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致广大而尽精微_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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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阳华的《“致广大而尽精微”——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一文，以研究者较少关注的清人王文诰对苏轼诗歌本意的探索方式、原因以及得失为考察对象，做了较为全面的论析。

在某些论述中，如前人对王文诰评点苏诗的不足，作者提出新的解释，认为王文诰之所以贬低纪昀是由于评点的方式不同，而不是纯粹的学术攻击，并由此进一步指出王文诰评点的不足，都不乏真知灼见。

该文剖析详明，文理清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推荐人：吕肖奂

“致广大而尽精微”

——论王文诰的苏诗评点对苏诗本意的探索

林 阳 华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王文诰对苏轼诗歌的评点，体现出自觉探索本意的意识。其所采用的评点方式，有“旁证”、“内证”、“臆说”三种，即“以史证诗”与“以经证诗’、“以诗文证诗”、“以诗解诗”，具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他之所以自觉探索苏诗本意，与清代注评苏诗的学术特点、乾嘉学派重视从经史层面治学的风气、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以及有意识地宣扬苏轼思想人格有紧密的关系。他对苏诗本意的评点虽然存在失误，但瑕不掩瑜，功劳值得重视。

关键词：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苏诗评点；苏诗本意

作者简介：林阳华（1983— ），男，福建漳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2-0178-05 收稿日期：2010-12-11

清人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按：以下简称《编注集成》），在苏诗注释方面，虽具有集成性质，但由于创获不多，故颇受研究者指责，因其与本文论述关系不大，兹不赘述。相反其评点虽收获颇多，但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本文从王文诰对苏诗的评点入手，但不以对苏诗艺术层面上的评点，而以其对苏诗本意的评点为主要研究

对象，分析其探索方式，进而论述其原因与得失。

一、探索苏诗本意的方式

王文诰对苏诗本意的探索意识相当自觉，这离不开其“与经史相发明”的治学方法。他在《编注集成》自序中说道：“先君举（《苏文忠公诗文集》）以授诰，且诏曰：‘异日汝与经史相发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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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而尽精微”

诰谨受而藏之。由是行役之暇，手订是编，未尝一日去左右。旁搜注义，凡百十余家，诗旨会通，足与李、杜、韩集并重，爰序而刊之，用以明先君

［1］2843之意焉，谨序。”所谓“用以明先君之意”，即

将所评之诗同儒家经典和圣人相比附，以证明苏诗乃“本诸垂教立极者也”。王文诰在《编注集成自序》中云：“阅一千四百余载，至宋，而其后嗣文忠公继起，公之诗庶矣。然约举其要，则

［1］2842-2843

亦本诸垂教立极者也。”之后列举了诸多

指“异日汝与经史相发明”，亦即“以经史证诗”。周裕锴先生认为，“诗史互证”中的“以诗证史”方法在《编注集成》中，体现的很充分

［2］381

苏诗比附尧、舜、禹、汤、武、孔子等人之诗，以阐发苏诗对他们诗歌所含“微言大义”的异代承续，说明苏诗具有很强的“经典”意味。

引用十三经等经典，来协助对本意的阐述。如针对《岐亭五首》其一的“绕村捉鹅鸭”一句，《编注集成》卷二三云：“客有过韵山堂举此句者云：后篇戒杀，此句何不禁捕耶。答曰：本集尚有‘杀尽西村鸡’句，亦多有杀牛之语，此即《诗·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孓遗’之意，不以辞害义也。且此乃叙初至季常家，举家欣动之情，已见其妻不妬。要知客在堂而内妬，欲求甘旨不失饪者鲜矣。后诗戒杀，乃明年重到所作，正以

［3］999-1000其前此多杀故也，与此尤可参看。”诗中

。诚然

如此，但令笔者感兴趣的是，王文诰如何使用“以史证诗”方法探索苏诗本意，以及还采用了哪些方式的问题。“异日汝与经史相发明”，特别重视“以史证诗”与“以经证诗”，此称为“旁证”。但王文诰不仅尊重其先君之遗愿，亦采用“内证”、“臆说”方法来评点苏诗本意。

