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戏台的"杨子荣"
2014年春节,荟萃国内众多京剧名角的“上海新春京剧晚会”盛况空前,年逾八旬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再次献上《智取威虎山》中的经典唱段。剧中主角“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并未随着时代车轮的远去被人淡忘。 在上海市长宁区,有一对看似普通的八旬老夫妇,他们相扶相伴,形影不离,或在小区内绿树花丛中散步,或拎着方便袋上街购物,或在医院挂号窗口前排队等待……如果没人介绍,谁也不会想象到,这两位老人中的老先生就是曾因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一角而声名显赫的童祥苓,另一位是他的夫人张南云。 2014年春节前夕,带着广大粉丝对这位老艺术家的关注,笔者来到了童先生的家中。 艺术伉俪,模范夫妻 1935年出生的童祥苓即将进入耄耋之年,与当年的“杨子荣”相比虽明显见老,在着装上也有些落伍,但精气神一点儿未减。他演杨子荣时刚三十出头,那时的他浓眉大眼,身披大氅,目光炯炯 ,英勇机智,气宇轩昂。尤其令人难忘的两个唱段――《打虎上山》气冲霄汉、《共产党员》荡气回肠。在他家客厅正墙上,最显眼处挂着毛泽东看《智取威虎山》后与剧组人员的合影照,还有他那张为全国人民所熟悉的杨子荣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剧照。可见童祥苓一生中最为自豪的就是能与“杨子荣”结下不解之缘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童老近期感冒引发气管炎,咳嗽气喘严重,医生已下达“禁声令”。但老人为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在夫人张南云的配合下,仍然硬撑与笔者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长谈。 童祥苓与夫人同出身于梨园世家,又因志同道合成为一对夫妻。童先生生于天津 ,长在北京,八岁启蒙学戏,专工老生武生,师从富连成科班的名师雷喜成、刘盛通、钱富川,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既具余马麒各派风格,又独树一帜。童祥苓在家中排行老四,兄弟姐妹全部入行。长兄侠苓、寿苓工小生,姐姐芷苓工青衣。新中国成立前家人组成的“苓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而“童家班”中芷、祥二苓分挂头牌、二牌。新中国成立后,童家班加入上海京剧院,成为新中国舞台上的文艺之家。童祥苓的夫人原名张兰云,曾拜师于京剧大师梅兰芳,专工青衣花旦,曾是上海京剧团的台柱子,1956年经给梅兰芳拉琴的姐夫姜凤山保媒与童祥苓结婚。当年,她与丈夫联袂出演的《四郎探母》在国内外轰动一时。 说到张南云的名字,还有段非同一般的来历:1959年,张兰云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毛主席在看过她的演出后,大为欣赏,为其改名为“张南云”。当时,张南云的名气一点也不逊色于童祥苓。可惜的是后来她的眼睛出了问题,而此时,童祥苓正在走红,演出特别多也特别累,且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有个人来照顾,所以她自动退居二线,扶助丈夫,操持家务。对此,童祥苓满怀感激之情:“我们这个家,她是当家人,也是好家长。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事,就是能与她相识相交相伴一生啊!”现在,张南云的眼底黄斑变性导致几近失明,眼睛模糊,仅有光感,看人只是影子。童祥苓每天的一件大事,就是陪夫人在小区里散步,如遇上天气不好,童先生还为夫人挡风遮雨。 “文革”遭难,携手过关 戏剧小世界,人生大舞台。谁能想到,童祥苓这位因“革命样板戏”曾经红遍中国的大明星,背后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在扮演“杨子荣”这位大英雄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屈辱。 京剧《智取威虎山》取材于小说《林海雪原》。小说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时搬上舞台,改编为京剧。童祥苓从一开始就扮演剧中主要人物杨子荣。毛主席1966年就看过此剧,并给予充分肯定,使之正式定稿。然而,不久后“文革”风暴袭来,上海京剧院成了“封资修”的“黑据点”,周信芳、童祥苓等一批老艺术家纷纷落难,童家班成员随后也被赶下舞台。 1969年,为了宣传“文革”成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要拍成电影在国内外上映。为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有关方面负责人在选择“杨子荣”的扮演者上煞费苦心。他们按照“高大全”的标准,在全国的“革命文艺战士”中选材。然而,先后找来几十个人都不能让江青满意,因为哪一个也超不过童祥苓塑造的“杨子荣”。最后,还是江青发了话:“把那个童祥苓再用一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童祥苓被“突击解放”,从“牛棚”中出来,三天后就重上舞台,一个月后就去拍电影。