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现状的实证研究

作者：纪韶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6年08期

　　一、2004～2005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农村外出劳动力保持平稳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四点：(1)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国家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有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3)国家加大力度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有力保障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合法权益；(4)国家继续消除农民外出务工的体制性障碍，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的扩大。预测农民工外出流动就业的规模在“十一五”期间仍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国家的政策导向，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

　　二、2004～2005年农民工流动就业受两大市场的引导和约束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农民工流动方向和趋势发生了两大变迁：10年前，农民工流动开始于东部地区与平原地带；今天，已经转变为以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和城市流动为主。在东部地区，农民工大部分在本省内流动就业；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跨区域流动就业。

　　调研结论有三：第一，我国农村就业的矛盾主要在中、西部地区，能否解决这类地区一直存在的农民就业不充分、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是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难题。第二，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抓住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经济率先发展起来的就业机会，自主实行跨区域流动就业，是农民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产生的务实的新思维，不仅体现了农民自己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的主动性，而且对于完善较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内涵更为深刻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产生积极的影响：(1)人往东流，资金往西流，给中、西部注入了经济启动资金，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与发达地区、城市间的信息、人才、技术、文化融通渠道得以建立和扩大，带动起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2)通过外出务工与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的接触，使中、西部农民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增长了见识，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农民工自主流动受两种市场需求和规则的引导和约束：(1)劳动力要素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的农民工被当地企业所雇用，随工资预期流动并大部分处在双向流动中；(2)商品市场。这部分农民工在外出流动就业中已经形成了劳动力的连带流动关系。他们的流入地以家族、地缘关系为纽带，以市场经营和生活需要为基础，形成一定的相互依赖的聚合状态。例如，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5个行政村、20多个自然村已经聚集了近10万从事以服装生意为主的温州人，他们没有京城户口，属于城市体制外的嵌入者，他们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现象：当老板、个体户、为老乡打工、成为无业游民。

　　三、农民工的就业素质状况变化

　　1.农民工科学文化素质现状。农民工文化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农民工自身全面素质形成的基础，也是不断提高农民工生产技能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前提。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着他们接受新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能力，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2004～2005年外出农民工的年龄大多集中在18～40岁之间，仍以农村中的素质较高的男性年轻人为主力；在20岁以下年龄段中，女性农民工的比例高于男性农民工；随着年龄的上升，女性农民工就业比例很快下降。我们认为，是婚姻、家庭的角色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原因阻碍了女性农民工的外出流动就业。

　　这几年，政府对农村教育的高度重视使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整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尤其是在西部，女性农村劳动力的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明显高于被调查的农村劳动力中的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从受义务教育的年限看，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相差不是很大，但受过专业培训的比例，东部地区明显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进城后多数人在建筑业和餐饮业从事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的，城里人不愿做的苦、脏、险的工作。

　　2.农民工的科技素质状况。(1)随着科技兴农事业的发展，农村造就和培育了一批农民科技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为农业持续稳定增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目前平均每1000名农业劳动力中才有6.4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而荷兰在工业化起飞阶段时90％的农民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12％毕业于高等农业院校；前西德35岁以下的农民中，70％以上受过农业职业教育，35岁以上的农民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也高达50％。面对21世纪农业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对现在农民的科技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不及时提高我国农民的科技素质，将会严重制约我国21世纪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2)在调研中我们看到，进城农民工数量增长的背后是人的成长。市场竞争力的增强，要求农民工为生存而竞争，他们有的白天劳动，晚上参加夜大学习，在城市工业文明熏陶和自觉努力下，这部分农民工的素质得到了较快的提高。随着打工时间的推移，的确锻炼和培养了一些能经市场经济风雨、见工业化、现代化世面的经营技术人才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但这部分农民工的数量极少。