王文诰引用了一些涉及有关苏轼与新旧党争、蜀洛之争关系的史料，来评点其诗歌本意，这些尤其能体现出他对苏轼的推崇。

牵涉到新旧党争之诗，苏轼常用比喻、寄托等手法来掩饰主旨，因此王文诰往往深入探讨“诗之本事”，从而使诗之本意得以昭显。如《九日次定国韵》，《编注集成》卷三五云：“此诗乃是日又次定国韵，非次定国九日韵也。其题旨在前序中，前诗所不及者则发于此，诗不用再及九日也。初白谓：‘无一语及九日，只是自写襟期，无暇检点’者，乃自不了了耳。定国前被攻击，不可胜计。上年五月，以子由荐，除知宿州，不及一月，已为安鼎攻罢，仍管勾太平观……因追数台狱，同被罪尤。而至于是诗，虽句句飘空，而其实字字皆着迹也，其慨之也至矣。”烈欲与其决裂之情。

对于某些依靠苏轼的生平及其它相关时代材料，无法解读本意的诗歌，王文诰则采取审慎的待考态度，不妄自推测。如《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中的《茶蘼洞》一诗，《编注集成》卷一四云：“一题作三十首，非一题作二三首者可比，尚何死法之足论乎？且与可只有老妻，并无姬侍，亦蜀人也。此诗本意，就与可论，亦恐道治平末同与可在蜀之事，不可死看。彼以为理法细密，我以为眼界窄塞，识者辨之。”

［3］549［3］1507

借用了苏轼诗中句，并由常被引用的《诗·大雅·云汉》二句诗来说明读此诗不能“以辞害义”，进而说明此诗主旨所在，实乃“以经解诗”。

“旁证”主要着重于“与经史相发明”苏诗本意。而所采用的“内证”方法，则是借助苏轼作品来评点诗歌本意，即“以诗文证诗”。

王文诰除了直接引用苏轼的作品来解读本意外，有时则引用他人对苏轼作品的评语以说明本意。如《山邨五绝》其五，《编注集成》卷九引江藩评云：“此首因时政之弊，约子由解组归田也。我，公自谓也。汝，谓子由也。故用马少卿事作结，与‘阿奴虽碌碌’二句同意，特未注明子由

［3］329-330耳。”所言甚是。江藩的评点切中要害，已

故诗中有“我观去来

今，未始一念留。奔驰竟何得，而起无穷羞”的强

无需再多加阐释，故引用之。

王文诰并不拘泥于“旁证”、“内证”，亦采用“臆说”方式评点苏诗本意，从诗歌文本出发来解诗，即“以诗解诗”。

除了按一般的解诗程序探求苏诗本意外，由情感上把握苏轼本意，亦是王文诰使用的一种方式。如《东府雨中别子由》，《编注集成》卷三七云：“此篇大有慷慨，故语亦激昂之甚，非‘兴到’之

［3］1552谓也。”苏轼与苏辙情谊如亲如友，乃文学

虽然王文诰指出“此

诗本意，就与可论，亦恐道治平末同与可在蜀之事，不可死看”。但并不因此即定为确论，故希望“识者辨之。”

除了通过“以史证诗”之本意外，王文诰亦采用“以经证诗”，其同属于“旁证”范畴。

史上之佳话。雨中的离别，更增添了“白首归无期”的沦落感，加重了对往昔“对床定悠悠”的共隐共退愿望难以实现的悲怆感。故诗的情感乃如王文诰所说“大有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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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

又从诗中个别诗句，推测全篇诗意。如《同年王中甫挽词》中之“如君事业真堪用”一句，《编注集成》卷一四云：“通篇惟此句挽中甫，余皆于十

［3］563-564

五人悼叹不已。其后更作挽词，亦此意也。”

的学术风气当有较大的关联。如果再查阅宋人对黄庭坚、王安石等人所作的诗注，会发现亦是如此。它们着重的是对诗歌的典故出处、地理名词、典章制度等的考订，当然与清代的有程度上的区别。虽然亦为他们编年谱，但未将其用于分析诗歌的思想情感，而只是作为背景材料引用。将评点与注释共同运用于苏轼诗歌注本中，到清代才广泛出现。王文诰的《编注集成》既注释又评点苏诗的现象，即是这种时代学术风气的产物。

