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点拨"骑兵团

　　骑兵团生产要自给 　　1942年夏的一天，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四师政委邓子恢到四师骑兵团，一边看战士喂马，―边问副区队长杨伯伦：“你们的战马每天喂几斤料几斤草？”杨伯伦回答说：“现在是8斤料，12斤草。过去有一段时间是7斤料，8斤草。”邓子恢又问：“马料马草都是老百姓送来的吧？”杨伯伦说：“可不是，老乡要从老远用牛车拉着送来，每辆大车千把斤，我们―个区队30多匹马，至多能喂四五天……”邓子恢听后说：“你们能不能自己割草喂马？每人每天割上几十斤草，总不太费事吧？割多了，还可以晒干，留到冬天没草时喂马。”杨伯伦也认为在不打仗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组织部队割草。接着，邓子恢又向杨伯伦了解买一匹马大致要花多少钱，杨伯伦告诉他，好马要花100多块大洋，一般的马也要七八十块，最少的五六十块。 　　邓子恢了解情况后回到师部，又反复看了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的关于生产自给的电报和新华社转发的文章。当天晚上，他就要秘书通知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和政委姚运良到他这里来。周、姚赶到邓政委这里，首先向他汇报了骑兵团训练和战斗情况，邓子恢表示很满意。然后，只见他掰着手指头，对周、姚两人算起账来：“你们团有500多匹马，目前每天消耗4000多斤料，加上600多人吃饭，每天要吃千把斤。你们一个团每天要用公粮5000多斤，一个月就要15万多斤粮食，抵得上六七个步兵团的用粮。你们的军装也比步兵多用钱，再加上买马缰绳、马笼头……我听说你们骑兵有个什么团呀连呀的顺口溜，我忘了，你来说说。”姚运良回答说：“是骑兵团里的调皮战士说，我们是上马团，下马连，平时是个饲养员。意思是我们的战士能骑马，享受着步兵里的团级干部待遇；人人发大衣，享受步兵的连级干部待遇；平时战士们铡草、挑水、喂马，充当饲养员的角色。”邓子恢马上接口说：“是啊，待遇这么好姑且不说，直说这喂马一项，每天要6000多斤草，一个月就要18万斤草，18万斤啊，就是光割不运，也要花去400多强劳动力。”周纯麟、姚运良听政委这么一说，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邓子恢觉察到他们的神情，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主要就是同你们研究骑兵团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尽可能实行生产自给的问题。‘不与民争粮，不与民争草’……”邓子恢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现在，除你们团外，还有三个骑兵连，我们想把骑兵团扩大成骑兵旅。但这样需要一大笔钱，你们要想出一个既能买马，又不加重人民负担的办法来。” 　　割草挖藕干劲足 　　周纯麟和姚运良回到团部后，立即召开团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如何组织部队搞生产。大家认为，洪泽湖里的草、藕很多，可以组织部队轮流下河割草、挖藕，并用船运。另外，部队可以抽调几名战士运盐，把运盐挣来的钱用来买马匹、马装具和马草。这样，既减轻群众负担，老百姓割的草也能卖给部队。从此，骑兵团大搞生产的一仗打响了。割草队和挖藕队驻扎在湖上，每天天麻麻亮就下湖了。 　　当年的洪泽湖西，是绵亘几十里的大片芦苇滩。苇滩内港汊交错，只有小水道行舟。当芦苇长高时，白色、红色的荷花、紫红色的芡实花、碧绿的荷叶点缀在湖面上，使人眼花缭乱。湖面上空，野鸭等水鸟时而飞起。湖两边的赵沙和穆墩滩等地，是淤泥积起的浅滩，上面长满了蒿苗草和花草。