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倾向变动关系研究

作者：朱孟晓胡小玲

当代财经 2009年09期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4-0017-05

　　一、引言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以供给约束为主要特征。而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却转为以供给相对过剩、需求约束为主的发展阶段，内需不足问题凸现。如何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关键问题。这其中的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主体市场行为演变的结果。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居民消费率、形成合理居民消费率的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具体要求。面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困境，如何深入考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采取有效政策来振兴消费，将成为我们的研究主题。

　　分析居民消费行为，必须与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联系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失业下岗、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教育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给居民的消费行为带来了很大冲击。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刘建国(1999)分析了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指出农户收入的不稳定性、流动性约束大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程度低等原因对农户消费倾向的影响，从制度环境、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消费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农户消费倾向的建议。[1]朱国林等(2002)对我国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我国的总消费与收入分配有密切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均是影响我国总消费不振的重要因素。[2]罗楚亮(2004)研究了经济转型背景下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将不确定性分为收入、医疗支出与教育支出三个方面，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居民就业机会的下降、收入不稳定性的增加及医疗、教育等支出的增长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3]申朴(2003)对转型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指出城镇居民在收入增长率减缓，并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必然会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导致目前消费疲软和总需求不足状况。[4]龙志和(2000)认为，预防性储蓄是产生当前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5]刘兆博等(2007)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使得农民通过积累性的储备来抵御未来风险。[6]

　　当前这些研究结合我国的经济转型现实，深入分析了影响居民消费的含有经济转型、增长和消费升级综合特征的各种因素。但诸多研究缺乏对收入、消费支出与消费升级三者之间动态的系统关系的认识，因而也就没能从居民消费升级的角度来考察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消费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坚定性与不确定性共存的背景下，探讨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倾向变动关系非常重要。

　　二、消费升级、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动态关系

　　消费升级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在各类不同档次或品质的细分商品之间的消费转移；二是各类消费项目之间支出的消长关系，即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倾向是反映消费支出强度的指标，是指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包括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两种形式。前者是总消费与收入之比，后者是消费增量和收入增量之比。收入是消费函数的重要变量，但消费倾向还受到除收入以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消费主体的消费倾向尤其如此。

　　在收入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既要考虑收入在当前各个消费项目之间的分配，又要考虑收入在现在和将来消费之间的分配。当研究只关注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而把总消费支出看作一个黑箱时，分析就不能深入到消费结构的分解当中去。而加入消费升级因素的分析后，则可以打开总消费支出这个黑箱，建立消费升级、消费支出、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消费决策至少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购买哪些类别和品质的商品而付出对应的收入份额；二是拿出多少比例的收入作为当前的总消费支出，同时也决定了储蓄份额。[7]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快速升级提供了支持和空间。在强大的消费升级需求下，升级因素成为总消费支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升级、总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嵌套的几种关系：收入和总消费支出分别或同时对消费升级构成约束；收入和消费升级分别或同时影响总消费支出；消费升级和总消费支出的联合效应反过来决定收入增长。

　　

　　图1 消费升级、总消费支出与收入的系统关系

　　举例来讲，假设在t时期代表性消费者有一特定的消费决策，以确定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支出份额(即平均消费倾向)以及总消费支出在各类消费项目中的分配。假设(t+1)时期消费者收入以及其他条件不变，但消费者对旅游消费有了更高的偏好。那么，消费者将如何调整消费决策呢？在t时期的均衡选择前提下，在t+1时期通过减少一单位货币的其他消费支出来增加一单位货币的旅游消费支出，这必将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因此，消费者的可能选择有：一是仅提高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份额)来满足新的偏好；二是保持平均消费倾向不变而重新调整各类消费项目的支出分配；三是同时调整平均消费倾向和支出分配。每一种选择机制都是消费升级、消费倾向和收入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鉴于以上消费升级、消费倾向与收入之间复杂关系以及变量之间作用关系不确定的分析，下面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重在考察由各类消费项目支出、总消费支出与收入三个变量构成的模型中消费结构升级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动态影响，以及对当前消费率走低、消费需求不振的现实提供政策建议。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为1992-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数据，皆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实证模型变量有人均可支配收入(UI)、平均消费倾向(APC)，以及食物、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和居住分别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表示为FOOD、CLOTH、HOME、HEALTH、TRACOM、EDU以及HOUSE，各类消费项目比重变量代表了消费结构升级状况。以上七类消费项目分类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居民消费的八大分类，排除了杂项类。考虑到模型中变量都是货币量关系，数据都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另外，平均消费倾向(APC)由总消费支出除以可支配收入得到；对人均可支配收入(UI)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lnUI)。

　　我们把各类消费项目比重变量分别与人均可支配收入(lnUI)、平均消费倾向(APC)一起建立七组三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这种处理办法考虑到了数据点的限制，同时，把各类消费项目比重的变化都回归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UI)、平均消费倾向(APC)的权衡，这也是一种合理的消费选择机制。下面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动态考察消费结构升级对平均消费倾向(APC)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居民消费率、振兴居民消费提供政策建议。

　　四、实证分析

　　(一)VAR模型的构建

　　VAR模型是用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内生变量的若干滞后期进行回归，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如果把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倾向和收入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我们就可以用VAR模型来分析因素变量的随机扰动冲击对目标变量的动态作用机制。基本的VAR(p)模型建立如下：

　　