而且清代的乾嘉学风，对王文诰评点苏诗本意影响甚大。乾嘉学派，以治学严谨、学风平实，不尚空谈著称。王文诰生逢乾嘉时代，其所秉承的“与经史相发明”苏诗本意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学术风气的直接反映。清人阮元在为王文诰《编注集成》所作的序中说道：“王君（王文诰）盖谓变法、改法之不明，则由于史陋；朔党洛党之不辨，则由于史讳；纪时纪事之不当，则由于注诬；改编补编之不确，则由于注淆，此皆于两公本事为娴，贯于心而徒驰骛于外，故其歧舛脱

［4］序言

阙，治之愈棼。”阮元指出了王文诰对“盖谓

“如君事业真堪用”一句，就王文诰所言，实乃本诗句眼，其它处围绕此句依次展开。

兼及艺术手法，阐述本意。苏轼高超的表现手法，往往使读者被迷惑，故王文诰进行辨认，希望不要为苏轼所欺。如《白水山佛迹岩》、《编注集成》卷三八在分析此首诗的第三层本意时，指出：“则前之格局皆乱，而后文亦脱，散漫不可

［3］1622-1623

收拾，读者慎勿为作者所欺。”

指出苏诗的反用现象以辩证苏诗本意。如《四明狂客》的“毫端偶集一微尘，何处溪山非此身”二句，《编注集成》卷三三云：“此因无家可归，故云无处不可归也。必如是解，则下意方醒而后

［3］1407诗亦不背，然起句终非题画也。”此处使用

了反其意而用之的手法，需要读者仔细辨别，否则会适得其反，而这也是苏轼曾意识到的问题。

王文诰对苏诗本意的探索，体现出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所采用的“旁证”、“内证”、“臆说”方式中，“旁证”与“内证”又是常用的方法，这印证了其欲“与经史相发明”的初衷，亦使得他对苏诗本意的评点较为合理、可靠。当然在评点中，“臆说”方式能够弥补以上两种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亦应该引起重视。

二、探索苏诗本意的原因

王文诰对苏诗本意的自觉探索，与清代注评苏诗的学术特点、乾嘉学风重视从经史层面治学的风气、他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以及他有意识地宣扬苏轼思想人格有紧密的联系。

清代对苏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开拓时期。其中的一个明显表现在于，由以往的注本中只对苏诗作注，转向在注本中兼注释与评点。

为苏诗作注和编年谱始于宋代，此后历经各朝，至清代蔚为大观。其编排主要采用了编年和分类两种形式。主要的宋代注本有：施元之、顾禧的《施顾注苏诗》，题名王十朋的《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年谱有傅藻的《东坡先生纪年录》、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施宿的《东坡先生年谱》。在宋代，虽然已出现了编年体苏轼诗歌注释本，但并未体现出将注释、评点共同直接出现于注本中，以解释苏诗思想情感的现象，这与宋代

变法、改法之不明，则由于史陋；朔党洛党之不辨，则由于史讳”上的阐发，即看到了王文诰对“史陋”与“史讳”的重视，而其所使用的“诗史互证”法亦有力探索了苏诗本意，以及弥补并纠正了“史陋”和“史讳”。

具备了这样的时代风气，未必就能使王文诰意识到探索苏诗本意的重要性，这还有待于他对当时兼注释与评点苏诗的优劣，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方可做到。

清代的苏轼诗歌注本，先后出现了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沈钦韩的《苏轼查注补证》、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主要注本。选注本主要有清初汪师韩的《苏诗选注笺释》，以及清末赵克宜的《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两书兼有部分苏诗评点。王文诰之所以如此重视探索苏诗本意，正是对此前注本此方面不足的补充和挖掘。“在写作方法上，清人的苏诗评点更多的保留了宋以来诗文评点的一般特点。如评语较为简略，多直觉式的感悟，虽有时也闪烁过一些思想火花，但缺乏逻辑方法所具有的周密、严谨，只有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爬梳剔抉的工作，方能得出论者的要旨；又侧重于艺术分析，对诗歌的遣词造句、修辞手法、结构层次等方面的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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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而尽精微”