收获时节，成群的人们前来割草、采莲和挖藕。 　　太阳西下，余晖染红了一片湖面。晚风吹来，使人好不凉爽，这时乘凉该多好啊！可是天还没黑，嗡嗡声却越来越响，原来是数不清的蚊子，它们像农民收麦扬场时的尘土那样，密密麻麻的，用手抓向空中，一把能抓到好几个。洪泽湖上的这种蚊子实在厉害，能顺着衣缝往里钻。机灵的战士们把棉被扯开，用芦苇撑起被单当帐子用。可是人在这种帐子里睡，闷得难受。有的人实在被蚊子叮得受不了，就折一根芦苇管含在嘴里，跳进水中，把芦管露出水面呼吸空气。有的人则堆起湿草，在上风头点燃后熏蚊子，自己在下风头睡。入夜后，湖边草滩上，尽是人们烧起的一堆堆熏蚊子的烟火。有人编起了快板： 　　洪泽湖边空气好，头枕芦苇下铺草。 　　晚上湖风呼呼吹，白天太阳晒得把皮掉。 　　水中蚂蝗来叮腿，晚上蚊子成群咬。 　　一面吸着你的血，一面还要嗡嗡叫。 　　白天累得浑身酸，晚上不让你睡觉。 　　湖边的怪事真不少，夏天还要把火烤。 　　艰苦生活算个啥，割草成堆哈哈笑。 　　经过半月的劳动，大家把几十万斤草和几千斤藕运到了淮河边上驻地附近。经过劳动，同志们脸晒黑了，思想却炼红了。过去马槽撒了草，大家根本不在意，如今都知道马草来之不易，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进一步增强。 　　盐行来了大老板 　　做盐运生意的同志也很努力。在淮阴以北运河的一个大集镇上，有一家永记盐行。有一天，盐行里来了3位客人。一个是20多岁的胖子，身穿蓝布大袄，戴旧礼帽，穿旧胶鞋。同来是一个稍瘦的中等个儿，身穿灰色棉袄，也戴旧礼帽。后面跟进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大汉，年纪有30多岁。3人进得门来，盐行老板看他们衣裳破旧，想来不是什么大主顾，但还是强带笑脸，前去相问；“客人尊姓，有何贵干？”“我姓胡，他两个，一个姓邵，一个姓李。我们是买盐来的。”胖子土里土气地回答，没有什么客套。“不知你们要买多少斤？”盐行老板小看来客，并不让坐。“你们盐行多少钱一担？”胖子开门见山。“敝行价钱公道，五块钱一担。”“胡扯！我们打听过了。人家的好盐才四块三角七。”胖子亮了底。 　　永记盐行的老板看到胖子口气挺硬，后面还跟了个穿旧军装的，便皮笑肉不笑地问：“请问客人，你们要买多少？”“按刚才我听来的价钱，买200担！”盐行老板吃了一惊，心里思忖：做这样大买卖的行商，哪有穿得这样破旧的，衣服上还有补丁呐！他连忙要伙计倒茶，递过香烟，点头哈腰并笑嘻嘻地说：“胡老板，还有邵经理，李经理，请坐，请坐！行情嘛，好商量。敝行素来公平买卖，注重信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3人买了200担，装上船，打了封印，向洪泽湖进发。 　　胡“老板”和邵、李两“经理”，还有邵的父亲―一个五六十岁的管账先生，买过盐后回到船上，同船民一起吃玉米饼子和咸菜。天黑后，他们钻进船仓，打开自己带来的背包，倒头呼呼而睡。船行6天，到达洪泽湖西淮河岸边的五河县城。4人不进饭店，不住旅馆，每天与船民同吃同住：早上喝大米粥，吃咸菜，中午和晚上吃玉米饼，有时炒个把菜，付5角伙食钱。胡“老板”同两位“经理”，前去同记盐行和兴业盐行问当地盐价。这里是10块钱一担，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把盐卖出，在船仓里把银元点清，邵老先生一一清算账目：除去付船家的费用，净挣近一倍。 　　这3位“商人”是谁呢？原来胖子是骑兵团团直政治指导员胡光明，瘦子是团供给处股长邵一平，大汉是司号长李玉兴。3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忠实可靠，认真负责，艰苦朴素。 　　在他们出发前，周、姚两人根据邓政委指示和团军政委员会的讨论，找3人前去谈话。姚运良先开口说：“你们的任务是利用地区差价把盐贩子赚去的钱弄到我们手里，把供给处那些打仗缴获来的钱都带上。