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不干"与"驴打滚的账"
太行山区一农家妇女养了四十年蜂，花甲之年建起一个蜜蜂博物馆，在给博物馆起名的过程中，我建议她以个人名义或者以县域的名义，但当地宣传部的人不干，觉得小家子气，更有领导说，干脆就叫中国蜜蜂博物馆。 这个“中国蜜蜂博物馆”开张剪彩那天自然少不了寒酸，“就那么几间楼房一挂屏幕，就那么一个磕磕巴巴的临时讲解员”。 不知从何日起，贪大图洋、以少冒多、无中生有的风气搅乱了社会神经，颠覆了语言修辞：一间夫妻店，其招牌却是购物中心；一个小澡堂，偏叫洗浴大世界；几代煤渣胡同更名威妮克丝大道；千年旱码头现在叫淼晶浩宇；打字员名片是总经理、送水工冠名董事长；虽然推的是早点车，招子上偏贴着“鲁菜大千”；尽管卖的是肉夹馍，声声吆喝的是“中国舌尖第一味”。凡此种种，在在语不惊人死不休。 楼堂馆所店铺标识如果单从生意广告层面去讲究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介入官员意志。现实生活中，天字第一号的新闻屡见不鲜，什么亚洲第一体育广场、东方迎宾罗马大道、千鹤栖居森林城市、万人竞走破吉尼斯记录等等，那一项背后没有潜藏着什么昭示着什么？我揣摩那个太行山农妇面对“高大上”的蜜蜂博物馆名一定很是尴尬，可她的蜜蜂博物馆里有政府扶持资金呀，官员要把蜜蜂博物馆的名字叫得“嘎嘣脆响”“齐呼隆咚锵”，她有什么办法？ 多年前某县把不足4000亩蟠桃种植面积硬虚报成3万亩，骗得“中国蟠桃之乡”的铜匾。该县林业局副局长当时曾告诉我：“关于蟠桃种植面积，我们掌握着两套数字。因为国家林业局有规定，凡达到10万亩种植面积或单一品种占果树品种面积一半以上的县才有资格获得‘中国××之乡’称号，我们县领导要名，我们只好虚报。” 有一年我去某村采访，乡长掐着手指头替70岁的张桃花算账对比：家里有一公三母一组獭兔，昨天母兔生下一窝小兔，可卖三四百元，年底可收入四五千元。乡长算的是驴打滚的账，老太婆听不懂，我在一旁暗自为张桃花求玉皇大帝保佑，保佑她的獭兔长命百岁，保佑对她的獭兔产品实行计划经济。 如今有些官员“关心”老百姓收入的情景远远超过老百姓本身，其“精打细算”的执拗也远远胜过土里刨食的农民，甚至为一只鸡一张羊皮或仨瓜俩枣与农民争得面红耳赤。就拿一只产蛋鸡来说吧，干部按一年365天计（且不算双黄蛋），共产蛋多少多少，价值多少多少，你一年增收多少多少；可群众说鸡到冬天不下蛋，夏天太热了也不好好下蛋，有时候把母鸡宰了给产妇催奶，自然就不打账了，根本收入不了你说的那么多钱。可干部不干！ 说到恋大、吹牛和虚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算得上是一个高潮。一亩地产出上万斤稻，一株棉结出3000株桃，一颗棉桃两人抬，站在棉垛上摸云彩，三面红旗引领着人们赶英超美。 当前，精准扶贫在一些地方走了样，表现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等浮躁心态，一些干部以大为美，唯大是尊，好大喜功求眼球效应。不是在质上求变数，而是在量上求飞跃；不是在真扶贫上动脑筋，而是在假名目上做游戏兑水分玩花花肠子；不是扑下身子去埋头拉车，而是光着膀子喊口号，紧锣密鼓张灯结彩做念功做唱功；上午栽树下午摘桃，今天计划明天汇报；镰刀砍割的是绘画在蓝图上的玉米高粱，算盘拨拉在加法和乘法之间，四舍五入，九九进一，“精准”测算着农民的月收入季收入年收入。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向西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汉・桓谭《新论》）出门向西笑，虽望不到帝都，聊以自慰；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可让老百姓画饼充饥或打肿脸充胖子或把空想当现实来品尝有何意义？当年的“中国蟠桃之乡”现在种植蟠桃者已寥寥无几，但流传着的那一首打油诗至今犹闻在耳：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工花不开。纸上栽树真荒唐，求实作风何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