析往往细致入微，深中腠理，但亦时有琐屑细碎之处，对诗人的写作背景、意图及诗歌的思想内

［5］77涵相对忽视。”虽然王文诰的评点亦不免有以

三、探索苏诗本意的得失

王文诰对苏诗本意的自觉探索功不可没，如上所述可见其概貌，但也有不足之处。孔凡礼和王友胜先生已有所指出。

孔凡礼先生指出了王文诰“妄自尊大”的表现

［1］9-10

上所列举之不足，但他对苏轼的“写作背景、意图及诗歌的思想内涵”却很重视，其所使用的“旁证”、“内证”方式即是集中的体现。他虽同样重视苏诗结构、韵律、章法、艺术风格等层面的评点，且往往有独特见解，然而他的贡献更在于，发现了前人对苏诗思想情感阐发上的不足，而将之往纵深方向推广。这是中国古代为苏诗作注者，难以企及之处。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就采用了王文诰的辑注和诗歌评点，可见其在苏诗注解和评点上的重要作用。

王文诰对苏轼及其诗歌的推崇与长期不辍的研究，使得他很重视对苏轼思想人格的宣扬，探索苏诗本意就是这种意识的集中反映。

仅从当时为王文诰《编注集成》所作的序来看，不难知道苏轼在清代，具有近乎“圣人”的地位。如梁同书的序，云：“苏文忠公以文章经济为有宋冠冕，观其学术之富、德业之盛、忠义气节之

［4］序言奋发，虽跨唐、越汉，贾、陆不足多也。”对

，笔者在阅读他的苏诗评点过程中，也发

现了他对纪昀的批评，所使用的诸如“诿话”、“谬甚”、“群小”等等极富讽刺意味的词语，可以列举很多。不可否认，王文诰的这些行为很不符合学术规范，但不能纯粹认为就是为了抬高自己，有类学术攻击，因为王文诰之所以如此不满意前人，特别是不满纪昀对苏诗的评点，在于如果不指正他们评点的失误，它们只会误导读者，有失苏诗本来面目，因此王文诰在引用前人的言语时，在指出前人的败笔时，往往也告诫读者要注意克服这些弊病，并且不厌其烦地教给读者正确的解读方法，都是出于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苏轼。

而且亦可以看到，王文诰评点苏诗本意时，往往是将苏轼当作一个近于“圣人”的角色来对待，他对纪昀评点苏诗本意的不满，往往也是针对纪昀对苏轼这个崇高形象，不能给以“经史”层面上的合理阐释的批判。且纪昀重视从文学艺术层面评点苏诗，与王文诰“与经史相发明”的评点方法与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差异，这才是他屡遭王文诰指责的主要原因。虽然，“与经史相发明”等评点方法的使用，为解读苏诗本意提供了方便，但也出现了以下几点失误。

王文诰在评点苏诗本意时，虽然亦点出本意所在，但不指出本意为何，让读者有语焉不详之感，这是评点苏诗本意的不足之一。如《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编注集成》卷八就“白藤肩舆帘蹙绣”一句，

［3］286

云：“寿昌事至此毕，以下入公本意。”又如《捕

苏轼的文学创作和“学术”、“德业”、“忠义气节”皆给予高度的肯定。如果再仔细翻阅从南宋至清代，对苏诗作注者的作注缘由，不难发现，或出于对前注的不满，或缘于苏诗的难以解读，而王文诰则是为了使苏轼的思想人格得以昭显，以显示苏轼的崇高地位。他将苏轼比为屈原，感叹：“然苏公（苏轼）诗后无徴，而公之孤忠斥逐，差与灵均为近……公正道直行，竭智尽忠，谗人间之，困惫折辱，而其诗上溯唐虞，下逮齐鲁，明道德之广崇，娴治乱之条贯，参观穷达之理，与灵均信一致矣。”且认为其“能以陶（陶渊明）自广，全其晚节。比较闻沧浪而卒不返者，殆又各行其志，而公则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其与诗道，诚大

［1］2842-2843

备矣”。亦将苏轼与陶渊明的不与世苟

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一，《编

［3］458

注集成》卷一一评：“结出本意。”两处虽均

同、洁身自爱的晚节相等同，故有“其与诗道，诚大备矣”之说。

王文诰对苏轼思想人格的极力推崇的意识，结合当时注释苏诗、评点苏诗的时代学术风气，再加上其对此种风气得失的洞察，不仅使得他对苏诗本意的探求具备了内外双重有利条件，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使得苏轼的思想人格得到了重视，亦为苏轼精神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王文诰探索苏诗本意的主要贡献。