当时对童祥苓的定性是“敌我矛盾”,所以“不能依靠,只能使用”。在当时的政治劫难中,拍样板戏电影是童祥苓唯一可以“赎罪”的机会。 童祥苓进入当时被江青掌控的革命样板戏剧组后,作为“旧文艺黑线”的另类人物,并未成为“革命阵营人士”,而是这里的“反面教材”。入组第二天,他就知道自己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艰难了。那阵子,他台上是英雄,台下是劳改犯。每天排完戏后,别人可以休息,他要“服劳役”,伺候剧组的一日三餐,每次餐后还要到厨房,二百多人的碗筷全等着他来刷。为了拍好电影,争取“立功赎罪”,他吃了不少苦头。由于长期挨斗,他的武功久已停练,而“杨子荣”是个文武双全的革命英雄人物,戏中要有极精美的武打动作。为此,他每天苦练武功,吃饭睡觉都用绳子绑着大腿拉韧带。说到当时的情况,童祥苓叹道:“我努力想做好,也做得很好,可人家就是不信任你,只拿你当工具使,随时还要敲打你,威胁你。这个滋味真难受。可以说,当年八个样板戏演员中,我是最红的一个,也是最苦的一个。” 在童家落难的时期,张南云承担了过多的苦难。家产被抄,工资停发,储蓄被没收,这个曾经的富庶之家遇到了空前的生活困难。张南云为了让一家老小吃上饭,穿上衣,拆东补西,历尽艰辛,几个月就白了头。这期间,他们的子女也受到牵连,两个儿子被学校开除,大儿子被红卫兵打断了腿。但此时,她更挂心的是丈夫,为了不影响他排练,她对丈夫只报喜不报忧,儿子被打断腿的事只字不提。 在妻子的支持下,童祥苓出演的杨子荣获得巨大成功,电影在全国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然而,尽管“杨子荣”的剧照遍布全国,但其扮演者却命运不济,由于童祥苓不肯趋炎附势,电影一拍完,又被打入冷宫,直到“文革”结束。 改革之年,下海呛水 粉碎“四人帮”后,童祥苓与许多老艺术家一样获得新生,京剧作为国粹恢复上演。当时,童祥苓在舞台上相当活跃,在《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他前饰鲁肃,中演孔明,后扮关羽,一人演三个人物,个性迥异,各具特色,在梨园行传为佳话。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欣赏口味也在变化,京剧面临多种新的文艺形式的冲击。而上海京剧院由于机制落后,队伍庞大,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在“京剧需要改革”的呼声中,童祥苓顺应潮流,以一个老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1982年,他与上海京剧院签订了承包合同,自己组团,自负盈亏,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引入竞争机制,大胆进行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力图走出一条在新的形势下促进京剧艺术生存与发展的经营之道。然而,童祥苓在一无经验、二无资金的情况下“下海”,难免要呛上几口水。但是,他迎难而进,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一年后,他除了完成承包任务外,还为院里上交了八万元,团内每人既保了工资,又分到了一千五百元奖金,引起了全剧院的震动。童祥苓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完成任务,弥补亏空,大家每天要赶三场演出,而他与普通演员一样只拿每场一元五角的补助费。操心上火、积劳成疾,他累得吐血,这场“承包试验”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1994年,五十九岁的童祥苓不得不提前退休,个中原因令人叹息――为了儿子的生计。童先生有两个儿子,“文革”中因受父母牵连,丧失了上学的机会。“文革”后他们进了街道工厂当工人。工厂倒闭后,俩儿子成了下岗失业者。由于没文凭、没技术,年龄又超过了三十五岁,很长时间找不到固定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依童祥苓的名气和市政协委员的地位,给儿子找份工作应该不难。可童祥苓给儿子立的家规是“自食其力,靠劳动吃饭”。俩儿子为了生计,开起了一个小面馆,由于是小本经营,除去房租、水电和人工费用,忙乎一个月所剩无几。看到儿子的生计成了问题,老两口决定伸出援手,辞去工作,给儿子当帮工。在儿子开面馆的五年里,童祥苓和夫人天天到店里,一个洗菜,一个端盘子,只为了省去雇人的费用。那段时间,尽管他们不事张扬,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的老观众从几十里外跑过来,专门为了看一眼“杨子荣”,到“杨子荣”的小店吃上一碗面条。还有人为心中的偶像送花、送钱(被婉拒)。更令老人感动的是,大家并没因“杨子荣”变成“店小二 ”瞧不起他,而是送来了真诚的鼓励和问候:“靠诚实劳动挣钱,光明正大。你们身为名人,能这么做,让我们更加佩服。”回忆起这些往事,童祥苓感慨地说:“是广大观众的支持,帮助我们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五年的租期过去,童家的小面馆终于关门。这段时间把老两口累得够呛不说,精神上的压力更大。许多老戏迷看到童祥苓夫妇为生活所迫放弃了本行,深感遗憾。而童祥苓自责的是作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自己不能为国粹的复兴和繁荣做贡献。于是,租期一到,老两口决定不再干了。