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铭:阎仲川与林彪的"一号号令"
阎仲川与林彪的“一号号令”
阎铭
1969年“一号号令”下达经过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２０周年大庆。北京一片节日气氛，但各级军事部门却是在高度戒备的状况下度过的。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的欢庆活动，他们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了各种应变准备。边防部队严阵以待，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空军预先将一架直升飞机停在端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保证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能够迅速转移到城外预定指挥位置；阎仲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携带电台到天安门城楼待命，随时将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方动态通报给中央领导人。
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阎仲川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
１０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沙俄就贪得无厌，是中国的主要威胁。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因此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周恩来就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为了落实毛泽东指示和政治局的决议，１０月１７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会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对老同志们说，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周总理要求老同志于１０月２０日或稍晚离开北京。此时，毛泽东已去了武昌，林彪到了苏州。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临走嘱咐周恩来，让他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１７日随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进驻既定指挥位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１０月１８日晚２０时左右，黄永胜的秘书通知阎仲川到办事组开会。阎仲川赶到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座。黄永胜传达了林彪从苏州发出的战备指示，让阎仲川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阎仲川随即到作战室进行文字整理。阎仲川考虑，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便要值班参谋将拟编为“第一号号令”的文字稿送黄永胜审查。
“一号号令”的大体内容是：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１９）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１９日和２０日应特别注意；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在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阎仲川又考虑，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指示，根据二炮的性质，不便向全军传达，便另写了一个指示，编为第二号号令。随后，又向总部机关和情报部门分别发出了第三个、第四个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
事后，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事先没向他报告以及文件的编号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对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本身提出置疑。
１０月１９日，苏联代表团抵京，双方开始举行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此后许多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暂时缓和，人们对紧急战备的指示似乎淡忘了。而“一号号令”在被全军认认真真地执行了半年多之后，也逐渐作了调整。
１９８６年８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摘自《党史信息报》原题目：我的父亲和“一号命令” 作者 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