指出本意当在何处，但不作进一步阐释，所以给人以言尽而意不尽之感。

对苏诗本意的解读采用牵强附会的方法，不仅体现在王文诰前人的评点与读者的解读中，而且在王文诰评点中亦有所反映。如《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意字人字兼寄孙巨源二首》其一，《编注集成》卷一五就“门外想无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二句，云：“活画出一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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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

是图、不顾分义之小人。盖他事不足以诫勉修史，故以鬼恐吓之也。使公当国，虽一枝笔尚信不过，肯畀以国是乎？可见日后吕大防、刘挚辈务欲召之之愚。”

［3］626

妄加猜测苏轼的用意和推断读者的心态，也是王文诰评点的失误。如《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编注集成》卷二一就“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云：“一片空灵，奔赴惋下。此因赴岐亭而念关山也，但本意于末句暗藏‘路上行人’四字，结住道中，读者

［3］886-887

徒知赞叹，未见其夺胎之巧也。”末句所使

王文诰虽然多结合苏轼生平事迹

与时代背景评点苏诗，但有时也让读者觉得很牵强，无法理解。“盖他事不足以诫勉修史，故以鬼恐嚇之也”这样的说法，让人不知所云。“使公当国，虽一枝笔尚信不过，肯畀以国是乎？”更难以知晓何意。这正是由于王文诰所采用的“与经史相发明”苏诗本意的缺陷。不可否认，如具有确凿的经史材料以证明苏诗本意，那主观臆断不可与之相比；若与之相反，则只是妄自猜测，不仅无法接近事实，而且适得其反。

王文诰自称是苏轼的知己，在《编注集成》卷一五中，他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作了评点，其云：“查注引韩驹、洪迈诸说，纷然辨陶《归田居》六首之是非，所见甚陋。公但用其韵，以纪游白水山事，又岂暇为陶较得失哉。此尤非知公者也。”

［3］1659-1660

用的表现手法已被广为沿用，并不始于苏轼，也不像王文诰所说的具有“夺胎之巧”，读者并不难辨别。而所谓的读者具有“徒知赞叹”的行为，也不见得是如此。

总而言之，王文诰对苏诗本意的评点，瑕不掩瑜。由于其在评点中，极为重视从“旁证”、“内证”来解苏诗本意，避免了很多由于主观臆断可能造成的失误，因此对苏诗本意的把握亦相对较为准确。他对纪昀评点苏诗本意有了开拓，不妨将其评点同王文诰的苏诗评点结合起来看，那将是非常好的苏诗评点材料，可相互补充和纠正。最后借用曾枣庄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以证明王文诰探索苏诗本意的贡献所在。“清注苏诗颇多，以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三家为最重要，并各具特色，《查注》的考核地理，《合注》的汇集诸注菁英，《集成》的比切时事，考订诸诗背景，都能针对前注之不足，多所订正，多重考据，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真可谓

［3］301后来居上，超过前人。”实际上，查慎行《补

不可否认，王文诰对苏轼的和陶诗

主旨的论断，极为通脱和精彩，甚至比专门评点苏轼和陶诗的温汝能更加受人瞩目，这与他对苏诗思想情感的准确把握当有密切关系，引为“知音”也不为过。但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使得他不仅如孔凡礼先生所言，借用他人的话来抬高自己，而且通过贬低其他诗人来抬高苏轼，对杜甫的贬低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如《编注集成》卷二二在评点《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时，指出：“解杜与解苏不同，杜无考，故易；

［3］958

苏事事有考，故难。”解杜与解苏的方法，当

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写成于清初，并非乾嘉时期，严格地说，他所受的不是乾嘉学风，而是由汉以来考据之风的影响，所以他在考据上并不如冯应榴、王文诰更具乾嘉学风特点。

然不可一概而论，但不仅苏诗事事有考，而且杜诗亦是如此。单从宋人解读杜诗的方法来看，实际上并不容易，而仅从千家注杜诗这个数目来看，也不见得注苏诗者有如此之多。

参考文献

［1］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曾枣庄.苏诗汇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4］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5.

［5］王友胜.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J］.湖南大学学报，2003，（5）.［6］曾枣庄.苏轼研究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一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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