这时,一位喜欢京剧的民营企业老板找到童祥苓,主动提出要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以便让老艺术家重返梨园。这一次,童祥苓没再拒绝。于是,他的大儿子成了民营公司的保安。童祥苓的另一个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结婚生子后,与老人生活在一起。 金钱世界,面临考验 生活在商品经济时代,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这几年,童祥苓夫妇也遇到了一些生活难题。 在诸多生活难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看病”。按照上海的政策,具有高级职称就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待遇。童祥苓作为一代京剧名师,戏演了不少,可就是没有时间撰写论文,也就没有条件晋升高级技术职称,没有高级职称就不能得到免费医疗。后来,童祥苓偶然想起在一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曾对他交代过“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于是硬着头皮给朱市长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童祥苓心里挺不是滋味,为个人的事向组织开口,这在他是平生第一次,也违背了他凡事不求人的原则。再说朱市长那么忙,为这点私事打扰他于心不忍。可是,没过几天,朱市长就回信了,他责成有关部门根据童祥苓夫妇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中的破格条款给予落实。为童祥苓夫妇解决了高级职称问题,也就解决了他们最犯难最迫切的看病问题。至今,童祥苓还对“朱市长”的恩情念念不忘。 退休后赋闲在家的童祥苓,并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由于一度名贯中华,不时有人邀请他参加一些演出或者拍广告。童祥苓对这类商业活动非常谨慎:“先要问清来路,不靠谱的事不做。特别是医药类的,关系人民生命,我到晚年了,更要对自己负责,不能为几个钱糟蹋了自己的形象。”他接拍“风湿骨通贴膏”广告时,为了查验药品的功效,他先自己试用,再去厂里考查,多方了解实际效果,各方面都过关了才同意做。童祥苓认为,“为好药做宣传是积德行善,而宣传假药这种坑人害人的事,还是少做为妙”。 作为一个老艺术家,童祥苓有他的金钱观。他的月退休工资多次上调后到现在有六千多,自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论收入,童祥苓当年并不比现在的明星大腕差。新中国成立初期,童家班入盟上海京剧院后,童先生的月薪工资就定为三百五十元,那时候吃一顿西餐才花一元钱。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童祥苓夫妇主动要求每人每月工资扣除三分之一上交国家,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 如今,童祥苓在物质上不跟那些“新星”“大腕”攀比,只与那些城市下岗工人、贫困山区的农民比,与《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少剑波”“李勇奇”比。他说:“我的衣服不讲名牌,舒适就行,很多都是新三年旧三年。人要知足,那些贪官污吏,房子几十套,钱几个亿有什么用?人们睡觉一间房,吃饭一日三餐。钱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欲望这东西是没边的,知足常乐,才能安分守己。” 回首一生,留有遗憾 暮年的童祥苓很怀念当年的样板团,怀念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怀念大家一起为京剧事业共同奋斗的岁月。那时候,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一个目标,齐心协力把戏搞好。那个时代,什么主角配角,什么工资住房,什么演出费,谁也没当回事,大家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跑得挺欢实。 说到京剧的发展与未来,童祥苓不无担心,从上海京剧院来看,很多老艺术家的后代都没有子承父业,拿童家来说,下一代都喜欢唱歌,不喜欢唱戏。还有就是,现在的京剧爱好者逐渐进入老龄化,没有票房,没有观众,这门艺术还怎么发展呢? 如今,童祥苓最大的期望是自己有作品,能留下传世经典。尽管退休多年,可直到现在,他在一些公众场合还经常被老观众认出来,登台演出时,观众对“杨子荣 ”的热情,总让童先生感动不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事隔几十年了还被观众喜欢着,就凭这一条,他就非常知足。但从京剧发展的全局来看,他也留有很大遗憾――没能像老一辈人那样把京剧发扬光大,如恩师马连良、周信芳,他们曾经创造了多少精美的传世经典啊。说到这里,童祥苓若有所思地说:“可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呀!” 临到采访结束,为佐证自己老而弥坚的心志,童先生拿出了他创作的自勉诗: 梨园春秋几十年,久经风霜更耐寒。 忠贞舞台不阿谀,赤诚中华可对天。 精艺刻求为民悦,重德淡泊赋铗闲。 莫道世间无功过,自有后人识鹄鸾。 (责任编辑/金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