　　模型中滞后阶数p可以通过试错法，并结合选择标准来最后确定。为了减小把消费项目分类分别建模带来的偏误，必要时可以把时间t作为外生变量。

　　

　　(二)各类消费项目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VAR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对于它的分析，一般不是讨论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它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此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法。如图3～图7所示，它们分别显示了平均消费倾向(APC)对来自各类消费比重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分为各期响应和累计响应两种图示，图中横轴是响应期数。为防止VAR模型因变量顺序变化给冲击反应函数带来的敏感性，我们采取检验两个变量间关系的广义脉冲反应，以作为回避正交化反应变量顺序依赖性的方法。广义脉冲反应不随变量顺序变化，并且全面考虑了不同冲击时间观察到的相关性的历史模式(米尔斯，2002)。[8]

　　下面先对食物、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三个传统消费项目进行分析。分别从各期响应和累计响应来看，由图3、图4可知，当在本期给食物支出比重一个标准差正冲击后，第一期会给平均消费倾向一个正的影响为0.07％，之后一直处于正负影响的波动状态，从第13期开始影响收敛于0。总的来说，平均消费倾向的累计响应是为负的。就衣着类而言，起初平均消费倾向会有一个负的响应，之后也是处于正负响应交替的波动状态，从第9期开始影响收敛于0。但是，其累计响应却是较大负向的。就家用类消费而言，平均消费倾向的响应是正负交替波动的，但其程度是较为微弱的，并且累计响应几乎归于0。

　　

　　总的来说，三类传统消费项目比重的增长不利于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总的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衣着类，其次是食物类，最小的是家用类，其影响几乎为0。现实情况是，这三类消费比重在考察期内是递减的(如图5所示，恩格尔系数变化未标出)。所以，它们不是消费不振的推动力。

　　

　　再看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和居住四个热点型消费项目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分别从各期响应和累计响应来看，由图6、图7可知，当在本期给医疗类支出比重一个标准差正冲击后，虽然第一期对平均消费倾向一个较大的正影响为0.58％，但随后转向负影响，并于第三期达到最大负影响为0.36％。之后，负向影响程度先是快速递减，然后第九期开始缓慢递减。影响滞后期持续很长，累计响应呈负向的持续加大。对于交通通信类而言，起初平均消费倾向会有一个正向的响应，之后也是处于正负响应交替的波动状态，在第七期开始影响收敛于0。

　　总的来说，累计响应是微弱正向的。对娱乐教育类消费而言，平均消费倾向的首期响应是正的，之后处于波动且一直为正向的状态，在第九期开始影响收敛于0，并有较大的正向累计响应。对于居住类消费而言，平均消费倾向的首期响应是正的，之后处于正负交替的波动状态，从第十三期开始影响收敛于0，并有较弱的正向累计响应。

　　上述分析表明，四类热点型消费项目比重的变化对平均消费倾向影响出现分化。总的来说，对消费倾向有明显正向影响的是教育类消费比重，其程度是同为正向影响的交通通信和居住类消费的几倍。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医疗类消费比重对消费倾向有非常突出的、强大持续的负向影响。根据图5所示的各类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就可知四类热点型消费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有理由推断：娱乐教育、交通通信和居住类消费对消费倾向有促进作用。其中，娱乐教育类消费的影响较大；医疗类消费对消费倾向有强大的负面影响，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这反映了医疗改革带来的医疗负担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另外，从影响程度的大小来看，热点型消费比传统型消费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这也体现了消费升级因素的力量。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考察居民消费行为需要加入和结合消费升级因素。居民消费决策是消费升级、消费支出和收入增长三个重要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三者之间有复杂的动态关系，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适用于三者动态关系的分析。

　　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实证考察消费升级变化对消费倾向变动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食物、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三个传统消费项目的比重变化对消费倾向有反向作用。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衣着类，其次是食物类，家用类的影响几乎为零。结合这三类消费项目支出比重在考察期内是递减的事实，可知它们不是消费不振的推动力。这也说明，我国收入水平低、传统消费比重高反而不利于消费倾向的提高，体现了我国居民消费的谨慎性。(2)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通信、娱乐教育和居住四个热点型消费项目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出现分化。教育、交通通信和居住类消费比重的变化对消费倾向有明显正向影响；而医疗消费比重变化对消费倾向有非常突出的、持续的负向影响，是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这反映了医疗改革带来的医疗负担对居民消费造成的抑制作用。(3)从影响程度的大小比较来看，热点型消费比传统型消费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这也体现了消费升级变化因素在消费行为中的影响力。

　　各类消费支出比重变化对消费倾向变动影响的分析结论，将对振兴消费政策有重要启示：一是要继续倡导热点型消费，注重热点型消费产品的产业发展(如房地产业和教育业)，以缓解供需矛盾。二是鉴于医疗类消费对消费倾向的强大抑制作用，要高度重视医疗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尽快建立积极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医疗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压力。只有抓住并解决这些关键问题，才能实现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严格地说，在一个含有m个变量的VAR模型中，m个变量都应该是(联合地)平稳的。但是，由于文中样本量限制，平稳性检验结果不稳定，故略去。

　　②限于篇幅，其他结果没有列出，但都有类似于食物类VAR模型的良好检验结果。

作者介绍：朱孟晓，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和消费经济研究，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胡小玲，山东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信息与经济学研究，山东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