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与曹植的文学观比较

曹丕与曹植的文学观比较

——从《典论·论文》与《与杨德祖书》看曹丕与曹植的文学观

摘 要：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与其同时的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也不失为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文献，此二文并作为我国早期文论的代表作品，对后世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就曹氏兄弟的文学观进行比较，以区别认识二人对我国古代文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曹丕；曹植；文学观；比较

曹丕与曹植，前为帝王，后为藩王，地位尊崇，却雅好文学，且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尤其是曹植，他当之无愧是他所在时代文学创作的最杰出者。曹丕的文学创作成就比不上曹植，但在文学理论的建树方面，曹丕可谓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典论·论文》（以下简称《论文》）一文有意识地对文学创作的规律进行概括总结，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并首先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文学批评命题。与曹丕有意识地“论文”不同，曹植是无意识地在一些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他的这些文学观与其兄曹丕的文学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迥异的地方。下面，本文将对其二人的文学观进行比较，以期在区别认识他们在我国古代文论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同时，以他们为例，进而进窥整个建安时代文人们的文学观念。

首先，曹丕在《典论·论文》的开头对由来已久的“文人相轻”的风气提出了批评，并进一步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1]，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断”[2]是不可取的。此处，曹丕虽没有就“文人相轻”的弊病进行深入分析，仅到“闇于自见，谓己为贤”[3]为止，却在无意中挑起了文学批评的客观公正性问题，即批评应针对文章内容而不针对作者，批评者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进行批评活动，尽量避免掺入个人的喜厌好恶感情在里面——尽管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精神性活动，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

而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以下简称《书》）中开头先把“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瑒夸赞了一番，声称： [1]

[2] 曹丕：《典论·论文》，选自《文选·卷五十二》。 同上。

昔仲宣独步於汉南，孔璋鹰扬於河朔，伟长擅名於青土，公干振藻於海隅，德琏发

迹於此魏„„ [1]

但笔锋一转，道：

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於辞赋，而多自谓能

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 [2]

且不论曹植所言是否公允，仅就此数句而言，曹植似乎犯了“文人相轻”的老毛病。由此，似乎可见，“文人相轻”大概乃是时代风气，曹丕对“文人相轻”提出批评乃是针对时代风气的匡弊做法。

其次，曹丕以“建安七子”为例，对他们各自的为文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

他们各有所善，亦各有所不能，“唯通才才能备其体”[3]，如王粲娴于辞赋，其他文体的创作却不尽人意；陈琳、阮瑀仅善于表章创作等。针对这种现象，曹丕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论文》中称“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等，这是针对作家的性格及作品特点说的；又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从文体的功用及美学角度说的。从而认为作家之所以各有所善，是作家性格

特点与文体的功用、美学要求相适应的结果，此为后世“作家性格论”之滥殇。

而在对文体的认识上，曹丕认为“本同而末异”[4]，即认识到各种文体之间

有相通之处，同时也承认具体不同的文体之间又有其各自的特点。这种认识抓住了“本”与“末”的关系，有辨证的性质，比起前人逐本舍末的观点是一大进步，因而也显得更合理。曹丕把文体分为八类的做法让文体研究正式成为我国古代文论的一部分，它为文论研究添入了新的内容，并在六朝时期成为文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经过陆机、挚虞、刘勰、萧统等人的努力，文体论在六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曹植也有类似的认识，虽然他在此方面的认识不及曹丕全面。上文引文中的

“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就是例证，从此看，曹植认识到即便是大作家也不是尽善其文，同样有所不能，意同曹丕所说的未至通才，如举陈琳善于章表，不善于辞赋例。尽管曹植有此认识，不过不比曹丕的有意识的去研究，曹植仅是无意提起的，他并没针对这种现象给出自己的解释，且甚至没意识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但是曹植引出陈琳的例子却在无意间提出了关于文学批评与接受的问题。曹植在书中说： [1]

[2] 曹植：《与杨德祖书》，选自《文选·卷四十二》。 同上。

[3] 曹丕：《典论·论文》，选自《文选·卷五十二》。

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1]

曹植作书以玩笑的方式对陈琳的创作给予了“批评”，陈琳却“失听”，反谓曹植称赞他，从单方面讲，此为曹植“文学批评”的失败；从双方面讲，也可为“作品——读者——作家”三向互动的失败。而现在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狭义上指作家作品与批评家之间的批评活动，广义上则指作家作品与读者的交流活动。此处，曹植虽没意识到文学批评与接受等理论命题，却构造出了一现代的“文学批评与接受”的模式框架，并在这个模式框架中，暗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对文本的批评要以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及批评态度为标准才能够让批评本身真正有意义——批评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成功互动，达到批评的目的与效果。