　　3.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问题。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农民工整体素质的重要方面。其状况如何决定着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行为。在与农民工面对面的交谈中，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对农民工所进行的道德素质教育实在是太少了。目前，影响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因素主要有：(1)封闭的小农文化障碍。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农民锐意进取的改革之心，中国农村数千年来形成了生产规模小、思想保守、居住分散而又封闭的局面。农民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期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固定方式生活劳动，加上长期受到的思想禁锢和经济制约，逐渐养成了一种墨守成规、安贫乐道的生活模式。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意识很强，小富即安，缺乏创新精神，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尤其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更是不思进取，并有着一种很深的恋乡情结。(2)传统的家族观念。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家族观念虽然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日渐减弱，但是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家族观念还是相当强烈。由血缘和亲缘形成的家庭网络，在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严重的家族观念不利于农民工团结，甚至还会给城镇的治安带来隐患。(3)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近年来，一些不良封建思想遗风在农村又有抬头，上香磕头拜佛、修坟墓、建寺院、塑神像的现象极为普遍，聚众赌博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不但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而且还破坏了原本淳朴的民风。农村科普工作的滞后，使得封建迷信在农村地区没有得到彻底根除，一旦思想信仰出现波动，封建迷信活动便会蔓延乃至在局部地区猖獗起来，这不仅阻碍了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还不利于农民工接受新事物，阻碍了自身聪明才智的发挥，从而影响城镇的经济建设。(4)农民工的短视思想。在调研中我们看到，农民对自身素质状况不能正确认识，缺乏忧患意识，相当一部分农民，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了对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培训学习还得花钱，干活多少能挣点钱”。这种短视思想无论是农民工本身还是在农村基层干部当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思想也限制了农民工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

　　四、2004～2005年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长期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劳动力的市场分割性。随着改革的进程，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呈现出变化迅速的动态特征。一方面，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程度加深，范围扩大，另一方面，政府在不断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但由于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

　　1.市场交易双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职业结构都是体力劳动型的，其收入明显低于总体工资水平，其待遇和工作环境也是比较差的。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雇主会首选招聘农民工。因为与农民工的关系十分简单：一种货币交易关系。雇主可以对农民工支付大大低于城市正式职工的货币工资，农民工也不享受单位正式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其实，农民工是一个极易遭到外部伤害的群体，他们又极能忍耐；农民工自己也知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了，但他们希望得到就业的机会的愿望大于一切，他们的收入参照系是与家乡的收入相比较的，所以农民工接受了低于城市下岗工人的务工条件的底线，但他们的竞聘上岗的能力比下岗工人要高得多。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别的产生也有其自身的原因。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16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而城市中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同一年龄组外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8年。两类劳动力在人力资本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2.市场中介。在调研中也看到，在一些城市中各级政府机构也建立了一些相对规范的农民工的劳务市场，比如，北京市建立了“劳动服务中心”，协助管理农民工的劳务市场。但就全国而言，比较规范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市场中介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我国的报刊杂志千万种，但没有一种是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的，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来源主要是从亲朋好友或熟人那里获得的。农民工之所以要依托自己的亲缘关系网络实现流动就业，是因为多年来计划经济留下的条块分割、城乡壁垒还在影响着农民与城市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农民只能利用同乡和亲友这类社会关系对其流动就业发挥着三种机制：就业机会上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信用担保机制，降低监督费用的机制。

　　事实上，政府一直想为农民工的就业做些服务，但因为有的地方政府的劳动服务组织尚未转到为农民市场化就业服务的轨道上来，信息少、不灵活、运作成本相对较高，收费也较多；不少农民工都受过中介组织的欺骗，这样即使是政府建立的正式的职业介绍组织，农民工对其也不信任。政府对服务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政策还不够明确和完善。

　　3.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过程。从市场交易的规则看，表现为交易无契约，多数农民工都没有签合同，农民工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从市场交易场所看，表现为交易场所的不固定。例如，北京的崇文门、厂桥，都是这种聚众型的交易场所。还有一些摆地摊型的：从事房屋装修、打家具等劳务的农民工，常常坐在马路边，面前摆一块牌子，写明劳务的内容，等顾客来交易。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只能称之为“过渡性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市场已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4.市场流动的特点。(1)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跨度极大，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就业，从中、西部流往东部，从新疆流往内地，从农村和小城镇流往小城市和大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往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跨度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只在美国、俄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工业化中存在过。(2)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循环流动的特点。世界各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普遍采取的是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方式，而中国采取的是农民工流动的方式。人口转移方式是一次性到城市定居下来，农民工流动则是农民工每年从农村流入城市，再从城市流入农村，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类似于中国农民工这样的循环流动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曾有过，但规模很小。像中国这样将近1亿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循环流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循环表现为农民工自己一生中的循环，即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往返于城乡之间；还表现为代际循环，即老一代的农民工因年龄大而返回农村，而他们的子女又开始了在城乡间的流动。(3)由于户籍制度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分化出两种流动模式：循环流动式，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又回到家乡；迁居式，外出打工之后不再返回家乡。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接受培训的状况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里取得正式身份的主要原因之一；加上过高的生活成本使其不能将家庭迁移到城市，大多数农民工处在两难的选择。事实上，不少农民工只是把进城打工当作自己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进城的直接目的是增加收入。另外，大多数农民工进城都是由家庭提供流动过程的成本和资源的，这使得家乡和家庭在农民工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和强烈的归属感。(4)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这种循环流动的特点使农民工选择了成员之间长期分居的家庭模式。这是一种主动分居的家庭模式，即出于强烈的赚钱动机而离家出走的。由于劳动力流动规律的作用，我国城乡差异现状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这种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无法避免的。这样，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不断有农民工达到了预期目的而返乡，又不断有农民工为同一个目的而进城。农民工的循环流动长期存在并得以维持下去的可能性的重要制度保证是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这实际上给农民保留了稳定可靠的栖身之地。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需要较长时间。这几方面原因就造成了今后几十年里，农民工分居家庭的数量会有增无减，会成为我国新一代农民家庭的主要模式。

