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教育当作手段
教育改革是本次两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一直是教育改革中难以越过的坎。说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又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颇受诘质的重点中学制度。
春节期间我的老同事在新春拜年电话中告诉我，我曾经执教过的中学已经被验收合格，升格为四星级中学了。说明这所农村中学从此可以跻身到省级重点中学的行列了。那么原来的省重点中学会怎么想呢？他们当然希望永远保持自己在地区教育界的领先地位。该如何办，只有再向五星级升。上面还有六星级、七星级，反正数字是无穷的。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恶性竞争何时到头？一直为舆论所诟病的重点中学制度，怎么就无法遏制。这次中央出台的《国家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点端倪，纲要中提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不设重点学校。当然高中是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的，可以预见，高中阶段的重点中学竞争依然会非常激烈，择校之风也将继续。
显然在争创重点中学的竞争中，许多人是获利者。一些人获得了名，一些人获得了利。这些人把办教育当做了向上攀爬的手段，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温总理在谈教育改革时提出要让学生：“学会做人”，我以为“学会做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初，中国许多孜孜办学的教育家。浙江有一所叫“春晖”的乡村中学，创建于上世纪初。创办初期“春晖”只是一所农村私立学校，然而她却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前去执教。如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张孟闻、范寿康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叶圣陶等关心教育的学界泰斗，也都曾来此推行新教育理念、传播新文化思想。何以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会钟情于一所农村私立学校，这就是他们想的是真正的民族教育。把办教育当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可惜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
当年春晖中学的兴学目标是：“发展平民教育，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国民。”著名教育家，当年的春晖校长经亨颐先生对学生说：“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做人的格式。”“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他“学为人而已”的办学理念和温总理“学会做人”的提法是一致的，现在恐怕没有哪一位校长会这么想了。经先生提倡学校教育要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即“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他的教育思想依然有现实意义。
夏丏尊曾经是“春晖”的老师。他不尚空谈，为人敦厚，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有许多大学想聘他任教，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选择了春晖，是觉得中小学教育更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他的这种想法，换在现在，恐怕不会有人效仿。夏丏尊在受课之余，翻译了意大利作家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并把其中的理念灌输到他的日常教育之中，创造了“妈妈教育”的模式。
他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写道：“单从外型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水的要素，反而无人注意。”我总觉得他的话，似乎也是对现代教育的批评。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似乎也是围绕着池子是方形还是圆形的讨论，而忽略了池子里的水。
1946年，60岁的夏丏尊病逝于上海，家人遵其遗嘱，葬于象山之腰，与春晖隔湖相望，体现了他对乡村教育的热爱，实现了他把教育当做终身目的的人生坐标。
另一位当年的春晖教师，就是当代散文大师朱自清，他主张“有信仰的教育”。在《春晖》半月刊上，朱自清发表了《教育的信仰》一文，他在文中谈到：无论是办学校的、做校长的、当教师的，都应当把教育看成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成手段。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朱自清认为：“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如果学校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学校就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远行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远行一样。”
朱自清的话倒使我想起，现在的许多学校的确是“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现在的学校似乎就是一个“学店”。重点中学就像大商场，豪华，但东西也贵。偏僻的农村学校，就是
个小店铺，价钱便宜，但常常货色不全。
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都是自发的教育家，他们甚至不领国家工资，把教育当作了终身奋斗的目的。而我们现在却不乏拿着高薪，还领有国务院津贴的“专家级”校长。但他们宣传的却是升学率，他们是把教育当成了手段，逐步实现从教师——局长——市长——省长的人生蜕变。
朱自清说：他对经亨颐校长“人格教育”的思想深以为善。他认为“教育者和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纯洁之学生，唯纯洁之教师可以训练。”他反对“师道尊严”的传统，要求学生培养做人的“纯正的趣味”，克服在老师面前“矫情饰伪”的毛病。
朱自清先生一生磊落，即使在无米为炊的情况下，也不食嗟来之食。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最后在贫病、饥寒中死去的这位教育家、文学家，一直没有忘记在春晖的那段短暂生活，他说在春晖“我只照我喜欢的做就是了。”春晖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