也许正是因曹植有此失败的“文学批评”经历与感受，深知“文学批评”之不易，所以才不无泄气地说：

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2]

在此，曹植认为审美趣味的不同决定了文学批评的主观性，因而不应以一已好恶而定他人文章之是非，应该求同存异，承认他人对文章正当批评的权利。此为一种开放的文学批评观，对文学批评的繁荣及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我国古代文论在六朝时期获得了大肆发展，当与曹植甚至建安文人开放的文学批评观念的深远影响有关。

在对文学批判者的要求上，曹植认识到客观公允的文学批评对批评者有着极全面的要求，尤其是对批评者本身的知识积累、审美趣味有着更高的要求，所以高水平的批评者可遇不可求，曹植为此深感遗憾，并把他的这种遗憾推向极端，说：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 [3]

如此说，则把创作者与批评者等而视之，就不合理了。文学批评固然不易，尤其是对批评者的知识积累有较高的要求，但是批评活动仍有可操作性，然按此说法，批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进行，相当于直接否定了批评活动。

再者，在纠正时弊方面，曹氏兄弟仍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针对点不同。曹丕[1]

[2] 曹植：《与杨德祖书》，选自《文选·卷四十二》。 同上。

在《论文》中说：“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受“贵古贱今”、“言必称尧舜”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贵远贱近”已成社会风气，在曹丕之前的东汉王充就曾对“贵古贱今”的思想进行过批判。曹丕再次提及并提出批评，当是针对时代风气而发，虽不及后世文论家提出类似时代文学的激进口号，却似乎也隐约意识到文学的时代性这个文论命题。

若说曹丕针对的是文学观念方面，那么曹植针对的则是创作方面，他在《书》中道：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 [1]

曹植因有着切身的创作经验与体会，所以敏感地提出了“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的创作观，用现在通俗的话讲就是“文章是修改出来的”，因而曹植认为若发现文章有不完美的地方，应及时修改，只有这样才能最接近完美。此可为曹植的创作经验谈，为时人及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

复次，曹氏兄弟在《论文》及《书》中都曾对有关文学的地位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而认识却相去甚远。曹丕在文中直言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仅认为文学应该有其独立的地位，甚至还把它提高到与“经国”并重的位置，这是对“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为内容的“三不朽”说法的继承与发展，从而直接把“文章”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曹丕的拔高是对长久以来儒家把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观念的反拨。从此，关于文学的地位与任务的争论再也没有停止过。[2]

曹植的认识却与曹丕相反。曹植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却在骨子里鄙视文学这一科，其在《书》中道：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以此来看，曹植认为文学创作乃是小道，不足为之，建功立业才是大道。这样以来，他对文学地位的“辞赋小道”的认识就与其兄曹丕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卓越文学创作才华的曹植却如此轻视文学创作，着实让人颇感遗憾。但是，一心想以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曹植反而却因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而被后人记住，只怕这是曹植本人始料未及的。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曹植在《书》中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1]

曹植：《与杨德祖书》，选自《文选·卷四十二》。

有应风雅”这几句，相比于“辞赋小道”的态度，似乎可以明确曹植虽对以“辞赋”为代表的文学正体持贬鄙态度，却对“街谈巷说”为形式的通俗文学及以“击辕之歌”为形式的民间文学持认可态度，这种敏锐的认识具有超前性，六朝乐府民歌及宋元之后通俗文学大放异彩无不印证了曹植的这一前瞻性预言。

最后，曹丕在《论文》中首提“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作为道家理论范畴的“气”被曹丕借来用在文论上是曹丕的首创，从此，“文气”说以此为肇端成为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文气”说的提出，也是曹丕对我国古代文论的最大贡献。

曹丕虽首提“文气”说，但是并未对该理论做过多甚至是必要的详细说明，如为什么“文以气为主”？“气”又是按照什么原则分为清浊二体的？他只是以“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来说明“文气”的特征，即个人“文气”的独特性。曹丕所说的“文气”类似于现在所指的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这是他在《论文》中“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的作家风格论的进一步理论发挥，他的这一理论经后世文论家的进一步的演绎，演变成作家个性论、作品风格论，这可为曹丕在文论上的又一贡献。

综上，曹丕的《典论·论文》与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都涉及到了关于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文学观念、文学的价值与地位等时代话题，而在认识上又不尽相同，各有其合理成份，亦有其不足之处。即便如此，作为时代识力与见解的佼佼者，他们的观点足以统摄起整个时代在有关此方面的全部认识，尤其是曹丕对文体“四体八科”的划分及“文气”说的提出，其贡献与影响足以流润百代。

参考文献：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