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形象浅析

　　内容摘要：底层人物是巴金小说中的又一人物形象类型，这类人物形象类型众多、特征鲜明，显露了作者巴金对底层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他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与同情。 　　关键词：巴金　底层人物　人物特征 　　 　　自《灭亡》到《寒夜》，巴金一直在为底层哭泣、呐喊，以自己的方式讲述那些“被践踏、被侮辱的人的真实故事。他们是娘姨、轿夫、戏子、仆人、乞丐等等不齿于‘高等华人’的人”。经过初步统计，在巴金小说中有近20篇短篇小说和近10部长篇小说都是以底层人物为主人公。在这些作品中，渗透了巴金对底层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他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与同情。 　　 　　一、巴金小说中底层人物类型 　　 　　巴金描写底层的小说大多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社会上处于上层地位是那些有枪、有权、有势的人，底层人物都处于被压迫、被侮辱的地位。如果以社会阶层作为主要标准，以国籍作为辅助标准来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巴金小说中的底层形象可分为城乡贫民、城市工人、乡村农民、知识分子、外国下层贫民、底层市民等几个类型。 　　城乡贫民：巴金最早接触到的底层群众是那些城乡贫民，其中有公馆里的仆人、轿夫、街边的车夫、乞丐、卖身的妓女等等，在他们身上有着巴金童年时的深刻记忆。如1931年创作的《杨嫂》，就是以巴金幼年时的女佣为原型塑造的一个女仆形象。《母亲》中那位为给死去的爹筹钱下葬而卖身的妓女，《狗》中那个连富人的狗都不如的小乞丐，《苏堤》中的船夫，《父子》中的小宝父亲等等莫不与巴金的童年有着密切的联系。 　　城市工人：巴金对工人的命运也十分关心，因为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既要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又要受处国资本家剥削，还要受封建势力的压迫，表现在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低微，因而生活极苦”。虽然巴金没有机会去深入体验工人生活，但是他的底层意识和责任感使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去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工人生活。1931年，巴金曾应朋友的邀请去浙江一个煤矿做客，在那里他呆了一周，他到过矿工家里，他与矿工们谈话，还亲自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里观察。后来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创作了小说《煤坑》、《雪》和《砂丁》，塑造了小陈、老张、王升义、吴洪发、“癞头和尚”等一群城市工人的形象。 　　乡村农民：农民也是社会中受到压迫最重的人群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经常因为“受到中外资本家的压迫，地主，富农的剥削，受到政府的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常遭天灾人祸的破坏。因而生活很为艰难”。巴金虽然一直生活在城市，但他同样关注身处底层的农民。1933年夏天，他到过广东新会一带的乡村去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还参加了农民商讨成立大会与土豪劣绅斗争的集会。小说《五十多个》、《短刀》、《还乡》、《月夜》就是根据他在广东农村的见闻而创作的，其中塑造了赵大婶、冯六、李青云、唐义、根生等一系列农民形象。 　　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阶层，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但是在上个世经三四十年代，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上除了极少数人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之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比较低下。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历产阶级并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巴金在小说《爱底十字架》、《一个女人》中就描写那个时代的“我”、芸、剑风等知识分子形象。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更为艰苦，他们大多过着半饥半饱的窘迫生活，甚至还要经常变卖衣物度日，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寒夜》中的汪文宣就是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形象。 　　底层市民：巴金在以“小人小事”为题材的作品中还描写了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如《猪与鸡》中大杂院里的寡妇冯太太及其房东和邻居，《兄与弟》中的唐家两兄弟。《夫与妻》中那一对吵架的夫妇等等。 　　外国下层民众：在巴金小说的底层人物中，不仅限于本民族民众，而且还包括外国的下层贫民，如《不幸的人》中那位贫穷的音乐师，《狮子》中的莫勒地耶及妹妹自朗西，《将军》中那个俄国的下级军官费多・诺维科夫以及《马赛的夜》中生活在马赛的那些各式各样的妓女等等。 　　由此可见，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巴金小说中的底层人物类型更加丰富。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种类型，老舍在底层叙事中刻画的是底层市民形象，“左翼”作家多写工农革命者形象，而巴金小说的底层人物世界里，不仅有当时文坛上都热衷描写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城乡贫民和外国下层民众等底层人物，可以说，几乎所有被压迫、被侮辱的底层人物都在巴金的小说中得到了展现。 　　 　　