　　五、农民工迁移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在城里定居的首要因素。农民工要想在城市里生活下去，首先要有稳定的工作和安身的居所，这样才能在经济层面上留在城市。单身一人在经济层面上容易适应，但真正意义的举家迁移要有成本支撑。农民工给我们作了比较迁移的预期纯收益计算：搬家费用，购房、租房安家费，新增加的子女教育费、城市生活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培训成本等。所以，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67.1％没有带任何家属，14.2％带了一位家属，13.9％带了两位家属。另外，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近年来到外省打工所占比例最高，达28.6％，并有继续升高的趋势，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个人迁移。

　　2.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在城里定居的决定性因素。农民工在经济层面上具备了留在城市的条件后，还要在社会层面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感受城市文明冲击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城市制度和文化对他们的种种排斥力量。农民工迁居到城市不仅是空间上的转移，更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层面上适应城市系统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工必然要经历城市社会、城市文明、社会心理层面的适应过程。

　　3.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与个人特征直接相关。(1)长期的农村生活环境使农民工在思想和行为上以及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东西，与城市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所区别。农民工越年轻文化程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他们不像前辈那样依恋土地，更加向往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比父辈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具好奇心和竞争力，即便城市容不下也不想回农村。这部分人比较容易融入城市社会。(2)农民工进城时间越长，换工作的次数越多，对城市社会的理解力、适应性就越强，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的积累能力就越高，选择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3)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年龄、教育程度、技能和经验)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可能性就越大。

　　目前，农民工流动就业出现了两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因失去了年龄的优势，文化程度又低，在城里工作难找，有一部分人已经返乡。而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中发生了大跨度的转变，返回了家乡创业。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在与城乡多层次的接触中，他们有了更高的生活目标。在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他们带着新的产业技术、市场经验和坚韧的创业精神回到家乡创业，填补当地经济开发所短缺的人力资本；他们创办企业，带动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能做到回乡创业的农民工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值得提倡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1)数千万农民经过一段时间到城市和发达地区外出就业的锻炼，素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转而回乡创业，成为当地乡村各业生产和小城镇发展的推动力量，这对中国广大地区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2)农民工回乡创业，起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乡村开放，资金、信息向乡村流动的作用。与一般未外出的农业劳动者相比，农民工有较强的适应市场创业、竞争的意识和能力，是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开发农业、建设小城镇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从半自给的农区到较现代化的城市打工，就业竞争、生存、发展要求他们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的产业和环境。他们在产业技术先进和现代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边干边学，增进阅历、技能、知识，自身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这将对21世纪我国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和发展，以及地区结构的变革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农民工虽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本上为回乡创业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缺乏经营管理的经验和知识，出现了回乡创业的一再失败。这说明，比起打工来，成功创业又是一个飞跃，需要在创办企业的进程中继续学习、成长。在我们的调研中，农民工把回乡办企业的难处罗列了一大堆，归纳起来，主要是：客观因素——资金不足，交通不便，人才不足，本地资源缺乏；人为因素——企业负担重，吃大户的多，办企业不太自主，乡里干涉多。如何把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就地发展乡镇企业两者联系起来，形成就业与发展持续放大的良性循环，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者介绍：纪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