弯曲约一百二十五度,拐弯后的关节密集而又粗细不匀,很适合抓握;表面纹理布局合理、凹凸明显、紧凑,简直就是一棵天生专为母亲生长,又有生命力的拐棍,太适合我们手型的抓握了,得到了母亲、我、全家人一致的认可。
这棵小树苗被我锯掉了梢端和枝叉,打磨了各个
关节,树结微小的开裂处、接地处,都用细铁丝进行了捆绑,铁丝的接口全部弯曲隐藏在了树结的小开裂缝里。整个拐棍手感良好;轻重、长短合适;表面红褐色、细腻、光滑;即美观又实用。
至此,这根拐棍一直伴随母亲到老。
母亲和我,我和母亲都多次提到过这根拐棍的来历,每提一次都要感谢一次外甥李超为母亲的所作所为。称赞说“泉泉(李超的小名)这小子,你等看,可有良心了”。
母亲去世后,这根拐棍珍藏在了我家我的立柜中,每看到它一次,都要回忆一次这根拐棍给我们母子的生活带来的无穷美妙、有趣、人情味十足的故事„„
2012年深秋的一天清晨,我将这根拐棍挂到了曾给我成功做过第三次手术的张家口市第二医院门前大桥上的汉白玉柱子上,希望有需求使用它的老年人得到,让这根凝聚了母亲、外甥和我的深情厚谊的拐棍继续为人们服务„„
2014年5月6日
苦难岁月 相依为命
我出生四天起开始闹病,从小体质就弱,苦难的童年给母亲和这个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太多的忧患,节外生枝的在十二、三岁前就已在左屁股上做了三次大手术。第一次是七、八岁时,在张家口市附属医院做的,很清楚地记得让我在手术室脱光衣服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些女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有的还经过或者说就在我的身边,实在是感到害羞、不好意思呀,可又无法推辞,由不得自己,只好硬着头皮一件一件的把衣服全脱下了,随后让我上手术台,等躺下盖上手术专用的床单后,不好意思的感觉没有了,接着是一个类似防毒面具的东西捂到了我的嘴边,医生嘱咐:“要一吹,一吸”,我听话地照着做了,没经过几个回合,浓的、咽人的、难忍的一种气体就进入鼻腔、咽喉,瞬间就已经“中毒”不省人事,任由他们宰割了;第二次是在崇礼县啕北营村的家中,由解放军的医疗队在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不收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做的,经过会诊,考虑到第一次已对我实施了全麻手术,如果继续使用全麻,将对健全的大脑发育会有较大的影响,恐怕导致孩子术后智残而准备采用局部麻醉的方式。
母亲同意了这一方案。手术那天,母亲心疼儿子,不敢在现场,也不敢在自己院子里等待,她不能听到儿子那撕心裂肺、揪心的哭喊,躲到了一个较远的、绝不会听到我的声音的亲戚家里;她受不了在现场、也受不了在院里的心灵折磨,直到手术结束。父亲一直守在手术台旁边、我的头起,并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开始打麻药针了,军医们为缓解和引开我的紧张和疼痛,一边逗我,我还一声声亲切地叫他们:“叔叔,叔叔”,另一边的手术刀已划开了我的皮肉,可此时的我还镇定自若,对答如流„„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逐步开始接触到我的骨头的时候,麻药针的药效就再不能管用了,疼痛难忍的我开始哭、喊,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狂闹、乱吼,再后来就失去理智,开始大骂解放军、大骂并高嚷着父亲的名字„„什么难听的话这辈子在那时全部、尽情地哭骂出去了,迫不得已,医生们又将我的四肢也全部捆绑到了手术台上„„我是没有一点活动余地了。院里站满了被嘶心裂肺的哭喊声召唤来的邻居,婶子、大娘们的眼角也都流出了心痛的泪水„„解放军的医生们也被我一阵阵的痛哭声震惊了、心软了,不忍心、也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只好就此罢手、草草收场。
几天后,解放军的医生来到家中,语重心长地对
母亲说:“你孩子屁股上的疙瘩还要长,等下次再做的时候,将前两次的伤疤缝合在一起”。母亲还不相信:我孩子刚做了手术,怎么会还要长了?然而,事与愿违,不出解放军医生的所料,很快,我的屁股上又开始长疙瘩了„„
为什么会再长?