二、巴金小说中底层人物特征 　　 　　巴金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形象虽然类型众多，但都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 　　1、生活贫困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经济上，底层人物往往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极低，生存处境极其困难，他们辛苦劳作却收获甚少，往往是刚刚足够甚至不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总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苦苦挣扎。比如，《奴隶的心》中彭及其祖父和父母全家住在公馆后面一间破屋子里，冬天冷得睡不着，床太硬，被太薄，只好去找枯枝败叶和干草，在土地上烧起一堆火来取暖；《狮子》中的莫勒地耶在学校当学监。挣的钱刚够自己吃饭；《五十多个》中的农民们没有粮食，没有工作，只有饥饿和寒冷，为了能吃上两顿饱饭，只能卖儿卖女；《煤坑》中的老张、老陈一生都在挖煤，工资很低，挖到老也养不活自己的家人；《父子》中小宝一家四口人一天只喝两碗白粥，从来没有吃饱过；《寒夜》中的汪文宣是一个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可是经济窘迫，他的囊中所有竟连一个四磅的奶油大蛋糕的一磅都买不起，患了肺病也无钱医治；《狗》中的主人公一无所有，在破庙栖身，每天只能靠乞讨残汤剩饭为生，他的生活还不如一条富人的狗，他甚至梦想做一条狗来得到温饱。 　　2、地位低下，身份卑微这一特征体现在政治领域。在政治上，底层人物又是一个处于无权状态的阶层，他们无权无势，只能处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最下端，被上层社会人员管制、奴役、侮辱和损害。比如，《复仇》中的福尔恭席太因原来以开杂货店为生，他的妻子吕贝加被军曹希米特强暴不成被杀害，他去司令部向鲁登堡将军请愿，但却遭到将军的蔑视和嘲弄，非但没有判决那个军曹，却把他关押了两天：《奴隶的心》中的彭的祖父忠心服侍主人四五十年，常常给大小的主人责骂，结果被主人诬为窃贼，只能以上吊身亡来表明清白。彭的父亲被主人逼着代过受罪，病死在监牢。彭的母亲任劳任怨地伺候着老爷和太太，却还要遭受大少爷的奸污；《父子》中的小宝父子老老实实地卖菜，警察凭着自己的权势可以对他们随意打骂和驱赶，而且还故意踢翻踩烂他们的菜；《砂丁》中的锡矿工人们带着脚镣，在矿警的看押下像l到徒一般地生活与劳动，完全丧失了自由；《寒夜》中的汪文

宣忠厚老实，有才华，但在单位上只是一个小职员，没有一官半职。又“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所以不得不忍受着“连文章都做不通”的周主任、吴科长的申斥和白眼。“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也会到处受人尊敬”。 　　3、“伟大的心灵” 　　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思想道德领域。尽管巴金与当时的一些作家一样批判过底层群众的麻木和愚昧，如《灭亡》中的看杀头的冷漠的嗣观者，《小人小事》中的自私刻薄的底层市民，《第四病室》里那位奉富欺贫的仆役老郑等等，但这并不是巴金的主要意图，他真正着力所要表现的是底层人物的优秀品质。在巴金看来，“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于人民中间。”在巴金看来，这些被践踏、被侮辱、生于阴暗中的底层人物，虽然物质贫困，地位低下，被“高等华人”所不齿，像被弃置的抹布一样，但在他们肮脏的外表下有着金子般纯洁朴质的心，在贫穷苦难面前有着坚韧顽强的品格。比如，《奴隶的心》中身为奴隶后人的彭虽然痛恨奴隶所有主，但还是救了一位富家子弟免遭汽车辗死，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一点也不悔恨”的黄金似的心!《杨嫂》中的女佣杨嫂对待小主人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对两个孩子的爱护和关心显示了底层人民的美好心灵：《砂丁》中的矿工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非亲非故，但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当吴洪发有病而无法挖矿要受到矿主的严惩时，矿工们不顾自己劳动的艰难，纷纷来帮助他。“升义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忽然从自己的麻袋里抓出几大块‘�’塞进他的袋里去，然而像兄弟般地安慰他道：‘你歇歇罢，不要紧，我说过，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随后老张和其他矿工也把自己挖的‘�’分给吴洪发一些；《雪》中老矿工赵根宝被榨千了血肉后被赶出煤矿，走投无路地在街上徘徊时，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卖唱，便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也是最后的钱都给了她；《五卜多个》里的农民在苦难中相互扶持，为了给众人带来一点温饱，阿四在城里卖掉了他的独子，赵寡妇也卖掉了她七岁的孩子，虽然她“不认识一个字，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伟大的牺牲，又没有人强迫她从她的两个孩子里面贡献一个来，但是她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 　　在巴金描写的众多底层人物，虽然因缺乏个性显得有些“脸谱化”，并不属于“具有生动具体的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但是也并不能完全否认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审美价值，因为小说中任何一种人物形象都可能有其独特的审美作用及价值。如果从小说如何反映现实的真实性而言，即创造小说形象的方式来看，巴金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形象确实大多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段，但这些类型化的人物，无疑以简单易记、大量重复的特征，加深了普通大众读者的记忆，也易为有着浓厚传统文化心理的大众读者所接受。巴金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因其类型众多，特征鲜明将永远活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里。 　　 　　注释： 　　文中所引内容。除标示外，均引自巴金的小说作品 　　[1][2][3]张静如，刘志强，卞杏英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2页，第244页，第256页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