我们赚钱的目的，一是要买马和马装具，扩大骑兵配置；二是保证部队供应，不向或少向师供给部领钱。还有，要预备点钱留给那些年纪大的同志。如邓胡子邓汉林。”姚又说：“你们出去没人监督，但领导信得过你们，要保持老传统。”胡光明、邵一平同李玉兴都是农民，从来没有做过买卖，自认为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看到组织这样信任他们，便决心干好。 　　3人出身贫寒，手中从没攥过这么多的钱，完成任务后心里像揣了个兔子，直发怵。但毕竟第一次就赚了那么多钱，3人都高高兴兴地回团部，向团首长汇报。 　　“守着黄金喝稀饭，拿着银元鞋穿烂” 　　不久，3人再次接受任务，团长周纯麟和政委姚运良对他们说：“一定遵守党的政策。一旦违反了，就是赚再多的钱也不行！还要提高警惕，注意土匪。都带枪没有？”3人齐声回答：“我们都有驳壳枪。”“一定要公私分明，账目清楚。”“是！” 　　胡光明的外号叫“老干”。原来有一次，他回团部休息时打篮球，由于鞋太旧，打着跑着鞋底就掉了。有人开玩笑说：“胡老干，胡老干，手里拿着钱，一双鞋子穿几年，打球鞋底朝了天。”他听后笑了笑，还是穿双旧鞋。 　　运了几次盐后，他们发现与其放空船回去，不如再装些东西去卖更合算，于是就在五河粮行买了一批黄豆，运到洪泽湖东蒋坝去卖，后来又打听到响水口那里的好盐只要2块钱一担，于是就背着背包、银元，带着苗震远等几个战士，晓行夜宿，步行到响水口。一路上，他们吃的是玉米饼、红薯稀饭，把盐运到五河后，一担就卖了10元，这一趟挣了足有几十万。他们又用在战斗中缴获的马车运盐，从洪泽湖东出发，经成子湖北边的唐莫圩子再向西运送。 　　有一次，他们从五河将黄豆运到洪泽湖东的蒋坝、高良涧，碰到上海商人带了一批马达、电池，煤油，西药等物资，这正是新四军通讯部门和卫生部门急需的。他们连忙将黄豆折成钱，买回了这批物资，运到师部后如数上交。 　　他们来往于洪泽湖东西两岸，钱越赚越多，本钱早已归还给团供给处。管账的邵老先生一算账，净挣足有几百万！银元装满了两马车，还有金砖、金条、金溜子等共一百两多黄金。最多的一次，他们包了100多条船运货，成了不小的“资本家”！但即便是做这样大买卖的“行商”，大家还是艰苦朴素，公家的钱分文不沾，都由邵老先生入账。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胡在五河，邵在王营，李在船上，每人都掌握了不少钱。即便有一两条船的货不入账，也没人查得出来。他们守着成堆的银元，依旧艰苦朴素，连袜子破了也没有买新的，而是缝缝补补继续穿。在几次买卖中，胡光明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而邵一平和李玉兴后来也加入了党组织。 　　为革命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骑兵战士们拿着大批银元去买马时，几个干部还在风雨中摔打，在湖浪中颠簸。一次，孟昭贤到鲁西南，带去买盐赚来的几麻袋银元，买回七八十匹马。有时买不到公马或骟马，就先买母马或怀驹的马，再去换可以用于打仗的马。大家打马刀，购买马鞍、马垫、马缰等也都用自己的钱，而不是从上级那里领。这样，骑兵团在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方针上扩大起来，受到邓政委的表扬。 　　有的骑兵战士编了一首快板，形容这几个“老板”和“经理”： 　　守着黄金喝稀饭， 　　拿着银元鞋穿烂。 　　衣裳缝里生虱子， 　　买块肥皂也不愿。 　　金砖金条金溜子， 　　银元装满几马车。 　　这真是 　　两袖清风，腰缠万贯。 　　在国民党大举进犯淮北、苏北时，骑兵团按照华中军区谭震林副政委的指示，把这笔钱交给了华中军区供给部作为部队的作战经费。胡光明等几名同志则先后回到骑兵团，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和战斗。 　　（编辑：魏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