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阎肃

　　“你有什么特别想见、一直没见到的人？”儿子阎宇问。 　　“没有。”父亲阎肃答。 　　“你有没有一直想干、没干的事儿？你认真说。”阎宇又问。 　　“真没有。”阎肃又答，“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非要什么。” 　　没过几天，85岁的阎肃因脑梗昏迷。阎宇想起这段闲聊，憋得难受直掉泪―― 　　敲钟的孩子 　　1937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爸7岁。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从河北避难到武汉。日本人又打到了武汉，他们躲去了重庆。刚落脚赶上重庆大轰炸，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炸没了，全家一贫如洗。出身行伍的爷爷一辈子没哭过，当时就掉眼泪了。 　　爷爷到城里想办法，奶奶带着我爸和二叔在慈母山脚下的教堂寄宿，帮着教堂洗衣服，我爸他们就在教会学校上学。教会学校的孩子每天就是读书、念经、祷告，学国文、数学、拉丁语。教国文的老教父是个晚清的秀才，满脑子四书五经，我爸的古文底子就这么打下的。不然，1964年歌剧《江姐》里第七场咏叹调里那段台词，我爸也不会这么写：“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愿得香甜满人间。”那个时代，他敢反其意，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用在革命者身上。 　　我爸老考第一，学习最好的人每天早起上钟楼敲晨钟，这是教会学校里的最高荣誉。我奶奶在那儿洗衣服时听到钟声也觉得特自豪：这是我儿子在敲钟呢。 　　那时候我爸已经喜欢上戏剧和音乐了。每到圣诞节、复活节，他特别热衷于参加唱诗班、节目表演。演得入迷误了功课，由第一名降到第三名，钟也不能敲了。我奶奶流着泪批评他：“好不容易培养你，你说你演什么戏？”我爸赶紧“负荆请罪”，又考到了第一名，又站在钟楼上了。 　　后来爷爷把一家老小接到花园路新买的房子，我爸去上了重庆最好的中学――南开中学。进了中学，我爸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戏曲、戏剧、武侠小说，他全在这儿接受了。 　　豪侠之气 　　教我爸语文的老师赵晶片是中共地下党员，偶尔教学生一首歌，一唱，延安的歌。那时候重庆有不少靡靡之音，突然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山那边哟好地方……讲民主呀爱地方”，特别振奋、向往。这些进步思想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不过，没几天老师就被抓走了。 　　歌剧《江姐》第一代“蒋对章”的扮演者杨星辉叔叔是我爸的学弟。他说，经常有特务去学校抓老师，学生就追，“啪”的一枪，大家全趴地上。我爸能写出《江姐》，和他在重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爸慢慢接受这种信仰，开始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有他的身影，搞宣传，喊口号。国民党找些流氓假装出殡、迎亲，就把学生队伍给冲散了。稍一冲突，窜出彪形大汉抡起棒子就打，棒子上全是钉子，一打一大片血。但我爸那时年轻，根本不懂得害怕。 　　重庆解放前，家里准备去台湾，我爸说要走你们走，我要留下来迎接解放。我爷爷当年41岁才有的我爸，那会儿他60了，那就听长子的，不走就不走吧。重庆解放后，我爸已经考上了重庆大学，成了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大二时，组织找我爸谈话，阎志扬（阎肃原名）啊，你可不可以考虑不念书了，来西南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搞宣传。我爸就跟着部队走了。 　　抗美援朝没结束，我爸跟着部队开进了朝鲜，白天了解英雄事迹，晚上现编现写现唱，给战士们表演。他没跟我描述过太多战场，但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无名英雄烈士墓，就在附近的山坡，那么多人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新坟旧墓一眼望不到头。20来岁的青年眼睁睁看着，一下就怔住了。 　　他后来一直把个人的事情看得很淡，都跟这有关。别看他是文人，本身就有豪侠之气，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你看他后来写的“大漠雄关，秋风铁马”，多多少少都有这点儿影子。 　　这些词是自己蹦出来的 　　我爸上过大学，又有古文底子，革命初期经常需要编些顺口溜之类的鼓舞士气，他就自己编，还挺受欢迎。和平之后，他偶尔写个词儿、投个稿。组织又发现了，说你还挺能写。于是让我爸专职搞创作。二话没说，我爸就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了。 　　