因为我出生四天就开始闹病,不断地打针、吃药,六十年代的农村,医疗水平极低,赤脚医生根本不会或刚开始学习打针,针尖穿透肌肉后经常触碰到我的骨头,久而久之将骨头表面损伤严重,长出了不该长的硬质疙瘩,不仅影响美观而且也影响坐姿。
这个不该长的疙瘩又长大了,父亲多次用自行车
带着我,骑行三十多里的土路,去到张家口市附属医院检查、准备住院„„次数多了,我记得:父子俩出了医院,往西北方向走,经过一个斜上坡的街道,就到了玉带桥,在路边的饭馆吃午饭,饭后我们常坐在柏油路边上,观看路面上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的人流、车流、还有从身边经过的两轮、四轮马车„„有的车套的是一个、有的是二个、还有的是三个、最多的是四个高头大马,组合在一起的马蹄子有节奏、整齐地走或跑,铁掌触碰路面时发出清脆的卡塔、卡塔、卡
塔、卡塔声„„父亲不断地指点说:“这是马,尾巴粗、长;那个是骡子,尾巴短、细„„”
炎热的中午,医院的大门口附近,瞌睡的父亲躺
在了大门内侧出口边的水泥台子上,我用父亲给的二角钱买了十几个核桃,分开了两份,自己吃一半,准备给弟弟拿回家一半;很快,我的那一半就吃完了。自己玩了一会儿,刚开始没想到吃弟弟的核桃,后来似乎核桃的吸引力有点大了,就想:吃一个吧,少给他拿回去一个也行,就安慰自己、心安理得地吃了一个。吃了一个以后,还不淹心,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感觉还想再吃一个,就这样,弟弟的那份核桃由最初的几个„„慢慢变成了五个、四个、三个、二个、最后只有一个了,这剩余的一个怎么给弟弟?干脆自己吃了算了。就这样二角钱的核桃我全吃光了,弟弟连核桃皮也没见上。
附属医院的床位实在是紧张,住不了院。正在父
亲和我无所适从的时候,遇到了父亲表哥家的孩子武龙,据听说他所在的单位在政府部门里挺有权力,说明来意后,武龙跟父亲说:“伯伯,去二医院吧,我有认识人”,说着,人家给我们写了个条子。随后父亲和我拿着它去了二医院,找到了条子上的指定联系人,这张“圣旨”真管用,我们连号也没用挂就顺利地住
进了二医院,开始了第三次手术的旅程,这次手术很成功。不一样的是,在全麻醉我时,医生嘱咐要对着这个捂在嘴上的类似防毒面具的口罩老吹(一直吹),哪里受得了,我得吸气呀,就这样“有毒气体”顺利地进入了我的身体,很快就不省人事了。哦,明白了,这跟第一次手术时的一吹一吸是如出一辙呀。医生们的鬼点子还真不少。然而到现在,武龙兄我没记住,就是在街上碰了面,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报答恩情了。
我是O型血,与母亲的血型不配,在我第一次和
第三次手术中,父亲每次都给我输血200毫升。
在几年之中,我的三次大手术,给我的家,母亲、父亲、俩姐姐和弟弟带来了什么呢?经济拮据、惊吓父母、心灵折磨„„这一家人的恩情,足以让我三思一辈子,该怎样报答他们呢?
从我出生到十几岁时,母亲和这个家都在围着我
转。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长我八岁的大姐很自然地将她的爱更多地“偏向”了弟弟,客观上也是家庭成员间的一种总体平衡关系吧!
小时候,姐弟四人每每分东西吃时,她们仨总多
少要留出点,准备再吃一顿,而我却总是一次性地吃光,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等她们再次吃而我已经没有了的情况下,二姐总会把已属于她的东西分出一点给
我,这已成了自然规律。二姐长我四岁,有一次,在我已做手术并完全痊愈,只是刀口处的纱布未掉的时候,母亲去地里干活去了,委托二姐照顾我。她用右手拉着我的左手,一同和几个她的玩伴走在村里的土道上,在经过杨明叔叔家门前到学校的路上,要下一个三、四十米,三十多度的斜坡,不全是土的坡道上布满了小黄豆大小的碎石块和细沙,我清楚地记得:刚开始下坡没几步,被二姐拉着、走在坡道内侧的我的脚底感觉打滑,顺势就坐在了坡道上,二姐急忙也顺势拽起了我,记忆中,蹲的不厉害,几乎没感觉到疼痛,当时应该是没哭。总之是蹲了术后不久的屁股。
不知是我无意间把此事说给了母亲,还是二姐主
动坦白,当我站在院里往家里看时,二姐弯着腰、左手扶着顺山炕的炕沿,右手举高拦着从背后母亲打来的巴掌,泪流满面,委屈的泪水从眼中涌出,滑过脸颊,掉在地上,嘴里不住地说“娘,我再也不敢了;娘,我再也不敢了”。
当时距二姐被打也不过三、四米远,我稍微有点
麻木不仁,同时心里也有点心疼二姐,不然也记不到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感到母亲打二姐实在是有点过激,因为同样年幼的二姐的确是无过错的。她很难预料到已经手把手紧紧拉着的弟弟走几步下坡路将
会出现可能有的后果,毕竟她也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呀!
五十岁的我,今天看来,母亲打二姐是正确的,就是打了也不能驱散母亲心头的怒(火)气。因为我的身体、我的屁股,在母亲看来比天大,伤着了那还了得,就等于是用刀子戳她的心、还影响着全家人的正常生活。妈:真难为你了!是我不好,妈也太娇生惯养我了。也难为二姐,她主动承认“错误”,说明她知道:蹲了弟弟的屁股就可能意味着再一次手术的严重后果!她更清楚:为了母亲、为了全家人安稳地生活、为了弟弟能健康成长„„自己挨一次母亲的打也在所不辞、毫无怨言。电影《罗马假日》中公主有二句台词“由不得自己”,“要不是我充分知道,自已对家庭、对国家所负有的职责”,二姐是不服被打的,母亲也舍不得打她呀!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幕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情景时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没有故意告二姐的状,二姐也没有在事后责怪过我。但她说的“娘,我再也不敢了;娘,我再也不敢了”,说明二姐已“认识和承认”了“错误”。但事实上,母亲和二姐都没有错,归根结底都是我一时不小心惹的祸。而她们都在心疼我,生怕我受一点委屈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唯一一次动手打她的孩子!而这一打,却让我记了母亲一辈子!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又一年的母亲节来到了,以此作为对母亲深深的怀念!
2014年5月11日
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
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南非前总统
纳尔逊· 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