刚去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到了广东，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收拾菜地，擦飞机，然后代理连队的指导员。但他就怕一辈子在这呆着，可也不敢问。 　　我爸说，那时候他总想起柯仲平写的诗：“埋头，埋头，天不怨，人不尤。”把“我被动地来”变成“我主动地想在这呆”，一下心顺了。他发现，身边这些人都很好，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天上――在天上飞的要不就是自己的同事，要不就是自己的领导、部下，或是自己的爱人。一个人飞上去，这帮人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眷恋和担心。 　　打那以后，我爸也开始注视这片天。某一天，和战士一起把飞机伺候好，起飞。三架飞机上天，他们就躺在那儿，等着。就琢磨着哥们儿飞上去了啥时候回来？能不能安全落地？一股情感冲上脑袋，我爸一气儿写出了《我爱祖国的蓝天》，只用了几分钟。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他说这根本不是他写的，是这些词瞬间自己蹦出来的。后来我们院里有个年轻军官对我爸说，他当年就是听到这首歌，才立志要报名参加空军的。 　　见两面就够了 　　我和我爸每次说话，就是在他的小屋里。我们家没有书房，我爸住最小的一间屋，也就十二三平方米，书和资料堆在地上。我今年48岁，在家这么多年，我见他从来没有第二个形象――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他就是坐在桌子前头，不是写，就是看。他总爱跟我说：“你要是把咱家书架的书都读完，就是有学问的人了。” 　　我爸就是普通人，我9岁时，下棋他就下不过我了，他只是比谁都更努力学习而已。很多人为了生活而工作，我觉得我爸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我爸的爱情观和家庭观是建立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之上的。那里面的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一生只和丈夫见过两次，一次是结婚，一次是丈夫上战场受伤了抬回来，然后死了。我爸觉得见两面就够了。 　　4岁以前我真就只见过他两次。 　　我是在沈阳姥姥家养大的，我妈在外地上班，我爸常年出差，和他相见的两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他来沈阳看我。4岁以后能上幼儿园整托了，我才回北京。他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半年见不到，也没法联系，都习惯了。 　　姜大大（作曲家姜春阳）总爱提起当年和我爸为了创作《雪域风云》，一起去西藏体验生活，从西宁出发，穿过格尔木、倒淌河、五道梁一直到唐古拉，解放牌大卡车摇晃了18天。 　　海拔四五千米的地界，零下40多摄氏度。按我爸的话是，冷到骨髓里。一行5个人，3个倒下了，我爸还坚持着。 　　没有高压锅，蒸出来的馒头里面是面粉，外面是浆糊。锅里的水听着咕噜咕噜开了，手伸进去，不烫。早上洗脸的时候他问一个四川小战士来这兵站多久了，他说两年多。因为高原反应，他脸上起了斑，眼睛也雪盲。我爸登时给他敬了个礼：“你真是英雄！” 　　那天姜大大来监护室看我爸，隔着窗户冲我爸喊：“阎肃，你要挺得住！你要像一个男子汉，你忘了《军营男子汉》吗？”姜大大说他要用这段回忆激活我爸。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两人合作《军营男子汉》。 　　阎肃一点儿不严肃 　　虽然我爸天南海北地跑，但只要他回来，我们就开心，家里就热闹。虽然我爸叫阎肃，其实他一点儿不严肃。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组织上说，阎志扬同志什么都好，就是爱说俏皮话，太不严肃。他说那我就改名叫阎肃。 　　作曲家姚明是我爸在单位的忘年交，因为仗义，人称姚大侠。两人爱开玩笑，编顺口溜。姚明看我爸是文工团里岁数最大的，就说：“文工团里当元老，央视晚会常撰稿。”我爸也不服输：“四大馊：坏豆汁，隔夜茶，长毛的馒头，姚大侠。” 　　一次吃饭，姚明问我爸：“老爷子您读过《水浒传》吗？”“读过。”于是两人开始你来我往对108将外号。上个月我爸还没病呢，饭堂吃饭两人又碰见了。我爸张口就问：“白面郎君是谁？”姚明大笑，还惦记着这事儿呢！答曰：“郑天寿！”两人相对捧腹。 　　我爸不严肃，但我爸比谁都认真。 　　住院以后，他还老说：“今年春晚的活动我还没找呢。北京台的应该怎么弄？一出院我就得琢磨。”让他当顾问，他特别当真，任何小事都一样。 　　很多明星公司找他，“请阎老写个词儿”。我爸只要一听内容对国家好，再忙这活儿也得接。他向来对钱没概念，钱给不了他任何惊喜，但他希望自个儿是有用的人。 　　5年前也表彰他，先进事迹报告，他自己发言，特隆重。回家以后我说找他小喝一口，推门一看，他还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小屋里，正改自个儿的一个小词儿。我调侃他：“老爷子，80了还当劳模有啥感触？”他说：“我挺不习惯，有点惶恐。我觉得我也没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